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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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争取我和他们“合作”。
　　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看，马克西莫维奇的处境岌岌可危。我劝他让我设法把他隐蔽起来。
　　他说：　　“我不能这么办。我上有老母，还有一个妹妹。
　　我一走，她们怎么办？　你想过他们的报复手段没有？”
　　他接着说：　　“我若被捕，宁可自杀。”
　　“不行。这些王八蛋，一定要多杀几个才好。”
　　他全然不改习惯，照旧“工作”。12月12日终于在他未婚妻的办公室里被捕。
　　凯丝，佛尔克纳也由于密电被译出而暴露了身份。她知道自己会落个什么下场，就在12月回德探亲。三十年后，她的叔父告诉我说，她当时已经知道自己的下场。她的伴侣波齐亚尔多让盖世太保抓去受尽非刑拷打。她于1　月初回到法国。不出所料，她也遭到逮捕。
　　斯普林格的结局和布劳索莱德一样。
　　他在1941年12月撤退到里昂，我在上文已经讲过，他继续积极活动。他跟比国的一位前任部长巴尔达萨尔，还跟一位美国领事有交情，可以弄到一些消息。这真是一位不知疲倦的战士。他手拿武器和盖世太保战斗，最后英勇牺牲。
　　我在4　月里碰见他，劝他小心一些。他说什么也不干，只问我要密码。我只好给了他。
　　我问他：　　“发报机呢？　”
　　“我什么都有，美国人给了我一个小宝贝。”　　　　10月里，我们知道占领南方已经是几个星期里的问题，　　我回到里昂，再一次叮嘱斯普林格多加小心。他却发起火来说：“我知道我跟弗萝拉（　他的妻子）　可以一道到美国去，可是我不愿意，她也不愿意去。战士在前线，能说有危险便退却吗？　我们跟战士有什么两样？　我呀，我是第一线的战士，我要工作到最后一天。如果他们来了，我有办法招待他们。　　”
　　他把发报机安置庄一个小村子里，离里昂十七公里。附近有高压电线，他在上面接了根线。他又说：“他们要来，我把什么都炸光。”
　　可是他没有来得及。
　　一天晚上，他回里昂家里。他在事前早和他妻子约好，在窗子上做下暗号。他一瞧就知道能不能上楼。天黑了，灯全灭了，按说他该特别小心，而他却手握短枪，直奔楼上。
　　楼上有盖世太保等他吗？　管他妈的，有风险自己担当。一开门，特务们坐的站的满满一屋子。他就往人堆里开火，打伤两个。一手掏出随身老带着的药丸……可是没来得及吞下去。
　　他先关在里昂，第二天送往卯雷纳监狱，上了四天毒刑。圣诞节那一天，他怕顶不住非刑，便从五楼过道跳了下去。
　　斯普林格的堂妹叫伊凤，还有她的弟弟是在战后才知道他是怎样死的。事情记载在雷米上校写的一本书里，书名叫《勇怯集》。书中卷二第二十七页写道：“圣诞这一天竟以自杀开场。走到了绝路的人，在最高一层楼的过道里，跨出栏杆。许多监犯都听见叭嗒一声身躯落地……”这个记载是符合事实的。只有一点，斯普林格自杀，并非走到了绝路，而是为了决不在毒刑之下招供。我对他有足够的认识，知道他的勇气。他拿枪对付盖世太保，往人堆里开了火，服毒又没有成功，最后在狱中跳楼自杀，完全等于模范战士战斗到底。他的遗体后来被发掘出来，重新归葬。比国政府在他身后颁发了勋章，表彰他的功勋。
　　盖世太保在里昂的头目，便是那大名鼎鼎的巴尔比。他逮捕了卡茨的兄弟约瑟夫和我的老朋友希雷伯。两个人都不是“红色乐队”的成员。约瑟夫曾经要求参加工作，但是我没有同意，因为我不愿意一家两兄弟都搞这种性命攸关的工作，再加他们一家人都和我有渊源。
　　跟好多地下斗争中的战友一样，我也是在巴勒斯坦认识希雷伯的。他是热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但不是驯服工具。他不怕提批评，叫理论家不痛快。所以他老愿报名到西班牙去打仗，竟然没有得到批准，理由是他路线跟得不紧。
