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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

中国文化要义-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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谚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正指此。韦布林(T。 Veblen)著《 有闲阶级论》,叙述各处社会都有视生产劳动为贱役可耻而回避之习惯。(1)(韦布林(T 。Veblen)著《有闲阶级论》,胡伊默译本第29—37页,中华书局出版。)要知中国却不 同。虽学稼学圃皆不为孔子所许;然弟子既以为请,正见其初不回避。子路在田野间所 遇之长沮、桀溺、荷艹/条丈人,显然皆有学养之贤者,而耕耘不辍;其讥夫子“四体 不勤,五谷不分”,更见其重视生产劳动。又天子亲耕藉田,历代著为典礼;则与贱视 回避,显然相反。许行“与民并耕”之说,非事实所能行;明儒吴康斋先生之真在田间 下力,亦事实所少见。最平允的一句话:在中国耕与读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间 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士与农不隔,士与工商亦岂隔绝?士、农、工、商之四民,原为 组成此广大社会之不同职业。彼此相需,彼此配合。隔则为阶级之对立;而通则职业配 合相需之征也。

由于以上这种情形,君临于四民之上的中国皇帝,却当真成了“孤家寡人”,与欧洲封 建社会大小领主共成一统治阶级,以临于其所属农民者,形势大不同。试分析之:

一、他虽有宗族亲戚密迩相依之人,与他同利害共命运;但至多在中央握权,而因为没 有土地人民,即终无实力。

且须知这种权贵只极少数人,其余大多数,是否与他同利害共命运,尚难言之。像明嘉 靖年间裁减诸藩爵禄米,“将军”(一种爵位)以下贫至不能自存。天启五年以后,行限 禄法,而贫者益多,时常滋事。当时御史林润上言,竟有“守土之臣每惧生变”之语, 是可想见。

二、他所与共治理者,为官吏。所有天下土地人民皆分付于各级官吏好多人代管。官吏 则来自民间(广大社会),又随时可罢官归田或告老还乡;其势固不与皇帝同其利害,共 其命运。

三、官吏多出自士人。他们的宗族亲戚邻里乡党朋友相交,仍不外士、农、工、商之四 民。从生活上之相依共处,以至其往还接触,自然使他们与那些人在心理观念上实际利 害上相近,或且相同。此即是说:官吏大致都与众人站在一面,而非必相对立。

四、诚然官吏要忠于其君;但正为要忠于其君,他必须“爱民如子”和“直言极谏”。 因只有这样,才是获致太平而保持皇祚永久之道。爱民如子,则每事必为老百姓设想; 直言极谏,则不必事事阿顺其君。所以官吏的立场,恰就站在整个大局上。

只有一种时机:他一个人利禄问题和整个大局问题,适不能得其一致,而他偏又自私而 短视;那么,他便与大众分离开了。然此固谈不到什么阶级立场。

政治上两阶级对立之形势,既不存在;这局面,正合了俗说“一人在上万人在下”那句 话。

秦以后,封建既不可复,而皇室仍有时动念及此者,即为其感到势孤而自危。这时候, 他与此大社会隔绝是不免隔绝,对立则不能对立。古语“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 正是指出他只能与众人结好感,而不能为敌。而万一他若倒台,天下大乱一发,大家亦 真受不了。彼此间力求适应,自有一套制度文化之形成。安危利害,他与大社会已牵浑 而不可分。整个形势至此,他亦不在大社会之外,而与大社会为一。

一般国家莫非阶级统治;其实,亦只有阶级才能说到统治。在中国看不到统治阶级,而 只见有一个统治者。然一个人实在是统治不来的。小局面已甚难,越大越不可想象。你 试想想看:偌大中国,面积人口直比于全欧洲,一个人怎样去统治呢?他至多不过是统 治的一象征,没有法子真统治。两千年来,常常只是一种消极相安之局,初未尝举积极 统治之实。中国国家早已轶出一般国家类型,并自有其特殊之政治制度。凡此容当详论 于后。这里要点出的,是政治上统治被统治之两面没有形成,与其经济上剥削被剥削之 两面没有形成,恰相一致;其社会阶级之不存在,因互证而益明。本来是阶级之“卿、 大夫、士”,战国以后阶级性渐失,变成后世之读书人和官吏,而职业化了。他们亦如 农工商其他各行业一样,在社会构造中有其职司专务,为一项不可少之成分。此观于士 农工商四民之并列,及“禄以代耕”之古语,均足为其证明。古时孟子对于“治人”、 “治于人”之所以分,绝不说人生来有贵贱阶级,而引证“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之 社会分工原理。可见此种职业化之倾向,观念上早有其根,所以发展起来甚易。日本关 荣吉论文化有其时代性,复有其国民性,政事之由阶级而变到职业,关系于文化之时代 性;然如中国此风气之早开,却是文化之国民性了。

