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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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十分精干。他指挥的这个队伍是经过精选的，专门受过地下斗争训练的党卫军战士。巴黎分队由亨利希。
雷伊瑟率领。盖世太保的头子缪勒监督各次行动。希姆莱和包尔曼这两个特务总头目都亲自负责管理。
1942年10月初，别动队来到巴黎，在索赛街原法国保安局四楼安营扎寨。
针对法国小组的战斗打响了。
其实，这时候，小组已经初战不利，不过杰林却不知道。
原来，1942年6 月9 日，我们两个报务员，就是索科尔他们两口子，在拉菲特郊区一所别墅里遭到突袭。那时候，他俩正快要发完一封电报。一辆电波侦查车偶然巡查过去，发现了地点，立刻行动……
当时，盖世太保没有联想到“红色乐队”，因为索科尔他们使用的电台是包利奥尔安装的，功率太低，不能向莫斯科直接发报。这个电台发出的电报都是由伦敦转发的。所以德国人肯定索科尔他们是为英国工作的。
索科尔夫妇两人被捕的消息马上送到我们那儿。包利奥尔在另外一架电台上监听，忽然听到发报中断，知道出了事。
我马上派人到拉菲特郊区去侦察，结果证实了两人被捕。我们立刻去索科尔家“打扫”屋子。等别动队赶到那儿，什么有价值的线索都已经“打扫”干净。
就在当天，我把编码员维拉·阿克曼派去马赛。一面通知斯巴克，因为他是索科尔两口子的好朋友。索科尔夫妇受尽酷刑，英勇不屈，一个人名字也没能从他俩嘴里逼出来。
杰林不知道索科尔他们跟“红色乐队”的关系，但是，沃克博士的部下在柏林译出的密电，以及在比国被捕人员的口供都提供了很多消息。莱希曼受了酷刑，听说艾弗雷莫夫叛变，他便垮了，跟他的情妇玛尔维纳·格吕伯一道投靠别动队。杰林就靠了他们俩，对我们的巴黎小组有了一些认识。
他的头一招是想引我上圈套。他派人去跟里科宁夫人说，有一笔钻石买卖一本万利，不过只能跟吉尔伯本人接头。里科宁夫人是西梅克斯公司跟多特工程局搞联系的代表。
就这样把约会定在比京。幸好比京的别动队队员傻呼呼的告诉里科宁夫人，说我是“苏联特务”，他没有估计到里科宁夫人虽然是白俄，毕竟还有爱国心。
她马上告诉我说； “我反对共产党，但我首先是俄国人，我不愿意把你送给盖世太保。”
我一面安慰她，一面劝她去告诉德国人，说我忽然不舒服，不能赴约。
杰林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放出莱希曼来追我。他在阿特雷巴德街事件以后，曾经在巴黎住过一阵子，知道一些地址和一些信箱。他一处一处去找，可是，他的身份已经暴露，谁也不理睬他。别动队只好原地踏步。杰林知道“红色乐队”的神经中枢肯定在巴黎，他包围了几个组员的家，但是搞不出下文来。
杰林从格吕伯那里得知肯特的妻子芭尔扎在马赛。因为芭尔扎是格吕伯陪着去马赛的。肯特也在马赛。杰林马上发动马赛的别动队，于1942年11月12日把肯特夫妇双双捕获。
其实，肯特完全可以不至于落网。但是他不遵照我的指示在8 月里前去阿尔及利亚。他要去却非常方便。西梅克斯设在马赛的分公司经理儒勤·贾斯巴，跟卡特鲁将军交好。
卡特鲁将军在那时候正在阿尔及利亚当总督。可是肯特的情绪十分低沉，既不能行动，也失掉了反应。10月里，我到马赛找他，他自己觉得处境危险，知道几星期内，德军便要占领自由区了。 ·他对我说： “我不能到阿尔及利亚去，去了一定会被召回莫斯科，办我搞垮比国小组的罪。”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
“我如果被捕，就来一个假降，把德国人的意图搞清楚……”
“根本办不到。要假投降，必定要有办法通知情报中心。
这一点，你是办不到的，反而不得不交出密码。你摆弄不成德国人，反而受德国人摆布。”
