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童话-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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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个老红军。本书的一开始就提到过他，是他开着车，载着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又是他开着车，把毛泽东从清华园火车站，接到了颐和园、香山。他是毛泽东初进北平时的专车司机。　　除了中央办公厅机关、机要室、政治秘书室、行政处、警卫处之外，中共中央办公厅的下属单位还有特别会计室，机要处，机要交通处，秘书处（后改为档案处），中直机关管理处。中央办公厅的处，后来都改称局，并因工作扩展又新设置了一些单位，但这些单位均不在中南海内办公。　　最初在中南海工作的人员，每个人都佩有一枚出入中南海的证章。其大小和在香山“劳大”的证章差不多，只是上面的图案和字不同。证章中心是一只五角星，上边是“中南海”三个大字，下边是“出入证”三个小字。


第三部分　几个在毛泽东周边办公的机关第20节　中央军委进驻居仁堂

进驻中南海的中央军委，将办公地点选在了后墙傍着中海的居仁堂。与之巧合的是，在中国共产党人接手前，此地亦是旧政府的军事重地。　　抗战胜利后，作为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主任的李宗仁，带着他的接收班子在居仁堂办公。傅作义就任“华北剿总”司令后，又将其指挥部设在了居仁堂。据当时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办公室主任田畴回忆，他们刚进海时，到居仁堂楼里看过，许多房间门口还挂着诸如“作战室”、“情报室”之类的牌子。　　居仁堂是一座两层的西式建筑，是中南海里旧建筑中最庞大的一栋楼。这是整个楼体和外部的辅助装饰与其周围建筑群落有着明显风格差异的建筑。也许正是由于其外表的卓尔不群，内部陈设欧化的雍容，在中南海许多孩子们的评判中，它是一座最华贵而漂亮的建筑。然而，若不是因一段民族屈辱的历史，这栋建筑就根本不会出现在中南海。　　本来伫立于此地的，是一组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风格宫殿群落，是“撤帘归政”后的慈禧太后常驻跸的仪銮殿。这组建筑以两卷殿式的仪銮殿为中心，前后三进，坐北朝南，正殿前有一座琉璃影壁。　　仪銮殿是正殿，规模最大，共有5间。正中一间是召见大臣的地方，1894年戊戌变法百余日后，慈禧发动政变，就是把光绪皇帝召到这里训斥了一顿，然后软禁于瀛台的。和此间相邻的东次间，是慈禧的寝宫。据史书记载：五间正殿共面阔近7丈，进深6丈余，比紫禁城中的保和殿面积还大。　　然而当义和团运动兴起之时，慈禧利用其盲目排外情绪，将运动诱导到其立储取代光绪皇帝，并向反对废帝的列强施压的轨道。列强以保护使馆和传教为名，组成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慈禧挟光绪逃往西安，使中华民族再度受创蒙羞。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将中南海当做驻军的营地。联军统帅瓦德西，把统帅部设在由日军占据的仪銮殿。后驻扎在此的德军厨房着火，耗资数百万两官银的宫殿，竟遭毁于一旦。　　慈禧返京后，接受外国使节建议，在仪銮殿遗址新建西式洋楼，用于接待、宴请外国女宾，以示和列强修好。于是，废墟上重兴土木，耗资500余万两白银，建起一座与原仪銮殿规模相当的建筑。　　洋楼分南前北后两个楼体，中间用上下两层的走廊相连。洋楼的顶部、窗框外，均有欧化的雕花装饰。窗棂，或镶以彩色玻璃，或饰以西式花卉。原来仪銮殿的围墙，此刻成了洋楼的院墙，只是南面、东面和仿俄馆后北面的门，改为洋式花门。光绪三十年（1904）十月竣工，慈禧为之定名“海晏堂”。　　然而，海晏堂并没给衰落的晚清带来四海晏安的景气，春秋七异，清王朝便在辛亥枪声中寿终正寝。民国第一任总统袁世凯，当权后把海晏堂作为自己办公会客的场所，更名居仁堂。　　1915年12月13日，想尝尝黄袍加身滋味的袁世凯，在居仁堂建起他的洪宪王朝。特制的龙案上，摆着“叠羽冲天冠”，他身着元帅服，在居仁堂接受文官武将的朝贺。但这个逆历史潮流而动的王朝，更是命短。　　居仁堂的历史灰尘，终于被掸拂掉了。中央军委搬进中南海后，作为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就在这里主持日常的工作。他的办公室在居仁堂的东面，中间是会议室，西面是挂满了军用地图的作战室。据说他在此主持工作期间，每天都在早晨8时，准点走进办公室。　　因为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都在这里办公，并在这里召开一些重要的军事会议，中南海的孩子们，便常常可以在居仁堂的前前后后，看到那些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各个期间的赫赫战将们。