　　我在1940年夏天一到巴黎，便想找他。象希雷伯那样积极和坚决的人，决不会半途而废。我从他妻子那里得知，他在1939年办了一家收买旧汽车的铺子，一旦打起仗来，可资掩护。莫斯科情报中心对他感兴趣，派给他一位青年军官，名字很古怪，叫做弗利茨。表面上，弗利茨算是经理。
　　遗憾的是，情报中心派来的一些代表，本来已经够戗，弗利茨和他们比起来越发差劲。1939年秋天有一天，两名警探到车库去进行例行的检查，大概警署已经有希雷伯的档案材料。咱们这位苏联特务军官正在后面一间屋子里，一听见便跳窗逃走，而且动作十分“高明”，一逃就逃到苏联大使馆，报告他差一点被警察抓去。
　　大使馆里和弗利茨联系的人也是一位情报“高手”，其“高明”程度与弗利茨不相上下。他觉得最妙的办法，莫过于把希雷伯的电话号码和地址抄在本本上。法国警察便把希雷伯当作苏联大使馆的人员一样监视起来，并且随便找个借口，把希雷伯抓走，再把车厍搜查一遍。
　　这种客串式的胡闹目然会引起合乎逻辑的后果。德苏条约一签字，法国警察便把希雷伯抓起来，送进维尔内集中营。
　　德军开到以后，希雷伯还在集中营里。我决定帮助他越狱，并把我的计划告诉苏联驻维希大使馆的武官苏斯洛巴罗夫。
　　他说宁可走合法途径。他本来已经有一张苏联被捕公民的名单，打算交给德方，要求予以释放。再把希雷伯的名字添进去，十分轻而易举。果然，希雷伯获得了释放。可是，德国一向苏联开战，希雷伯还在马赛。老婆孩子已经在莫斯科定居，而他却没有来得及去，只好转入地下。这一次被捕时被击毙。
　　卡茨的兄弟约瑟夫则在流放后失踪。我之所以把他们两人的遭遇连在一起讲，那是因为我认为告发他们的人乃是同一个人。这个人叫做舒马赫，就是那种不三不四，特工用来到对方去卧底，做内线的人物。我有种种理由相信他是盖世太保雇用的眼线，钻进了“红色乐队”。温策尔被捕时的住宅是他租的。大家出了事，就他没事。比国小组破坏以后，他来到巴黎，住在拉劳希家。拉劳希是负责我跟罗宾逊两人之间联络的。1942年11月，他不管我的严格禁令，自作主张到里昂去找斯普林格（　斯普林格英勇就义的情况，我在上文已经讲过）　，同时也找了施奈德。12月，他找拉劳希，叫她约会罗宾逊。上文也已经叙述过德国人怎样兴师动众逮捕罗宾逊的。拉劳希迟疑一下，还是答应替他联系。结果是拉劳希从此一去不返，拉劳希是“红色乐队”的队员，爱上了一个杰林手下的眼线……姑娘长的很漂亮，性格温柔，身后留下一些美妙的诗篇。
　　第十八章特殊监犯
　　1942年12月25日，当夜就对我进行了第一次审讯。杰林必须解决我的拘留问题：关在哪里？　怎样关法？　关在哪里？　怎样关法？杰林大概是这样考虑问题：关押的地方必须十分偏僻，不至于让我被捕的秘密传出去。另外还要具备一切条件，使我不能越狱，这是起码的常识，不能跟外面通消息。
　　最后这一点，在对付“红色乐队”这样的条件下，有其特别重要的地方。在这方面，别动队吃了几次惨重的败仗，始终没能把在监狱的“乐队”队员全都封锁起来。因为，不能忘记，德占区监狱的看守人员总有些是战前留下来的旧人，总有人向抗敌组织通风报信，传递消息，有的还直接参加了抗敌组织。我在上文已经叙述过比京圣吉尔监狱的看守怎样把我们被捕人员的情况通知我们。
　　在法国的“乐队”被捕人员，集中关在弗雷纳监狱的一个特监里，若有转移，都得把脸罩上，在监狱里绝对禁止走动，监狱管理处不知道他们的身份，甚至其他德国机关也不知道。别动队员各人负责专门看守一个或几个犯人，不准过问别人的事。自从我被捕以后，防范措施越发严密。
　　我在上文已经说过，别动队在10月初来到巴黎便在索赛街安营扎寨。这地方在战前是法国政府保安局，别动队占用了整个四层搂。11月26日，我搬到一楼，原来保安局财务科的办公室。杰林想在这个地方把我隔离起来，给我这个“特犯”布置了两大间屋子作为牢房。头一间用钢丝网隔成两间，网上开一个门。半间里放一张桌子，两张椅子，让两个党卫军下级军官在里面白天黑夜看守着我。另外半间是给我的：也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外加一张床。朝向花园的窗户也蒙上铁格子。进口的门安上钢板。
