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童话-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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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时，中共另一位老机要工作者刘三源的妻子也几乎同时分娩。两个婴儿在哺乳室里紧挨着，箫远音又白又胖，像粒大而白的大米；刘三源的孩子黑黄而瘦小，像粒小而黄的小米，人们便大米、小米地叫开了。父母去香港工作，箫远音随行，广东人称呼人喜欢叫“阿什么阿什么”，大米在香港被叫成了“阿咪”。后来，箫远音的妹妹箫远丽出生，周恩来说：“我主张弃繁用简，老大既然叫了大米，老二就叫二米吧。” 在箫远音印象里，西花厅水榭下既无水也无莲花，枉称莲花池。后来才得知，周恩来进住时，从节俭考虑，不允许蓄水养莲花。工作人员就在池底种植了向日葵、玉米、花生等作物，从此花池成了菜地。
第五部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第25节 育英学校
在孩子们充满新鲜感地走进新家，走进虽然有些残破，却依然瑰丽多姿的园子的时候，新的学期已经开始了。最早住进中南海的多数孩子，是育英学校的学生。 育英学校创建在河北省平山县的下东峪，正式开学的那天是1948年11月21日。初创时学生并不多，但陆陆续续总有新同学加入。加入最多的一次，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的合并，因此也可以说，育英学校是由两个学校合成的。 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王若飞的儿子王兴、胡乔木的女儿胡胜利、当时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秘书长廖鲁言的儿子廖侯、叶子龙的女儿等十来个孩子，都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的。 进入北平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与育英学校合而为一，称中直育英小学，校长是原育才小学的教导主任、后来出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韩作黎。合并后学生一下增加到几十人，都是中共领袖、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中直机关干部的亲属子女。搬家和安顿并没费太久的时间，很快恢复了正常学习。 当时的干部们都实行供给制，学校的子弟们也不例外，他们的生活用品，例如被褥、洗脸盆、牙具等，还有学习用具，都由公家发放。衣服由公家统一做，多用呢子或精细布料，这些好料子都是缴获来的，让孩子们享用是大人们的心愿。 每个孩子都有一块包衣物用的包裹，包裹布一律都是日本的太阳旗；统一发的背心，也是用太阳旗做的。汪延群还记得：“背心正好在太阳处开一个洞，脑袋从那儿伸出来。”后来，笔者从吴振英家，通过当年父亲给女儿的拍照留影，一睹了孩子们身着太阳旗背心的模样。那么多的日本旗，也不知道和校址选在了原来日本人的军事学校里有没有关系，难道是从这里翻出来的？ 洗脸盆是铜的，写大字的墨盒也是铜的。当年的学生胡胜利、李万邦等回忆说：“那都是很好的铜制品，本应当做纪念好好保留的，可惜大炼钢铁时热情一上来，把它给捐出去了，正经钢也没炼出来，纪念品也失去了。” 最初的在校生，全部实行寄宿制，吃、宿在学校。1950年进育英学校读书的康辉回忆说：“在学校吃得很好，有缴获的高级罐头，像奶粉，甚至还有罐装燕窝，都被送到学校，增加孩子们的营养。” “我记得为了增加营养，我们喝的稀饭里还要加一小匙维他命一类的药粉。有时还喝葡萄原汁的饮料，这些大概都不是当时我们国家自己生产的，都是战利品。我觉得那时的生活特别幸福。”同是育英学生的钟延辉说。 和康辉同年级的徐建林记得：“学校组织春游等外出活动时，发给每个人带些糖果，还有巧克力。可是我们这些从山沟里来的土包子，最初不认这些高级玩意儿，看巧克力黑不溜秋，吃起来有股苦味，以为是什么药，悄悄地给扔了。” 以上情况都可反映出，中共领袖、中央领导机关对下一代成长和健康的关切和照顾。还可作此见证的是，育英学校的名誉校长是杨尚昆。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主任担任一所小学的名誉校长，大概除了育英学校，再没有第二个了。 尽管只是个名誉校长，但杨尚昆对学校的事务和在校学习的孩子们，很挂记在心。严冬之际，突然来寒流降温，他就会亲自到学校去看看，过问一下孩子们的冷暖。