第三部分　几个在毛泽东周边办公的机关第21节　属于中宣部的庆云堂




第四部分　西花厅海棠吸引了周恩来第22节　孩子们眼中的“开国大典”




第四部分　西花厅海棠吸引了周恩来第23节　周总理来到西花厅

北方的十月仲秋，已经能感觉丝丝的凉意，冬季不远了。为中共中央领袖们居住和经常聚集的会议厅、室安装暖气一事，随即列入日程。中共中央领袖和部分机关在中南海，住的都是旧有的院落，只经过简单地打扫和修葺，就匆匆忙忙地搬进去了。　　安装取暖设施的计划一定，开会办公的颐年堂、勤政殿，毛泽东住的紫云轩，包括周恩来准备迁入的西花厅，都来了水暖工人，开始了紧张的施工。那时还没有水暖气，安装的是恒温效果不太好的汽暖气。　　施工期间的一天中午，工人们已去吃饭，周恩来恰从颐年堂走过。他发现一根未接好的管子甩在了外头，人行走时不注意，就容易被绊倒。他吩咐跟随他的卫士成元功：“你守在这里，万一主席路过时，提醒他一下。”　　成元功守了一会儿，觉得自己的任务是随侍总理，不能总守在这里，就招呼另一位卫士替换自己。他回到菊香书屋南小院，周恩来一看见他顿时火了：“让你守在那里，你怎么擅自跑回来啦，万一绊着主席摔坏了，你负得起责任吗？”成元功说：“你身边不能长时间没人啊，我就让韩福裕守在那儿了。”周恩来这才平息了怒气。　　政务院成立之后，秘书长和副秘书长们，以及相当于政务院办公厅的机构，在中海西岸游泳池以北的区域办公。11月，周恩来搬出菊香书屋，到了政务院办公区域，他进驻的新院落叫“西花厅”。　　周恩来为什么会选择西花厅，并一直在此居住到他与世长辞，完全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遇。1981年4月13日，邓颖超在西花厅，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人员，讲述了那个偶然的过程。　　邓颖超说他们搬到西花厅，是1949年11月。早在当年4月，周恩来曾到这个院子看望一个生病的同志，对院里芬芳吐蕊的花留下了较深的印象。在叶茂花繁之中，周恩来最喜欢的是4月盛开的海棠花，它洁白，含着淡淡的清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组织了政务院，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时，选了这个院子。我们选了这一角。这一角，主要是恩来办公的地方。这里，我只能说是我们的住处，也不能说是我们的家，应该说是恩来同志一个集体的院子，里面有我们住的两间房子，一直到现在。”邓颖超当时这样叙述。　　西花厅是清末摄政王府西花园的后半部分。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两日内相继辞世，光绪弟弟之子溥仪登基，其生父醇亲王载沣摄政，遂在中南海紫光阁以西兴造摄政王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务院办公处也在旧摄政王府，这实在是历史的巧合。西花厅坐落在政务院办公区域的西北角，前院高台阶上坐落着一座坐北朝南的旧式厅堂，门楣悬着题有“西花厅”的匾额，院落由此厅而得名。周恩来住进西花厅后，常在悬有匾额的厅里召集小型会议，接见国内外的宾客。


