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的故事-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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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在营员中组织了一队志愿者，分拣并重新包装所有物品。这个能干的小队检查每一件东西，分好类别，装进巨大的板条箱。这些板条箱是斯托木材公司捐赠的，在我们的好朋友克雷格·伯特的指挥下为这项工作特别制造。然后，这些东西被送往纽约市，由那里的天主教慈善组织和其他捐助物品一起运往萨尔茨堡，交给桑德斯牧师，他和他的队员会将其分派给贫困的战争受害者。　　　　
　　　　　　我们开始援助工作以来所得到的帮助是巨大的。捐助物品源源不断流向巴士。有时候，连全家坐下的位置都基本上没有了。整个巴士从上到下塞满了珍贵的货品。　　　　
　　　　　　然后，萨尔茨堡来信了，其中写有5000个地址。随信而来的是一项请求美国家庭“收养”一户奥地利家庭或一个奥地利人，并定期提供生活必需品。母亲又在音乐会结束时宣布这项需求，而奇迹再次出现。我们感动至深，不仅仅因为收到的物品，更因为美国人民的慷慨和他们帮助另一个国家的意愿。　　　　
　　　　　　我们收到了官方发来的要求，也收到了私人寄来的信件，请我们募集奥地利再也找不到的特殊物品。马丁娜在地窖里工作，因为已经没有合适的、足够大的空间收纳一大箱一大箱的捐助物品了。她在那里努力工作，根据这些信件上的要求，一箱接一箱地装满食物、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这些箱子得用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打包：棕色的包装纸外面十字交叉绑好结实的带子，再用大写字母写上地址。我学会了美国邮政服务规定使用的这种完美的打包方式。这项技术在我离家以后派上了大用场。　　　　
　　　　　　当信件送到我们手中，感谢我们募集的衣物和补给，我们开始知道战争给平民带来了多大的伤害。战争期间，我们和奥地利的朋友、亲属失去了联络，直到多年以后才得知我们敬爱的外婆的遭际。俄国人进驻奥地利的时候，外婆已经快90高龄了，和琼阿姨一起住在“马丁的小城堡”，那里仍旧是博比舅舅的产业。俄国人去维也纳及其周边地区必须经过克洛斯特新堡。很不幸，他们做出了好事，私入民宅，奸淫妇女，偷走一切可以拿走的东西。　　　　
　　　　　　外婆有个忠诚的匈牙利仆人名叫洛约茨，她成功地保全一家人不受伤害。俄国人来的时候，和外婆在一起的是琼阿姨和她的朋友丽莎，后者早年曾在巴基斯坦当过护士。她是前奥地利海军上将豪斯将军的女儿。俄国人进入屋子，命令每个人都到地下室去，外婆没说一个字就下楼了，行动保持了自己的尊严。琼阿姨想为非常时期预备点食物，在走向地下室的时候抓了一条面包和一把小刀。一个士兵看见了她手里的小刀，正要向她射击，丽莎赶忙插话，用巴基斯坦语说道，“小刀只是用来切面包的。”那士兵惊奇地听到了一种自己理解的语言，放过了琼阿姨。他就来自丽莎曾经驻守过的巴基斯坦那个地区。巧合吗？　　　　
　　　　　　几个星期以后，俄国人离开了那里，可外婆没多久就过世了。俄军回来以前正好有时间埋葬她。外婆和她的女儿、我们的母亲阿加莎葬在一起。琼阿姨和丽莎一起徒步出逃，拖着一辆两侧有栅栏的小车，装上她们所有的物什。她们一路基本都靠步行，花了两年时间才到达瑞士，琼阿姨在那儿有一所房子。　　　　
　　　　　　我们有时会想，援助奥地利，帮助遭受同外婆和琼阿姨类似苦难的战争受害者，这样的工作要坚持多久呢？虽然我们乐意帮忙，可我们救助奥地利的工作还是于1950年结束了。同年，我们在南美和欧洲巡回演出，其中一站就是萨尔茨堡。我们到达萨尔茨堡的时候，火车站挤满了人。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那儿会有这么多人。紧接着，我们看见了熟悉的脸庞，一个由萨尔茨堡大主教罗尔巴赫尔、市政长官约瑟夫·克劳斯和其他头面人物组成的官方欢迎委员会也出现在人群中。　　　　