我们当然不能说旧日中国是平等无阶级的社会,但却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这就为:

一、独立生产者之大量存在。此即自耕农、自有生产工具之手艺工人、家庭工业等等。 各人作各人的工,各人吃各人的饭。试与英国人百分之九十为工资劳动者,而百分之四 为雇主者相对照,便知其是何等不同。

二、在经济上,土地和资本皆分散而不甚集中,尤其是常在流动转变,绝未固定地垄断 于一部分人之手。然在英国则集中在那百分之四的人手中,殆难免于固定。

三、政治上之机会亦是开放的。科举考试且注意给予各地方以较均平之机会。功勋虽可 荫子,影响绝少,政治地位未尝固定地垄断于一部分人之手。今虽无统计数字可资证明 ,推度尚较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之英国情形为好。英国虽则选举权逐步开放,政治机 会力求均等;然据调查其1905年以上半个世纪的情形(1)(此参取英人所著《苏联的民主 》第319—334页所述,书为邹韬奋译,生活书店出版。),内阁首相及各大臣、外交官 、军官、法官、主教、银行铁路总理等,约百分之七十五还是某些世家出身。他们几乎 常出自十一间“公立学校”和牛津、剑桥两大学。名为“公立学校”,其实为私人收费 很重的学校。普通人进不去,而却为某一些家庭祖孙世代读书之地。

所以近代英国是阶级对立的社会,而旧日中国却不是。此全得力于其形势分散而上下流 通。说它阶级不存在,却不是其间就没有剥削,没有统治。无剥削即无文化,其理已说 于前。人类平等无阶级社会尚未出现,安得而无剥削无统治?所不同处,就在一则集中 而不免固定,一则分散而相当流动。为了表明社会构造上这种两相反之趋向,我们用“ 职业分途”一词来代表后者,以别于前之“阶级对立”。

于此,有两层意思要申明:

一、如上所说未构成阶级,自是中国社会之特殊性;而阶级之形成于社会间,则是人类 社会之一般性。中国其势亦不能尽失其一般性。故其形成阶级之趋势,二千年间不绝于 历史。同时,其特殊性亦不断发扬。二者迭为消长,表见为往复之象,而未能从一面发 展去。

二、虽未能作一面发展,然其特殊性彰彰具在,岂可否认?凡不能指明其特殊性而第从 其一般性以为说者,不为知中国。我于不否认其一般性之中,而指出其特殊性,盖所以 使人认识中国。

在第一章中,曾提到一句笑话:“若西洋是德谟克拉西,则中国为德谟克拉东。”在近 代英国——这是西洋之代表——其社会及政治,信乎富有民主精神民主气息;但旧日中 国亦有其民主精神民主气息。他且待详于后,即此缺乏阶级讵非一证?若指摘中国,以 为不足;则如上所作中英社会之比较,正可以严重地指摘英国。所以只可说彼此表见不 同,互有短长。亦犹之英国与苏联,此重在政治上之民主,彼重在经济上之民主,各有 其造诣,不必执此以非彼也。




第九章 中国是否一国家
一 中国之不像国家

第一章列举中国文化特征,曾以中国不属一般国家类型,列为其中之一(第十一特征)。中国何以会这样特殊,这就为一般国家都是阶级统治;而中国却趋向职业分途,缺乏阶级对立,现在就这问题一为申论。

中国之不像国家,第一可从其缺少国家应有之功能见之。此即从来中国政治上所表见之消极无为。历代相传,“不扰民”是其最大信条;“政简刑清”是其最高理想。富有实际从政经验,且卓著政绩如明代之吕新吾先生(坤),在其所著《治道篇》上说:

为政之道,以不扰为安,以不取为与,以不害为利,以行所无事为兴废除弊。(见《呻吟语》)

这是心得,不是空话。虽出于一人之笔,却代表一般意见;不过消极精神,在他笔下表出的格外透彻而已。所以有一副楹联常见于县衙门,说“为士为农有暇各勤尔业,或工或商无事休进此门”,知县号为“亲民之官”,犹且以勿相往来诏告民众,就可想见一切了。

事实上,老百姓与官府之间的交涉,亦只有纳粮,涉讼两端。河北省民间谚语,说“交了粮、自在王”,意思是:完过钱粮,官府就再管不到我(亦更无其他管制)。至于讼事,你不诉于官,官是不来问你的。不论民刑事件,通常多半是民间自了(详后)。近代以前的西洋社会,多数人没有自由;而昔日之中国人却可说是自由太多——孙中山先生有此语。古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田而食,凿井而饮;帝力何有于我哉!”或出文 人想象,未必实有此谣。然而太平有道之世,国与民更仿佛两想忘,则是中国真情。

这种无为而治,如其不是更早,说它始于西汉总是信而有征的。当时相传曹参为相而饮酒不治事,汲黯为太守而号曰“卧治”,如此一类有名故事可见。但我们不可就信他们只是受黄老思想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构造,于此时慢慢展开,其需要无为而治的形势(详第十章),就被明眼人发见了。

前引长谷川如是闲的话“近代英国人以国家为必要之恶,而不知中国人却早已把它当作不必要之恶”,正是指此而说的。

复次,中国之不像国家,又可于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之。国家功能,一面是对内,一面是对外。中国对内松弛,对外亦不紧张。照常例说,国际对抗性之强弱似与其国力大小不无相关。然在中国,国力未尝不大,而其国际对抗性却总是淡的,国际对抗性尽缺乏,而仍可无害于其国力之增大。此缺乏国际对抗性,有许多事实可见。——

第一就是疏于国防。例如沿海港口,为国际重要秘密,引水权绝无委诸外人者。内河航行,允准外人充当向导,尤为世界所未闻。清光绪十年(1884)中法之役,法军航深入闽江,即系由中国海关颁给执照之美国人引水。事载慕尔氏之国际公法,各国学者引为奇谈。据说在中国海关注册为轮船引水者,外国人约占半数。然这不过是其一端;类此不讲国防之事例,大约要数出十件八件亦不难。

第二就是户籍地籍一切国势调查,中国自己通统说不清。这原是国际对抗的本钱家当,时时要算计检讨,时时要策划扩充的。自家竟然一切不加清理,足见其无心于此。不知者或以为中国人头脑知识尚不及此,那便错了。史称“萧何入关,收秦图籍”,那正是此物。其实早在先秦战国,便已有之。不过在二千年后,倒不加讲究罢了。

第三就是重文轻武,民不习兵,几于为“无兵之国”。所以我们在第一章中,曾据雷海宗教授《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一书,所指出之“中国自东汉以降为无兵的文化”,列以为中国文化特征之一(第十二特征)。盖立国不能无兵;兵在一国之中,例皆有其明确而正当之地位。封建之世,兵与民分,兵为社会上级专业;中国春秋以前,合于此例。近代国家则兵民合一,全国征兵;战国七雄率趋于此,而秦首为其代表,用是以统一中国。但其后两千年间,不能一秉此例,而时见变态。所谓变态者:即好人不当兵;当兵的只有流氓匪棍或且以罪犯充数,演成兵匪不分,军民相仇之恶劣局面。此其一。由此而驯至全国之大,无兵可用。有事之时,只得借重异族外兵,虽以汉唐之盛,屡见不鲜,习为常事。此其二。所谓无兵者,不是没有兵,是指在此社会中无其确当安排之谓。以中国之地大人多,文化且高于四邻,而历史上竟每受异族凭陵,或且被统治,讵非咄咄怪事。无论其积弱之因何在,总不出乎它的文化。看它的文化非不高,而偏于此一大问题,少有确当安排,则谓之“无兵的文化”,谓其积弱正坐此,抑有何不可?颇有学 者不同意雷说(1)(对于雷氏中国无兵之说,论者多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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