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德间谍战--"红色乐队"领导人的回忆 利奥波德·特雷伯-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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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拘留待审期间，我们给他找了最好的律师，照顾他的家属，不至受苦。他感激我们的照顾，不肯忘怀。尽管为了谨慎起见，我们不让他直接加入我们的组织，但是我们已经充分估计到他的智力和守口如瓶的美德，所以仍然把他当做一个有用的人。
不管怎样，“制鞋业”是垮台了。而且我从一开始便对这一行存着戒心。情报中心有了一大批存货，足够对付几年的缺货了。
第四章 投入战斗
到了1940年的春天，情况已经十分清楚，清楚得叫人头昏眼花，“滑稽战争”的寿命决不会延至夏天了。
我们搞到了德军攻击计划的一些组成部分，这使我们深信正在准备中的攻势必然收效。不幸的是，比国人也知道自己面临着何等样的威胁，而国家的中立在德国战车面前不过是—层薄薄的烟幕。不幸的是，波兰被遗弃以后，谁也不再去幻想英法的军事援助了。德军猛攻波兰的时候，德国西格弗利防线抽调走了兵力，防御空虚，可是法国军队，一秒钟也没有考虑出击牵制。然而，这却是唯一的办法足以减轻波军所受的压力。从战术上来讲，后果非常严重。如果当时希特勒受到了夹击，有可能被迫后撤，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当然，有这种想法并不是胡想重写历史。
这里，我想做一个重要的补充说明。研究“红色乐队”
的专家们往往指责我们曾向莫斯科透露了法国的作战方案，特别是魏刚将军从黎巴嫩出击巴库的方案。我要起来正式驳斥这种谰言。要证明这种谰言的狂妄，只要回想一下当时的报纸怎样连篇累牍地刊登了法国的这个作战方案，哪里还要什么情报组织来加以透露呢。
无耻谰言的用意无非是希望糟蹋了人，总不免留下一些污迹在那人身上。我再一次申明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直到1940年5 月，情报中心从来也没有向我们要过有关法国的情报。我想他们这种情报大概别有来源。
最不客观的历史家也都承认，法国政府在慕尼黑事件以后，又在准备新的投降。法国参谋部躲在马奇诺防线后面，白以为立于不败之地。而这条防线凭仗比国的中立，仅仅造到比国的边界为止。法国的情报组织难道不知道德军的备战工：作吗？可是，揭露德军备战的材料可实在不少呀1 法国政府就是不理睬嘛！ 等于说家里失火，房主人就是讨厌救火员，关上大门，不让救火。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戏剧性的例子并不是个别的。尽管索尔格一再提出警报，揭露日本马上就要进攻珍珠港，可是美国政府根本不采取任何防范措施（注）。
（注）也有这么一种假没，说是罗斯福为了启衅有据，故意听凭日本人进攻珍珠港。
5 月10日凌晨，德军向西进犯，轰炸布鲁塞尔。我到肯特家去写出第一封密码战报。我出门不久，便有三位比国警探到纽堡街我的家。我跟露芭从1938年起便在那儿住。他们对露芭说：他们奉命把我们带进集中营，让我们带一两天的干粮和替换衣服。什么道理呢？ 我们虽然入了加拿大籍，在他们看来，我们的祖先仍算德国人。比国政府已经决定把第三帝国国民以及沾亲带故的人，统统关起来。时刻可以说是紧急的。
露芭却并不惊慌失措。她请三位警探在客厅坐下，告诉他们说，我们原籍桑波尔，是在波兰境内。她搬出拉鲁斯大百科全书，请警探们翻阅查清。他们迟疑一下，便回去请示。
这一下来得正好。他们前脚走，我后脚到，听了露芭的情况，忙向她道贺。这时候，一刻也不能停留，马上得开拔。警察一定还要回来，我们就成了瓮中之鳖。赶紧收拾收拾，轻身跳出是非之地，海阔天空任鸟飞。
