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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

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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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洛夫当了多年列宁格勒区委书记。斯大林在1925年,派他到这个北方的威尼斯去,清除季诺维也夫的影响。基洛夫为人没有架子,容易接近,很得人心。凡是反对斯大林的人,举他为旗帜。十七大的选举结果,证明了这一点。毫无疑问,如果举行民主选举,基洛夫一定当选为党的领袖。可是,当时谁也想不到,这就要了他的命。斯大林消灭了敌手,同时借此为口实来发动清党。基洛夫当了牺牲晶,还捉供借口,让人消灭自己的拥护者。斯大林立即亲自发动镇压,在血泊中解决问题。一百来个犯人立即处决,罪名是指使了凶手尼古拉也夫。1935年1 月15、16日,审判很快开始。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押上了被告席,并且招认自己是反对派的头头,对于凶杀案该负道义上的责任。他们俩,一个判十年徒刑,一个判五年。说实话,我们当时在大学里,谁也不信凶杀案有什么组织,只不过是什么激烈分子干的事。
  反正,谁也想不到后来的演变。
  1935年土月18日,党领导指示全体地方领导“动员一切力量,消灭敌对分子”。敌对分子,含义不清,内政部可以放手大干。为了揪出敌对分子,人人猜疑,家家告密。报纸奉命催索罪犯,报纸文章连篇累牍,号召公民忠诚老实。这就是说,毗舍邻居,同事同僚,舟车旅伴,街道行人,无一不是嫌疑分子。人人窥伺,个个监临,彼此告发,举国若狂,奸细疫泛滥成灾。
  社会各阶层无不波及。我的儿子米歇,在共产国际子弟学校上学。他讲给我一个故事,很有教育意义,说明了间谍狂的心理,已经发展到什么田地。
  有一天,一位布尔什维克的特派员,回到莫斯科,到学校探望他的儿子米沙。家长探亲,学校照例举行欢迎会。家长在再次出差以前,对孩子米沙说:“过半个月,我再来找你。”
  第二天,这个人便被捕了。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孩子打听他父亲的信息。校长避不作答。后来又召集同学们解释说:“你们还记得吗?我们不是为了招待米沙的爸爸,开了欢迎会吗?其实,你们看见的那个人,并不是米沙的爸爸,而是一个奸细。米沙的爸爸已经给资本家害死了。所以,我的孩子们呀,正如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样,一定要加倍警惕,揭发人民公敌。”
  孩子们响应号召,便在学校附近搜索奸细。有一天,他们在街上发现一个怪人。这人身材高大,体格壮健,身穿加巴丁长外套,领子竖着,帽沿低压,眼戴墨镜,手拿黑书包,不用怀疑,肯定是个奸细。孩子紧紧跟踪,瞧着他走进一家工厂的大门。这群穿短裤的小侦探,马上奔向门岗,责问他说:“你疯了?让奸细进了厂门!”
  门岗吃了一惊,接着发笑说:“你们说的那个‘奸细’,乃是本厂厂长。”
  审判开始了。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战友,遭受莫名其妙的指控,成了法国、英国、波兰和不知什么国家的特务。
  证据呢,都是伪造的,不成体统的。每审一件案子,必定宣读一份政治局委员的名单,说他们都是被告企图谋杀的对象。名单随时变换。有些谋杀对象,过几个月却以搞恐怖的罪名,在被告席上出现。这种悲惨的现实,破绽百出,本该使最盲目的人也会恍然大悟,然而在苏联公民中,却形成无边的恐怖。国家机器制造出一种难以置信的群众心理,一时风靡全国。举措失度,不讲道理,席卷全苏。象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布哈林那样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作出那样的招供?全世界千百万人都提出这个问题,但是长期得不出答案。甚至在苏联本土,捏造谎言,弄虚作假,黑幕重重,一主要过了多年,才部分揭开。1964年暂时解冻,科学院出版苏联史第九册,内中写道:“基洛夫被刺以后,1935年1 月,1936年8 月,1937年1月,1938年3 月,四次审判原反对派的成员。三次公开进行,指控全体被告:叛国,通敌,谋害斯大林、莫洛托夫、高尔基以及另外一些人。经过材料分析,证明案件的审判显然违法合法的规范。即使公开审判,也有违法之处。