我清楚地意识到我并没有能说服他。我又劝他到瑞士去避避风头，他说他的妻子正在等护照，决不肯在这时候分手。
第二天，德军便占领法国南部。肯特夫妇双双落网。别动队真没有浪费时间！肯特不等盖世太保费什么气力便从实招供。只要夫妻，团圆，什么都行。肯特知道西梅克斯两家公司和“红色乐队”
的关系，也知道阿尔弗雷·科尔班起多么重要的作用。
11月17日，我会见科尔班，对他说：“你的处境不妙，阿尔弗雷，你得走。”
“我？ 为什么？ 只有肯特一个人能害我。而肯特是个苏联军官，苏联军官决不会出卖人。不是吗？ ”
“阿尔弗雷，你做买卖非常现实，可是办旁的事，却太凭理想。你不了解盖世太保到底有多么厉害。你不仅得走，还得快走。你全家都到瑞士去！”
‘没门，我那口子根本不知道我于些啥，她决舍不得离开寓所。”
11月19日，别动队突袭西梅克斯公司‘，逮捕了主要负责人：科尔班，苏珊·广德，凯勒，密农夫人等等。
格罗斯沃格尔，卡茨和我撤退到安东尼。我们在那里有一处别墅，除我们三个人，’谁都不知道这一个去处。
我们很快就把情况总结一下。情况不妙。比京，荷兰，柏林以后，轮到了巴黎。我们决定先搞安全工作。 “红色乐队”法国组组员没有出事的还有五十来人，人人都接到了我们的通知。我们又跟法共代表米歇订出一套新的约会暗号。
格罗斯沃格尔也照样跟包利奥尔定了一套新暗号。
可是，最严重的是情报中心显然对我们失掉了信心。这将大大影响我们将来的行动。我们很快就看清了这一点。每逢报告情报中心有人被捕的消息，回电老说：“你们搞错了，发报仍在继续，而且发来的材料很有价值。”
情报中心并不错，发报是没有停止，包利奥尔已经截获几次艾弗雷莫夫发出的电报。他也截获过从荷兰、从柏林发出的电报。事情很明白，别动队不想让情报中心知道有人被捕，所以便让“乐队”不停地奏乐。用意何在呢？ 我们一时还搞不清楚。敌人破获一处电台，就让它反过来为敌人工作，发些假情报，让对方上当，这是合乎逻辑的，是特工惯用的手段。但是，德国人破获了电台，又用来发出真情报，使莫斯科了解真情实况：那就难以置信了。
我们觉得这样一种新策略大概隐藏着什么深谋远虑的东西，不过目前还猜不透其中奥妙。我们有责任把敌人的动机搞清楚，然后使其不能得逞。不管情况如何，一定不能让他们得手。万一我们再有人被捕，我们就表面上同意合作，以便更好地钻进敌阵。
有必要再一次把局势发展的情况通知情报中心。11月22日，我发出一份电报，把情况讲得详详细细。同时又写信通知杜克洛。然后，我们准备隐蔽一个时期，不留任何踪迹。
我在克莱尔蒙费朗附近一个名叫鲁瓦亚的小城里，办了一桩丧事。死亡证和墓碑都准备就绪。让·吉尔伯过不了几天就要一命归阴了。
我打算17日离开巴黎，卡茨晚几天走，格罗斯沃格尔一拿到居留证便去南方。
我在动身以前打电话给马尔布拉德医生。他是牙科外科大夫，本来要他给我送两个花圈，可是我又要他先跟我看看牙。恰好他在24日有一点空工夫，便约好14点钟见面。
第十四章“奥托先生，怎么样……”
11月24日，我起得很早，不慌不忙地盘算盘算最近发生的各种情况，觉得脚下荆棘丛生，非得十分谨慎小心，越想越觉得暂时分散的决定是聪明的，也是必要的。
我和卡茨在一起吃了午饭，没讲多少话。这不是长篇大论的时候，也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我们约好在16点左右会面，等我会过那位牙科大夫。随后，我再去跟德·温特告别。晚上还可以跟格罗斯沃格尔最后见一次面。当夜便搭夜车去鲁瓦亚。
卡茨陪我到牙医家去。诊所在利窝里街。我们还没有走到就分手了。卡茨离开几十米，跟在我后面。这是为了提防被捕而规定的新办法。14点正，我走到那座楼房前面，向左右两方瞧了两眼，行，可以进去。两旁既没有形迹可疑的人，也没有停着的汽车。我走上楼，按一按电铃。大夫自己来开门。我觉得奇怪。通常都是助手来接待就诊的人。还有一件事也叫我纳闷。候诊室里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平常老坐得满满的。此外，大夫一直把我引进诊室。我瞧瞧他。