　　　　　　我们见到了一些学校里的朋友，还有斯图茨·冯·耶迪那，他是我们从前的玩伴，现在已经是萨尔茨堡的一名律师了　。受到如此盛大的欢迎让我们所有人万分惊喜，可还有其他节目呢。几天以后，在一个专门举行官方聚会的礼堂举行了正式仪式。大主教和市长对我们援助奥地利的工作表示感谢。萨尔茨堡地区的一位女诗人还特地为我们家写了一首诗，并在台上为我们朗读。　　　　
　　　　　　身穿阿尔卑斯民族服装的小姑娘给我们每人都献上一束可爱的高山鲜花。第二天，庆祝活动继续进行，在瓦斯纳神父曾经担任音乐教师的神学院做了弥撒，然后午餐。　　　　
　　　　　　沃纳的妻子埃里卡在市长和大主教的支持下，为特拉普家庭合唱组安排了三场音乐会。一场在莫扎特音乐学院巨大的音乐厅举行。第二场则在大教堂前面表演，这是一种殊荣，因为我们被允许演出的大舞台一向只能上演《每一个人》（每年在萨尔茨堡音乐节期间演出的一出中世纪道德剧）。我们站在舞台上，我想得却是，他们就不能找一个小一点的地方给我们演出吗？第三场音乐会的地点是在萨尔茨堡的科勒吉因教堂里面。　　　　
　　　　　　我们离开萨尔茨堡已经12年了，重新回到曾是我们14年家园的地方有一种极其奇怪的感觉。纳粹占领留下的印记不只体现在语言上，也反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租了自行车来往于目前居住的艾根老屋和萨尔茨堡市中心。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新的交通规则，在想骑车通过主桥的时候被警察拦了下来。“你们不知道这是单行线吗？你们不能过去，”他口吻强硬。我回答说我们离开这里已经12年了，不知道这规定。他看上去迷惑不解，问道：“你们去哪儿了？”“美国，”我说。他不确定要不要相信我。我们穿着萨尔茨堡当地的服装，而且我们也还知道怎么用德语说话。不过谈过几句以后，他放我们走了。　　　　
　　　　　　我们后来又遇到一个类似的小插曲。军队里那个曾和我们联络的桑德斯牧师借给我们一辆吉普车。那儿每个人都知道吉普车属于美国占领军。一位美军军官拦下我们，他怀疑这辆车是偷来的。军官质问我们为什么会开着一辆美国吉普。直到我们提起了桑德斯牧师的名字，出示了我们的美国护照以后，他才放我们走路。　　　　
　　　　　　时间产生的改变太剧烈了，可每一件东西看上去仍旧那么熟悉。我们获准居住在艾根老屋里，因为神学院的学生们出去度假了。然而，虽说是同一座房子，却不一样了。买下房子的那群牧师在战后把它重新装修了一下，以符合他们的需要；他们在从前没有墙的地方筑起了墙壁。尽管老屋有了改变，可我们还是为能在访问萨尔茨堡期间住在那里感到很高兴。就个人来说，我一点也不遗憾自己不再生活在那里了。　　　　
　　　　　　我们拿回了由朋友帮忙收藏在萨尔茨堡各处的一些家具。其中大部分损坏非常严重，我建议母亲把它们卖掉，用这些钱给家里人买点衣物。我越来越讨厌自己缝制裙子了。她接受了这个建议。我们只抢救了一些对我们来说有特殊意义的家具，而把其他的都卖掉了。另外，我们把很多家用物品送给了在奥地利的朋友。　　　　
　　　　　　我们以前住在萨尔茨堡的时候，从来没在那里的饭店吃过饭。但是，我们在带客人们逛市中心、参观城堡的时候，知道城堡饭店有卖掼奶油草莓。既然我们现在是萨尔茨堡的访客了，一些人便决定也要去享受一下美味。　　　　
　　　　　　根据演出计划，我们从萨尔茨堡去了德国、丹麦和瑞典。在哥本哈根，从萨尔茨堡一路跟着我们的埃里卡被邀请成为我们演唱组的第十位成员，因为那时候罗斯玛丽生病了，而我们的合同规定舞台上得有十位歌手。埃里卡“战战兢兢”地同意参加演出第二部分的民歌演唱。约翰内斯评论说，埃里卡即使涂着脂粉也脸色刷白。　　　　
　　　　　　我们从瑞典去了荷兰和比利时，然后坐船去英格兰，我们预定要在伦敦的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演出。英格兰是唯一一个不允许约翰内斯在舞台上演奏雷高德的国家，因为他尚未成年。　　　　