第五部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第26节 陈毅想看儿子，却被挡在门外
显然是由于多为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缘故，学校管理极其严格。北平刚刚解放，敌特分子还没有肃清，周围的社会环境也比较复杂，为了保障孩子们的绝对安全，学校订立了一大堆规章制度。校门把守得极其严格，门卫中甚至有1935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因为他们政治可靠，责任心强。 学校管理如此严格，难为的是送孩子在这里读书，而本人却在外地担任领导工作，难得来一趟北京的部分家长。例如陈毅，他当时在上海任市长，却把在读书年纪的孩子搁在了北京的育英学校。 一次，陈毅到北京开会，利用午间休息匆忙从会场赶往育英，想看一眼多日不见的儿子。结果就被那位恪守规定、绝不通融的1935年的老资格，屏挡在校门外。不管你怎么说，就是不让进。 下午继续开会时，陈毅看见兼着育英荣誉校长的杨尚昆从身边走过，就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定的制度很好嘛，你的工作人员执行制度也很认真嘛。” 杨尚昆听得一头雾水。当他得知中午的故事后，有点过意不去，打算跟学校联系，让陈毅父子见上一面。可陈毅会议一结束，就必须赶回上海，遂以“下次再说吧”，谢过杨尚昆的好意。 由于育英学校距市区较远，接送孩子们上学回家，家长们是各显其能。有的委托公务员接送，有的家长则派轿车接送孩子。毛泽东则有时让机要秘书跑一趟，有时托保健大夫王鹤滨代接一下，因为王鹤滨妻子的两个弟弟也在育英上学。 后来，外交部亚洲司一位叫魏宝贵的服务员，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紧缺物资的浪费。他建议由育英小学设两三辆汽车专送小孩，同时在西单附近设一联络点，由家长到那里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时间。 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很重视。我们的新政权建立在战争的废墟上，一切必须从勤俭着眼，但孩子的安全也必须保障。他立即将信转批给担任育英小学名誉校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从那以后，中央办公厅就专门拨了一辆中型的汽车，还从警卫处抽调了一位叫王海萍（音）的女同志，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傍晚，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学生回家和返校。 有意思的是，乘车的孩子除了记得自己在车上以外，都记不起车上的其他人。惟一一个能说出自己以外的同车人的，是张纪宇。“我有时从家里出来的早一些，到流水音北边的交通科等车。在这儿常能看见一个早到的女孩，她就是交通科长钟步云的女儿钟晓兰，她和我同年级，所以我记得她。” 再一个对接送的班车有较深印象的，是汪东兴的长女汪延群。因为有一次，班车把她给落下了。 汪延群从小就喜欢和男孩子玩，女孩子喜欢的唱歌跳舞抱个娃娃什么的，她毫无兴趣，男孩子爬墙上树的队伍里，倒不时有她的影子。她那时常跟着胡胜利的弟弟胡幸福乱串，因为他熟悉中南海里的地形，知道怎样翻墙穿夹道躲过哨兵，到想去的地方玩。 有一次，汪延群爬到了菊香书屋附近的烟囱顶上。给毛泽东做饭的厨师廖炳福看见了，劝了半天，最后以给她吃冰激凌，才把她哄下来。还有一次，她和一群孩子到春耦斋玩，不知为什么管理员非要赶他们离开，他们不愿意，跟管理员又吵又闹了一通。 这些事传到汪东兴耳朵里，汪延群总免不了挨一顿训斥或一顿揍。汪东兴在这类事情上，责罚孩子甚严。因为孩子的顽皮，常常会给警卫和服务工作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自己的孩子不管束好，跟别人铁面无私就不硬气了。 正是感到自己的孩子太顽皮，精力过剩，1950年秋，汪东兴夫妇便把不满6岁的长女送进了育英小学，让老师用学校的纪律和功课改造她吧。 5岁多就进学堂，也真够难为汪延群的。所以当老师问她：“喜欢上学吗？”