第四部分　西花厅海棠吸引了周恩来第24节　周恩来不在时，谁也不许进

西花厅后院有前厅和耳房作屏障，形成一个东西长南北短的四合院。正房坐北向南，是周恩来、邓颖超办公和居住的地方，包括周恩来的办公室，客厅兼餐厅，周恩来的卧室，邓颖超的卧室，以及卫生间。　　周恩来的办公室约有30余平方米，室内办公用具很简陋。本来刚搬入时，卫士成元功找到一张漂亮的大写字台，但周恩来非得让他换一个旧的，一直用到去世。这个办公室只有三把钥匙，周恩来一把，值班室一把，值班卫士一把。他本人不在时，任何人不进入他的办公室，包括邓颖超和他的秘书。　　从这些细微的小事上，也可让人感到周恩来处事的极其细密和谨慎。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领导核心成员，对组织原则和纪律的恪守，只在某一级别范围内沟通的事情，绝不外泄，哪怕是对感情最亲近的夫人。　　后院的东厢房，部分用作仓储，部分住人。周恩来夫妇刚搬进去时，就是周秉德一人住。过了段日子，周秉德的弟弟周秉钧，妹妹周秉宜，也到了北京。因周恩来还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就把他们送入以部队的孩子为主的八一小学读书。他们回中南海度周末，就和周秉德一起住在东厢房。　　此时，周恩来的老警卫副官龙飞虎随部队在南方，他的儿子、女儿，都在北京的学校读书。有时，朱德接他们过去住；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西花厅后院和周秉德姐弟做伴。　　又过了些时日，在周恩来夫妇的敦促下，他们的老战友孙炳文将军的女儿，孙维世的妹妹孙新世，也常住到西花厅后院度周末了，这其间还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孙炳文早年随朱德一同到海外寻找真理，1922年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经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孙炳文在上海惨遭屠戮。当时遗下5个孩子。老大孙宁世，老二孙济世，老三孙维世，老四孙名世，孙新世最小，此刻还没起正式的名字。　　母亲任锐难以一面坚持地下工作，一面抚养5个孩子，就将最小的孩子托付给孙炳文好友黄志。为了安全起见，黄为她起名黄粤生，即出生在广东。粤生在黄家生活得很好，长大后，称黄志为爸爸。　　后来，黄志将粤生真实身份告诉了她，她思念生母和哥哥、姐姐，于1949年7月踏上了万里寻亲认母之途。她先到香港，按照事先的联络地点，找到了乔冠华夫人龚澎。龚澎发报北平，周恩来回电：“做好接待，保证安全。”　　在龚澎的安排下，黄粤生乘船从海上北上，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航行，“飘泊”到天津，继而赴北平。根据龚澎的交代，她找到了中南海新华门，恰巧在门口碰上了邓颖超。　　邓颖超将她带到了菊香书屋，见到了住在这里的周恩来。周恩来看见黄粤生，抚摩着她的肩膀，眼泪潸然而下：“可怜的孩子，总算把你找到了。”黄粤生在这里得知母亲已在3个月前病逝。　　据周秉德回忆：孙炳文家的孩子，名字都叫孙什么世。此时，新的人民政权即将诞生，黄粤生的生活，亦将翻开新的一页，周恩来遂为叫了多年的黄粤生，起名“孙新世”。　　因为她姐姐孙维世是周恩来夫妇带大的，孙维世一直称周恩来夫妇爸爸、妈妈。可新世已是青年，不好意思跟着姐姐叫爸爸、妈妈。孙维世遂将收藏多年的与邓颖超往来信件给她看，新世从信中感到了她们之间亲密无间的母女深情，渐渐跟着姐姐叫邓颖超妈妈、周恩来爸爸了。　　孙新世到北平后住校读书，假期也多是和姐姐孙维世一起过。姐姐成家后，她就不好老打搅了。周恩来、邓颖超知道这一情况后，就提议让她住到西花厅来。　　最初周恩来搬过来时，政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一家，就住在西花厅院内的水榭。后来他调到了文化部，全家搬出了中南海。邓颖超的秘书张元，就带女儿箫远音、箫远丽、箫松几个孩子住进了水榭。　　张元是个老机要工作者。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她曾跟随周恩来、邓颖超在中央长江局。当时，长江局所在的武汉，亦是国民党政府西迁过程中的控制中心。为了确保机要讯息传递的秘密，张元长期不能与他人接触，一人躲在小阁楼里收发报，吃饭睡觉都在其中。武汉是中国四大火炉之一，夏季阁楼里闷热难耐，她就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工作生活。　　经历了长期艰难险阻的考验，张元在新中国成立后，又回到老首长的身边，担任邓颖超的秘书。再次来到周恩来、邓颖超身边，箫远音还是像以往那样，称他们“伯伯、邓妈妈”。周恩来则叫她和她妹妹“大米”、“二米”。　　“二米”是随“大米”而来，“大米”的名字，实有一番来历。箫远音出生时，中共另一位老机要工作者刘三源的妻子也几乎同时分娩。两个婴儿在哺乳室里紧挨着，箫远音又白又胖，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