他神色不对头，脸发白，手发抖。我问他：“你怎么啦，不舒服吗？ ”
他结结巴巴，听不清说的什么，接着就推我坐上治牙的椅子。他叫我仰头靠紧椅背枕垫上。我照办了。他拿起器具，手抖抖霍霍！ 简直伸不进我的嘴巴。忽然，我觉得身后有响动，可是已经来不及！ 我觉察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按说可以提起我的警惕，及早溜掉。现在却太晚了，背后大叫一声：“举起手来！”
我走进诊室一共还不到一分钟，身旁已经夹着两条大汉，各人都握着手枪，脸色灰白，跟牙医不相上下。我瞧瞧他们手里的枪，都霍霍地抖。嘿！倒是他们发抖，大概心慌得很。
突如其来的冲动刚刚过去——说不定我还是在场的人里面最不慌张的人——我马上恢复了镇静，脸上重新有了血色。我慢腾腾地举起手来，平静地说：“我没有武器……”
他们听了，大概也心定一些。另外一个人一步窜到窗户跟前，大概想挡住我跳楼的去路。
我站起身来，全身搜过，戴上手铐。他们眼神里仿佛有什么惊讶的意思。如果他肯说话，我估计他们会说：“怪事，你出门不带枪，也不带保镖？ ”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办得那么利落。
牙医走到我的身旁，好象就是他一个人还没有恢复平静。他的嗓子仍然打颤，勉强对我说，“吉尔伯先生，我向你保证，这事跟我毫无关系。”
他确实没有撒谎。我后来才搞清楚的。
当时，事情就那么摆着，我已经落进盖世太保的魔掌。
糟糕当然是很糟糕，不过仍然得保持信心。我隐约意识到我和他们的一场较量还不知鹿死谁手呢。
西梅克斯公司的职员们被捕以后，盖世太保日夜审讯。
酷刑用到一级、二级，问的只有一句话：“吉尔伯在哪里？ ”
只有科尔班一个人知道，可是他不说。我却不知道，就在这工夫，科尔班夫人和女儿都软禁在家里，由盖世太保的法国助手拉方那一伙看守着。他们以为我还不知科尔班被捕，所以到他家去等我，把夫人女儿作为人质。
23日，杰林和军谍局的皮普上尉从比京赶到巴黎。他们对埃利克·荣格很有意见，荣格是别动队队员，他自作主张抄了西梅克斯公司。杰林不乐意是可以理解的。先不打草惊蛇，只派人监视、跟踪公司的全体人员，岂不更能找到我的线索？
当天晚上，杰林把科尔班的夫人、小姐和一个兄弟都关进弗雷纳监狱。24日早晨，杰林亲自审讯科尔班夫人。他平心静气地对她说，如果在几个小时内，她还不说出我在什么地方，那末，科尔班便将在她和全家人面前枪毙，其余家属送进集中营。压力实在大得可怕。那位可怜的夫人急得五内俱焚，只好搜肠刮肚思索，居然想起了有一天，仿佛初夏光景，我害牙疼，请她介绍一位牙医。她便介绍了她家熟识的马尔布拉德大夫。
11月24日上午11点左右，科尔班夫人才把牙医的住址告诉了杰林。我认为她并没有出卖我，因为她并没有想到这样就会害了我。原来，前几个星期，她问过我牙还疼不疼。我说； “治好了，不需要再去了。”所以，她所做的正如任何情报员会做的一样；提供没用的消息，保全紧要的东西。
在这一次审讯的时候，科尔班就在旁边一间屋子里。门半开着，说话全都听得见。我想象当时科尔班听了一定很高兴，佩服他那口子居然想出了办法，扔点东西给盖世太保去啃嚼。
杰林和皮普马上出动。11点30分便到了牙医诊所。牙医不在。助手说他还在医院里。他们当即叫助手打电话去医院，说有急事，把他叫回家。大夫的父亲正害着病，住在诊所楼上，所以大夫一听说，马上赶回家。回家撞上盖世太保，逼着他把病号的名单念给他们听。大夫拿出身上的小本子，把一个一个人名字念了出来。就是没有那么个吉尔伯。
杰林拿过本本亲自检查一遍，仍然没有。直到最后，牙医想起了一个病号，本来约14点到诊所来，结果改了期，补上吉尔伯……
杰林和皮普真叫喜从天降，一辈子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