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的故事-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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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中，他是个感情细腻的父亲，关注我们在每个方面的健康发展。其他不说，他带我们出去野餐、露营，安排我们的学校教育和音乐课程，教我们演奏某些乐器，和我们一起唱歌。事实上，虽然《音乐之声》表现了我们的第二任母亲教授我们音乐基础，在古斯特尔（玛丽亚）到我们家之前，感谢父亲，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关的全部知识。　　　　
　　　　　　舞台和电影版本的创作者还作了其他一些变化，比如更改了名字、年龄和我们孩子们出生的顺序。由于它也包括了特拉普家的长女——换句话说，就是我——我认为，演唱《十六岁将要十七岁》的那一幕是纯粹好莱坞式的创造。根本没有十几岁少年骑车送到我们家里的重要电报。　　　　
　　　　　　父亲是个有原则的人，不想和希特勒有任何瓜葛，因此的确拒绝过在我们房子上飘扬纳粹旗帜。但是，我们并没有像电影所展现的那样，戏剧性地直接与纳粹对抗。我们离开的时候，爸爸也没有唱《雪绒花》。事实上，《雪绒花》并不像很多人以为的那样，是奥地利国歌，而是专为罗杰斯和海默斯坦的音乐剧创作的歌曲。　　　　
　　　　　　这些东西在舞台和银幕上看起来让人印象深刻，可都不是真实的。如果没有涉及我们的姓名，那我会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很喜欢这部电影。可是，因为我们的名字被使用了，我们的生活被不正确地刻画了，所以我无法忍受要再次观看这出戏剧和这部电影的想法。我不能让它们夺走我记忆中的东西。　　　　
　　　　　　正像我所说的，并不仅仅我一人有这样的感受。我们这些孩子中有几个做出了同样的反应。我的家庭本质上是个非常不喜欢抛头露面的家庭，只是由于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我们才站在舞台上，在观众前面表演了20个春秋。我们对真实与矫饰也很敏感。《音乐之声》并没有通过我们的测试。　　　　
　　　　　　我们无法控制在音乐剧中对我们如何进行刻画，这部分是因为1956年，母亲把我们的故事的所有权利都卖给了一个德国电影制作商。这段不幸的家史是这样的：一天，某个人提出给母亲1万美元，购买把她的书《特拉普家庭演唱组的故事》拍摄成电影的权利。电影公司的一个代理人说，如果她只要9000美元，他们马上可以给她支票。此时她正缺钱，也没有意识到她可以用我们的故事发一笔大财，便签下了合同，这样就以9000美元的价格把所有权力卖给了那家德国电影公司——而且，没有版税。那家电影公司后来又把版权转卖给想把我们的故事改编成音乐剧的百老汇制作人。　　　　
　　　　　　百老汇音乐剧《音乐之声》1959年11月16日在纽约首演，由玛丽·马丁饰演玛丽亚，西奥多·比克尔饰演船长。百老汇首演过后，美国的制作人觉得限制我们获得版税的做法是错误的。多亏玛丽·马丁、理查德·哈利迪和莱兰·海伍德帮忙，玛丽亚·冯·特拉普得到了版税中很小的一部分。母亲感激地接受这部分不期而至的意外之财，与瓦斯纳神父和九个还在世的孩子分享了财富。这出百老汇音乐剧赢得了六个托尼奖项，包括最佳音乐剧大奖。电影版于1965年公映，获得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五项奥斯卡奖，在电影史上跻身最为成功的影片之列。　　　　
　　　　　　千万美元并没有因为《音乐之声》而流进特拉普家族的腰包，可我们在其他方面得到了极大的益处。时光流逝，我与“敌人”——那出戏剧——之间也逐渐和解了。这种情感的转变实际上来自那些看过《音乐之声》的人们，他们热爱它，把它与我们的名字和我们的家庭联系在一起。慢慢的，我在许多场合遇到了很多人，他们依据我的姓认出了我，把我和那出音乐剧联系在一起。他们面露喜色，我感受到一阵友善的浪涛向我涌来。　　　　
　　　　　　我并没有预料到音乐剧会有这样的结果。千万美元也买不来这温暖与好意啊。这就是心灵的力量。　　　　