  指控根据证词,完全违法无证不起诉的原则。卡尔·拉狄克在审判时声称,全部案情只根据两份供词。一份是比亚塔科夫的供词。一份是拉狄克本人的供词。他挖苦地问维辛斯基说,‘本人之流既然是土匪,特务,那么供词如何又能作为证据呢?’他向维辛斯基问道:“你根据什么,认为我们说的都是真话,纯粹的真话?’现在,事实已经证明,毫无疑问,托派和右倾分子,在审判中提供的证词,绝大部分都是无稽之谈,从而令人怀疑全部证词的真实性。
  “总检察长维辛斯基主持审判,完全破坏了诉讼的规则。
  克雷斯丁斯基拒绝认罪,维辛斯基便宣布退堂,等第二天续审。第二天克雷斯丁斯基宣称,自己是心不在焉地说了‘无罪’,没有说‘有罪’。布哈林肯定自己,从未参加准备谋杀,或任何牵制行动。法院没有任何证据,足以向他起诉。
  他问道;‘你们有什么证据?除非就是沙拉冈维奇的供词。
  这东西在我被控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在这一点上,维辛斯基列述事实时,厚颜无耻地宣称,向罪犯起诉,没有必要先证实其全部罪行。根据我们提到的这些情况,不能不作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案件粗暴地破坏了法制。〃 这就是1964年,苏联政权的官方看法。然而,真相却还远不止此。还应该算上身体和精神所受的折磨,对被告家属所搞的系统的恫吓和讹诈。几十个党案,牺牲者所受的冤屈,不该叫人忘怀千百万苏联公民遭受的镇压。对这些人来说,连招供都用不着。
  斯大林的领导下,经济发展,集体化,工业化,都没搞好。斯大林下令干部轮换,意思就是清算一切参加过工作的人。清党运动组织得非常科学。分类分等,街道街坊,一部一部,一行一行,分片进行。一人下狱,鸡犬不留。同事,友好,无不波及。比亚塔科夫在重工业部工作。由于工作关系,他当然认识成百个人。可是,一经逮捕,他认识的人便都成了嫌疑分子。
  比亚特尼茨基的案子,最能说明这种株连式的镇压。比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列宁的亲密战友。自从成立共产国际,他便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他组织能力很强,曾担任干部局的领导。他选拔培养干部,派往各国共产国际的组织。1937年初,有一天,他被捕,并且判决为德国间谍。事情的真相一直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搞明白。那时候,我关在盖世太保的监牢里,时间是1942年。审讯我的人,就是对比亚特尼茨基施用离间计的人。判罪根据的证件全是假的,是德国反间谍组织伪造的。纳粹反问谍组织的头头们,想利用苏联风行的间谍狂,在苏共领导集团里面,凭空捏造出一个德国奸细。为什么偏偏看中了比亚特尼茨基呢?很简单,德国人知道,通过他可以搞垮整个第三国际的干部局。
  比亚特尼茨基是德国人熟悉的。因为他在十月革命以后,陪同拉狄克到德国去出过差。盖世太保逮捕了共产国际派去的两个德共党员。事情搞得很机密。被捕的两个人叛变投敌,仍然在德共内部活动。其中一个人报告苏联内政部,说是他掌握了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叛变的证据。他又把比亚特尼茨基的材料送到莫斯科,“证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和德国情报组织发生了联系。在当时苏联的那种气氛下,这就足够判决一个党的元老。只要机器一开动,就会自己运转起来。跟着比亚特尼茨基,成百个第三国际领导人都失踪了。
  审讯从来也没有认真进行过。逮捕谁,谁就犯罪,这是天经地义的。罪人必须招认。不肯招供,罪加几等,越发是个叛徒。稍有嫌疑,机器便开始转动,直到定案判决。最基本的辩护也是没有的。整个国家只不过是内政部的实验场地。从1935年起,城城村村都关满了无辜的人。监狱不够用了,扩建新的。兴建集中营,动员了好几十万劳动力。
  外国共产党人倒是优越的观察者,他们目睹狂澜席卷全苏。在第三国际享有领导地位的外国共产党人,非但不予抵制,而且听之任之,甚至为虎作伥,迁就这种与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做法。
  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毫无保留地拥护斯大林的政策。
  大家随后就可以看清这一点。我在巴黎的时候,马塞尔·加香和瓦扬,古久里率领法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第二次党案以后,也回到法国。他们在瓦格拉木大厅的群众大会上报告经过。他俩说些什么呢?歌颂斯大林英明远见,及时揭穿并粉碎了“恐怖集团”。
  瓦扬·古久里叫道:“我们亲自听到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招认他们犯下的滔天罪行。请你们想一想,这些人如果没有犯罪,他们能自己招认么?”