　　过了两三天，柏林方面订定了规章制度，规定了我的待遇和看守人员的职责。真是德国官僚机构的一个杰作。首先禁止看守人员和我说话，也不准回答我的任何问话。
　　我住定以后，杰林给我介绍专门负责管我的人。这人名叫维里·伯格。他随时可以来看我，可以随便跟我谈话，兼管我的伙食，一日三餐由附近一个部队食堂给我送来。每天，我到院子里的花园去散步，也由他陪着。
　　他在这一桩公案里将占有不小的位置。他个子不高，长得很结实，脸蛋丰满，两手粗壮，要打人的时候就能狠打。
　　他身躯沉重，五十来岁年纪，智力不过中等，帮着杰林专心致志地演他那第二把手的角色。他是杰林的知心朋友，就他一个人知道杰林的秘密和他的雄心壮志，也只有他彻底了解别动队的特殊任务，　　“大赌博”的意图和措施。他在德皇治下已经以警探为业，魏玛共和国时期并未间断，随后又出力报效希特勒。他往往奉命经办微妙而见不得阳光的案子。比方说，里宾特罗甫去莫斯科签德苏条约的时候，就是他当保镖。
　　有些研究“红色乐队”的书，以为伯格是两面特务，往往把别动队的决定告诉我，这完全是虚构的。要真是这样，岂不太妙啦！
　　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和他发生接触，便有一种预感，觉得他有可能为我利用。我很快就发觉他这人有弱点，在生活里不得意，心情不好，不顺心的事太多，两个儿子在战争年代里死于白喉症，第三个儿子被飞机炸死，家也炸光，老婆经受不住，曾企图自杀，后来关进精神病院。所以从精神上来说，他是创痛深巨的。1942年年底，他和他的老友杰林都不信第三帝国能最后胜利。他为自己规定了一条行动指南，就别动队的范围来说，他准备两种结局：如果苏联和盟国得胜，他可以证明他对我很厚道，给我在“大赌博”里许多方便，如果第三帝国得胜，他又可以自诩为镇压“共党颠覆”的英雄。他加入纳粹党还不久，尽管满口纳粹八股，对于政治却显得十分怀疑。他对我说过不少意识形态方面的知心话，其中可以举出这样的说法：“我在德皇时代便当警官，艾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工作，现在是希特勒的侦探，将来完全可以为台尔曼政权出力效劳。”
　　在开头几天，我借口进修德语，请他转达我的希望，给我一本字典，纸，笔和报纸。请求被批准了。于是我存了一线希望，尽管这不过是幻想，希望能给情报中心打个报告。至于如何下手，我可连影子也没有。就眼前来说，我已经很有道理不该悲观丧气。一个囚犯梦寐以求的东西，我都有了。
　　手头有了纸笔就有希望跟外界通声气。
　　事情当然很明白，只要看守人员不放松，任何东西是没法写的。看守一天换两班，七点一班，十九点一班，每次都换新人。值班的党卫军下级军官，熟悉了规章制度，无不战战兢兢，两眼老死盯着我，一忽儿也不敢放松。要达到我的目的，必须不换看守，让我跟他们逐渐混熟。
　　我下决心和杰林商量，便对他说：“你得承认，这样下去，我被捕的消息越来越难以保密。
　　半个月里头，看守换了五十多人。只要其中有一个快嘴，那末外边就会知道索赛街关着一个‘特种犯人’，我说五十多个人中有一个快嘴，还是少说了。”
　　我说话故意带开玩笑，居然触动了杰林。从这一天起，看守只剩了六个人。
　　我和伯格的关系也越搞越知心。每天在花园散步，他每每一鳞半爪地透露一点别动队的消息。我用来象七巧图似的拼凑起来，可以得出别动队的真面目，也可以看出他们的一些计划，迷糊的东西就稍稍明确起来。伯格甚至给我讲一些柏林高级警察当局的情况。
　　伯格善于轻巧地说一些笨话。有一天，他毫无打趣的意思对我说：“奥托，你听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把事情搞好，战争早日结束。万一执法队把你押到刑场，我一定去和你握手告别。”
　　我用同样的口气回敬他说，“万一苏联执法队把你押赴刑场，我也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