　　　　　　1998年初，我接到一位女士从纽约市打来的电话，她请我不要错过3月12日那个星期四。《音乐之声》的制作方要在百老汇重演那出音乐剧了。马丁·贝克剧院将在当晚举行首演特别演出，然后会有一个派对。当电话另一端的女子提到3月12日这个日期时，我脱口而出：“那天是我85岁生日啊！”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不已，可她已经听到了。　　　　
　　　　　　我接到了正式邀请，日期临近，我和朋友玛丽·卢·凯恩动身去了纽约市。打从我们弃船登岸，在美国举行第一场音乐会之后，经过了这许多年，我几乎认不出这座城市了。出租车司机开着汽车在拥堵的街道上左冲右突。轿车、卡车擦着我们乘坐的出租行驶，可我们的司机还是把我们带到了旅馆，双木贵宾套房度假旅馆，其他受到邀请的客人们也下榻于此。我们刚刚到达，就有人端来了可口的巧克力饼干——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饼干。家人们也从佛蒙特赶来了，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汉斯·范·威斯，特拉普家庭旅馆的经理。　　　　
　　　　　　特别演出定于第二天3月12日傍晚，于是那天家里人在旅馆附近一家名叫火鸟的俄罗斯饭馆安排了一顿美妙的生日午餐。那是个古雅舒适且小巧的地方，进门处有位穿着全套俄罗斯服饰的守门人。还有个大惊喜，约翰内斯为我的生日祝酒，我真是没想到会有这荣幸，深深地感动了。　　　　
　　　　　　那天晚上，我们乘坐一辆高级豪华小轿车去马丁·贝克剧院。我们到达的时候，人行道上挤满了前来观看演出的人们。人群被推到两侧，让我们进入剧场。记者们挤过人群，我们看见自己周围到处是照相机的闪光灯。让我吃惊的是，我听见一个记者在大叫我的名字。他是克里斯·奥莱特，他家的兄弟姐妹都在我们的幼儿园里受过玛丽·卢的教导。那时，他正在纽约市当记者。　　　　
　　　　　　我们在剧院前排就座，灯光渐暗，演出开始，观众们喜气洋洋。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被邀请走上主楼厅。穿过人群非常困难，于是汉斯搀扶着我，拨开人群，来到楼厅上。一个惊喜正等待着我。我简直不敢相信，可它就在那儿！一个穿着水手服的小男孩端来了一只巨大的生日蛋糕，上面用糖花裱着“85岁生日快乐”的字样。中场休息结束后，汉斯又护卫着我安全回到座位上看完余下的演出，那是个巨大的成功，观众全体起立，鼓掌欢呼。　　　　
　　　　　　演出以后，为演职员和受邀嘉宾在绿茵酒店（Tavern　on　the　Green）准备了晚餐。饭店里人声鼎沸，每个人都在庆祝首演成功，而我呢，几乎听不懂任何人说的话，不过那还是非常美妙的。　　　　
　　　　　　另一件与《音乐之声》相联系的特殊事件发生在1998年12月2日。我们冯·特拉普一家受邀到纽约市接受萨尔茨堡政府颁发的金质荣誉勋章，表彰我们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援助奥地利人民所作的努力。这个可爱的奖章是萨尔茨堡政府颁发的最高荣誉。电影中的“小孩子们”再也不是小孩子了，因为他们在《音乐之声》中扮演的角色获得了莫扎特奖章，那电影为萨尔茨堡带来了越多越多的观光客。那个12月份的夜晚是自1965年电影放映以来，我们第一次与扮演我们的人面对面地接触。　　　　
　　　　　　两年之后，另一个特殊事件拉近了我和电影中与我相对应的那个冯·特拉普长女夏米安·卡尔之间的距离。夏米的书《永远得莉斯尔》于2000年出版，她来到巴尔的摩签名售书，我们一起吃了晚饭。她把我介绍给了观众，朗读了书中的若干片断，然后签名。令我惊喜的是，人们也想要我的亲笔签名。夏米和我肩并肩地坐着，在书上签下名字。那个傍晚是《音乐之声》用其温暖让我感动的另一个时刻。　　　　
　　　　　　这么多年来，我遇到了这么多人都告诉我说他们从那出音乐剧和那部电影中得到了无比的乐趣和灵感，我终于向《音乐之声》妥协了。我思量，我又是谁呢，要对那部电影吹毛求疵？经过长时间的内心挣扎，我终于学会了把对自己人生的回忆和电影情节区分开来。我开始看到，在具体细节有出入的同时，《音乐之声》的创作者们忠实了我们家族故事的神髓。这把我从忿恨中解脱出来，让我也能够和其他人一样欣赏那出戏剧、那部电影和其中的音乐。我甚至还学习着弹唱《雪绒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