  加香和瓦扬·古久里跟法共全体党员一样,只凭苏联提供的材料,来坚定自己的信念。他们是否知道,三大党案只不过是前台的节目。而后台还有多少千万共产党员,不审,不判,连供词也没有,就此无声无臭,一去不返呢?
  共产党领导人,共产国际外国负责人,眼瞧着镇压日益蔓延。他们怎能不知道,在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代表,有的也下落不明了呢?共产国际,产业国际,农民国际,青年国际,妇女组织,有各国共产党干部好几千人,当时都在苏联的首都生活,工作。这些人有百分之九十都被清算掉了!另外还有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政治流亡者,为了逃避本国的迫害,却在苏联受酷刑,遭杀害。这些人既不属苏共,凭什么判他们刑呢?无非是苏联领导集团,不仅想从意识形态上指导共产国际,而且要自封特权,给“兄弟党”发号施令,任兔干部,操其生杀大权1 共产国际大厦里,听谣言是我们的专利。不幸的是,小道消息一般都是真实的。我们差不多完全了解全国的情况。
  关于贝拉,贡的事情,我就是在那儿知道的。贝拉·贡在1921年领导了匈牙利革命,参加第三国际并担任领导,主管巴尔干各国。
  1937年春天,他到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跟一些多年熟识的老同志一起出席。围着一张桌子坐的有季米特洛夫,马努依尔斯基,瓦尔加,匹克,陶托里亚蒂,还有一位法共领导人。马发言并宣称,他要发表一项重要的声明。根据内政部的文件,贝拉·贡,似乎从1921年便当了罗马尼亚的特务。
  在场的人都知道,贝拉·贡对社会主义的忠诚。一小时以前,大家还跟他热烈握手。这时候,谁也不提意见,也不要求补充说明,会议匣宣布结束。走出会场,一辆内政部的汽车在等着。贝拉·贡从此便如黄鹤一去再无消息了。
  过了几个月,布景仍然没有改换,唱控诉戏的还是那几个角色。桌子周围,空着两个座位,是波共代表的席位。免不了又是马努依尔斯基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解释说:从1919年开始,波共领导全都当上了毕尔苏斯基大独裁的特务。凡尔赛条约推迟了划定波兰新国家东面边界线。毕尔苏斯基利用这一情况,打算趁苏联政权的内部困难,在五百公里长战线上发起攻势,占领大片土地。不久,红军进行反攻,六月,波军退却,放弃了基辅和乌克兰。7 月底,图哈切夫斯基的骑兵离华沙已经只有二百五十公里。马努依尔斯基“透露”
  说,这时候,整整一个团的波兰士兵当了俘虏,其实都是故意的。这些人都是英法雇用的间谍,阴谋推翻苏维埃政权,自以为能够为资本主义国家搞特工。这些奸细里面,有波共的领导人。这么荒唐无稽的谎话,竟被出席会议的人照单齐收,毫无异议。
  波共中央委员,有的在法国.出差,有的在西班牙参加战斗,都披叫到莫斯科。这些人都热烈主张成立反法西斯战线,以便抵御纳粹的涨势。他们以为被召去莫斯科,是与这个想法有关,大概要去跟苏联同志进行讨论,于是毫无戒心地来到莫斯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竟在内政部的地窖里奄然物故。不知去向的,有波共元老瓦尔斯基,仑斯基,人称“波兰的列宁”等人。
  1938年,共产国际正式解散波兰共产党,借口是波共藏污纳垢,包庇许多间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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