首先得把露芭母子送往安全场所。我们跟莱奥商量了一下，选中苏联商务代表团。我去跟原来的联络员联系一下，由他组织运转。从这天一清早，苏联大使馆和商务代表团已经让警察包围起来。露芭母子乘坐外交官牌号的汽车通过包围圈，在那儿住了两个星期，才搬到一处秘密的住所。后来，他们索性回到苏联。至于我呢？我先住在邻近的莱奥家，再由他那里改名换姓，重新出世。我的新护照上，姓名叫做让·吉尔伯，出生在安特卫普，职业是实业家。我们于是开始了地下生活。
果然不出我们所料，第二天，比国警察奉了正式命令，重新回去把我们带走，可惜迟了一步。话虽如此，我的特工生涯毕竟只差一发，几乎要来个出师未捷身先死。
警察找了我们几天，又去敲门找一位我们的美国女朋友，名叫乔琪·德·温特。我们早就熟识，并且时常往来。
“您最近几天见过加拿大人密克莱么？ 他乃是德国人。”
“你们搞错了，他是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 加拿大人！ 他是加拿大人，你就是比国人啦！ ” 这时候，战况日益严重。哪怕是最悲观的观察家也想不到德军进展会如此神速。5 月13日，德军前锋已经在法比两目越过缪斯河。古德利安将军的战车从色当的空隙蜂拥而进。
居民已完全失去斗志，谣言乘虚而入，人人都害了恐谍病：又是德国奸细，又是第五纵队，又是神秘飞机撒下伞兵，有如秋天的落叶纷至沓来。不知从何联想而起，也许心理分析家和研究群众心理的专家会给我们启发，说是德国奸细乔装神甫，到处活动。5 月11日，布鲁塞尔市内，布盖尔广场，出现一个不可思议的场面。人群歇斯底里地恶狠狠围住一位青年教士，掀起他的长袍，检查下面是否穿有德军制服。我没有亲眼瞧见搞修女，但是我知道人们也怀疑修女中间有奸细。
到处人心惶惶，不可终日，成千上万的比国人抛弃家业，往法国逃难。战报特慢。等战报出来，一个战役已成过去。
一些城市已被敌军占领，战报里还说在我方手里。我在十天前看见开过去的英国兵千方百计炸掉小运河，自以为可以妨碍德军的进展。可是，桥炸了，旁边的楼房也跟着炸了，人心越发大乱，大家都看清楚盟军是什么也挽救不了的了。
仔细观察这一次的闪击战，可以得出非常有价值的启发。
我打算忠实地汇报给情报中心，但是，首先非得开动我的收发报站嘛。
我们的发报机隐蔽在诺克市。为此，我们在那儿专门租了一处别墅。正打着仗，要搬到布鲁塞尔，当然有困难。诺克市还没有被占领。只要不浪费时间，很可能搞得出来。我派了阿拉莫去办。可这位仁兄觉得差一两天，没什么了不起，便绕道奥斯当去看看他的女朋友霍力克夫人。她在那里管我们一家支店。等到阿拉莫赶火车到诺克市去，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只好再跟莱奥一起，重起炉灶，白手起家。我们再次集思广益，大家出主意，绕过险阻，克服困难。我们和比京保加利亚领事馆一位馆员有交情，便去求他帮忙。他当然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保加利亚是德国的盟友，这人又有汽车，可以通行无阻，我们便求他帮我们到诺克市的那处别墅去找珍贵的物品，因为怕乱中遭抢劫。这样便坐车出发。
诺克市一片荒凉，家家都经过‘访问’。我们的别墅里，家具全空，简直受过洗劫。剩下的只有一个大柜，大概是因为搬不动。大柜里，我们本来搞了个夹层，收藏发报机。
大柜已经空空如也，可是夹层没被发现，贵重发报机箱子动也没动。我们便把箱子搬上外交牌号的汽车。归途路上，除了德国汽车以外，只有我们这辆轿车。这儿一条封锁线，那儿一个检查卡，我们节节通过，十分顺利。凭着车上挂的外交牌照，德国士兵还向我们举枪致敬。
离布鲁塞尔还有一半路程，汽车抛了锚，再也开不动。
我们只好下车，带了箱子，在路边上搭便车。我们的模样真好看。两个苏联特务，手提发报机，由一位保加利亚外交官陪同在那儿想搭德国军车。一辆辉煌的大轿车停了下来，车里坐着党卫军高级军官，听了我们的解释，便让我们上车，并且叫司机把发报箱放进车后面行李箱里。大家友好地交谈，走完全程。保加利亚盟友嘛，什么事不好商量。经过一再推辞，才谢绝了把我们护送到家。我走进一家咖啡馆，喝了不少白兰地，庆贺我们的相逢、相别。
总算没人啦，我们叫辆出租汽车，回到隐蔽住所。不幸，阿拉莫打开箱子，准备发报，才知道机子完全没搞好。只好再去请商务代表替我们发军事情报。