　　　　　　显然，我们的经纪人莱维托夫先生没有在英格兰做足够的前期宣传工作；所以，我们的一些演出取消了。我们没钱买回程票，所以在巴黎完成一场成功的音乐会之后，母亲给在美国的尚先生打了电话。他给我们买了自由号的船票。我们离启程日期还有一段时间没事可做，母亲决定全家人一起去罗马。那年正是大赦年　，她觉得我们也许可以觐见教皇庇护十二世。　　　　
　　　　　　我们在一次常规接见时获得一个为教皇演唱的机会。那是在梵蒂冈的一间特殊的房间里，在瑞士警卫警惕的眼皮底下进行的。演唱组的女成员穿着黑色的长袖民族服装，戴着黑色的蕾丝面纱，我们为教皇演唱了莫扎特的“Ave　Verum”。　　　　
　　　　　　我们从罗马途经米兰回到巴黎，等着乘坐自由号出发。那时候，沃纳的妻子埃里卡得回萨尔茨堡的父母家去领他们的小宝宝和罗斯玛丽。他们三人会在米兰和我们会合，同我们一道乘火车去巴黎，再到瑟堡。他们的火车晚点到达米兰，我们已经走了，只留下沃纳等埃里卡、罗斯玛丽和小宝宝。他们乘坐下一趟火车去巴黎。两列火车在里昂被挂在了一起，你瞧，全家从各自的座位上下来，一起出现在巴黎。团聚就好了，我们在巴黎待了一晚，第二天坐火车去瑟堡，登上自由号。　　　　
　　　　　　越洋航行一路太平，直到我们遭遇了一场风暴的尾巴。轮船摇摆得厉害，最上层甲板上整整一边的舷窗都到了水下，然后另一边又到了水下，循环往复。在摇摆的过程中，据说船长还担心过轮船会一直侧在一边了。餐厅和沙龙里的每一件东西都被牢牢绑住。很多人消失进了自己的船舱，船员们四处奔跑着帮忙。人们没法上下楼梯，不然准会无奈地滑到角落里。一名牧师试图在一间沙龙里望弥撒，可正做到一半突然连人带桌子，还有桌上所有的东西，一起翻倒了，在地板上滑出好远。所有的活动都被打断，每个还在外面走动的人却仍在想尽办法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　　　　
　　　　　　被狂风暴雨折腾了一天以后，平静终于重来，我们得以继续去往纽约港的航程。再次回到美国家中，感觉真好。　　　　
　　　　


第六章新的开始

　　　　　　16　新的开始　　　　
　　　　　　1947年我们沿着西海岸进行巡回演出。我们发现爸爸变得非常安静。他经常退到巴士后面的长椅上，四仰八叉地睡着了。早前，他曾在纽约市看过一个做顺势治疗的医生，医生叫他戒烟。他确实戒了，可症状并没有改善。爸爸总是很累，似乎失去了生活的兴趣。然而，他仍旧和我们一起巡演。　　　　
　　　　　　回家的路似乎茫茫没有终点。一天，爸爸说他特别累。由于他已经出现了可疑的咳嗽症状，母亲建议他飞往纽约市，去看那个曾经为他医治过的医生。他独自飞走了，因为我们仍旧要按照计划演出。　　　　
　　　　　　两个星期以后，母亲接到爸爸的消息，他住进了纽约市的一间医院。她立刻动身去他的病床边。她到达医院的时候，被爸爸巨大的变化惊呆了。他在两个星期里瘦掉了15磅，身体非常虚弱，很想回家。医生私下里告诉母亲他对爸爸的病已经无能为力。他得了肺癌，可能是早期潜艇里的油烟落下的病根。引擎室里的油烟散不出去，而在进行水下作业时，军官和船员都要留在那里，这导致了其中很多人在多年以后死于这种不可捉摸的癌症。医生说，母亲应当把爸爸带回斯托家中，度过他最后的日子。那年，爸爸67岁。　　　　
　　　　　　我们结束最后一场音乐会回到家里，爸爸脸庞上可怕的变化显而易见。幸亏，我们带回家很多盆盛开的天竺葵，使他的房间鲜亮起来。他躺在床上，很难开口说话了。母亲得一勺一勺地喂他喝水吃饭。我们每次只能有一个人去看他，这样不会使他过度劳累。　　　　
　　　　　　轮到我了；他问我的新蜂群怎么样了。我根本想不到会是这件事，而他，虽然承受着痛苦，却仍在想着我的爱好。我的眼泪滚下来。我没法回答他；我受不了了，无言以对。　　　　
　　　　　　几天以后，1947年5月30日，他安静地走了，周围是我们这些他曾如此忠诚地守护过的人。他永远在那里，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或是某种我们从未想到过的物质。他一辈子安静温和地在巡演的路途上陪伴着我们，关注着我们的需求。现在，爸爸安息在我们的家族墓地之中，周围环绕着美丽的花坛。　　　　
　　　　　　只有在美国经过这么多年的奋斗建设新生活之后，我才能深入地思考父亲与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