她毫不迟疑地回答：“不喜欢，我想回家。”她在上课时坐不住，捣捣乱，是难免的。如此一来，挨批受罚就比同班年纪大些、懂点事的孩子多些。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她又因为上课调皮而受罚。等老师允许离开，她赶到校门口，中南海接孩子的车刚刚走。她想回家，不愿留在学校，就哭哭啼啼地朝着城里的方向走。幸好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工人，他问她为什么哭，她说要回家，可汽车开走了。“有钱吗？”“就有3毛钱。”她一边回答，还一边抹眼泪。“3毛就3毛吧。”就这样，三轮车工人把她从万寿路拉到了新华门。
第五部分 “我们新少年的先锋”第27节 育英学校的怪现象
因为学生是陆陆续续来的，育英学校开始连年级都不好分。50年代初，分了从1到14班，数越小的级别越高。班与班之间有的差半年，有的差几个月不等。 张纪宇的亲身经历是，到校先在最大数的14班。观察了几天，校长韩作黎找他谈了一次话，又委托一个老师测验了一下，感觉他和哪个班的水平接近，然后根据他的情况，给他调到了4班。 “直到我快毕业时，学校才根据哪几个班的水平差不多，合成为一个年级。我们那个年级包括了3到7共5个班。我印象这种情况大概就是从此刻才有所改变，分了年级，逐渐规范化了。在临近毕业时，我们不仅分了年级，同时又分了男女班。” 刚到万寿路时没几个班，各班学生也少，一个班的男生一间大房间就住下了；女生也大致如此。也许是因为老房子是日本人建的，都不高。宿舍里每人一个放衣服、杂物的小柜子，都是推拉门的。睡觉的床是铁制的上下床，钢丝拉簧的，上面铺着厚厚的棕垫。 吴陕立说：后来盖了宿舍楼，男生在一层，女生在二层。洗澡的时候，由老师看着，男生在一边，女生在另一边。学校还是比较重视学生培养劳动观念的，洗澡堂里用的木拖鞋，是高年级的同学自己动手钉做的。 一分男女班，自然而然容易孳生男女有别的观念。但毕竟有过革命大家庭这重关系，“别”得不像社会上那么厉害，但男女生兴趣还是不太相同的，玩不太到一块儿。 在育英学校，有些后来其他学校几乎没有的怪现象，一是每个班的学生年龄参差，有的悬殊很大；再就是有些同在此校的亲姐妹或亲兄弟，或姐妹、兄弟在同一年级；或妹妹、弟弟在高年级，姐姐、哥哥在低年级。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许多孩子出生在老家或老根据地，有的一直被寄放在老家；有的在长征时，交给了原根据地的老百姓收养，因种种缘故他们没能及时上学。而他们的妹妹、弟弟则出生在陕北根据地，或早些时候被接入根据地，到受教育的年龄就上了根据地自己办的学校。 新中国成立，诸事安顿后，一些中共的领导人，才考虑寻找那些交给老根据地老百姓抚养的孩子；或接回寄养在老家的孩子。那些当姐姐和当哥哥的尽管年龄大，却得从一年级开始读起。 父亲在香港从事地下活动的李万邦，姐夫是在新中国成立初给毛泽东当保健大夫的王鹤滨。他从老家投奔姐姐，进育英学校时，就和先到根据地的妹妹同年级；而小他好几岁的弟弟才比他低一级，和毛远新同学。 毛泽东家也出现了这种现象，但他家的情况与其他人家又不同。 李敏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的女儿，生于1937年，比同父异母的妹妹李讷大3岁。她在4岁那年，被毛泽东送往苏联，和生母团聚。1946年因病长时间脱离工作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到苏联治病，他发现贺子珍母女在苏联的境况相当不好，经请示毛泽东后，在自己归国之际，偕她们而行。 那时李敏还叫“娇娇”，和母亲回国后，一直滞留在哈尔滨。直到1949年，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来东北，才带着贺子珍和娇娇一同去北平。 然而，当她们到天津时，有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上了火车，他们找到贺怡，向她表明是代表组织来的，组织的意见是只能一个人带娇娇进北平，否则按党的纪律处治。意思很清楚，贺子珍不宜进北平。留在天津的贺子珍后来随谭震林南下到了浙江，继而转到上海，当了一段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娇娇由姨妈贺怡带到北平，送进了香山双清别墅。据贺子珍的侄女，即贺子珍的兄长贺敏学之女贺小平回忆：性格也十分刚烈的贺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