诺克市之行至少给了我启发，既然坐了保加利亚朋友的车，一路便那末样顺利，干吗不去战场转一圈呢？ 理由是，我们“橡胶王”总公司在法国北部有家支店，最好能去瞧一瞧。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本来爱出游，哪怕要冒点小风险，再加他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又爱帮帮朋友，他便答应了我们，说他自己也想去看看住在那个地区的朋友。于是，我们在5 月18日离开布鲁塞尔，带着通行证，哪儿都能去。
我们一走便走了十天，穿过德军攻破的色当，观察了阿布维尔周围的战事，和敦刻尔克大撤退战场。回到比京，我写了一份八十页的报告，总结了我亲眼目睹的闪电战：战车部队深插敌后，空军轰炸战略要点和战线前后的交通联络等等。
跟日耳曼指战员相处了十天，我深信不难跟他们接触。
从军官到士兵，嗜酒善谈，打了胜仗，不免喜欢夸耀一番。
他们希望不到年底便解决法国和英国，接着便跟苏联算账。
反正整个计划不外这些。
后来我们又见到一些党卫军的军官，看法有点不一样。
他们告诉我们说，原先他们以为不用再打苏联。这显然是纳粹宣传的结果。苏联的宣传也是其应如响。当时，苏联最时髦的是歌颂苏德的友谊。德国方面，情况一样。戈培尔本人也在他疯狂叫嚣的演说里，把迹近反苏的词句取消。在这几个伤心的月份里，我们往往在德国军官嘴巴里，听到把希特勒和斯大林相提并论。照他们说起来，国家社会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他们还向我们指出，两家选择的目标完全一样，只不过道路不同。我们当然没有心情去追问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到底葫芦里卖什么药。
我亲眼瞧见德国军官拍着汽车盖子嚷嚷：“我们攻势得手超过了所期望的，还不是靠苏联给汽油开坦克，给皮张缝皮鞋，给小麦烤面包！ ”
第五章 初步措施
战事往南移了。我们打算随着这个动向，再搞一次“视察旅行”，以巴黎为目的。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贝特罗夫，依然替我们驾车。
德军开进巴黎才几天，我们也就到了那儿，景象十分凄惨。纳粹旗在巴黎上空飘扬。街上尽是灰绿军装在游荡，市民仿佛都走空了，免得目睹敌人的队伍进城。
我们决定在巴黎建立“红色乐队”的总部。为此进行了初步接触。6 月底，我和莱奥接受了瑞典驻比使馆一位熟人的提议，为红十字会把几百封法国战俘的家信送给维希政府。
我们坐瑞典红十字会的车去到维希，并且用了整整一夜工夫看了这些战俘家信。信里面都愤怒谴责法国政府和参谋部，甚至用丁卖国的字样。
维希政府乱成一团，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政客们激动之余，都去温泉疗养以恢复元气。可惜，这些人恢复了元气，对法国却没有什么好处。
我们在法国战时首都抓紧时间建立了初步联系。1940年整整一个夏天，我们用全部精力把巴黎小组建立了起来。希勒尔·卡茨帮了我很多忙。我是在巴勒斯坦认识他的。跟我认识莱奥的情况差不多。从1929到1932年我在巴黎居住的期间，我们继续彼此往来，后来却失去了联系。
卡茨的身材中等，虽然戴着厚玻璃眼镜，目光却十分敏锐。前额很高，头发很厚，为人热情，热爱生活，很容易跟别人接近。他跟他父亲一样，爱好音乐，同时又会使泥水刀，会造房子。他年纪很轻便加入共产党，对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从来也不动摇，哪怕在急风暴雨势不可当的时候。
他喜爱少年儿童，辅导共青团组织。他的态度率真，很能引起同情心。他交游甚广，对于我们将来的工作很有好处。他虽然是外国人，却在1940年自愿参加法国军队。复员时军人证上写的是安德烈·杜布瓦。
他片刻不肯错过，马上和我一道投入工作。我们保持了过去的习惯，仍然到处开设公司，用以掩护我们的活，动。
1941年1 月13日，在比京成立了一家公司，叫做西梅克斯戈，在巴黎也成立一家，叫做西梅克斯。阿尔弗雷·科尔班担任西梅克斯的总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