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声的故事-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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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市,纽约
特拉普一家的表演是独一无二的。那是一场音乐的历险,却交杂着对人性的探索。它从音乐开始,从以正直诚实为第一要务的音乐家素养入手。然后,音乐家本人才具有了超凡的吸引力。
托莱多,俄亥俄
音乐的美被纯净如长笛的歌喉重新创造,它带着你远离尘世的喜怒哀乐。仿佛天使般的安杰利科兄弟(Fra Angelico angels)活了。
路易斯维尔,肯塔基
那家人结束歌唱,观众仍旧沉醉不醒,足足30秒的静寂,才爆发出一片掌声……然后,大厅里满是雷鸣般的喝彩。
休斯顿,得克萨斯
他们拥有一种对物质的感觉,一种艺人对自身技艺的自豪,一种深邃的音乐家素养:在艺术家的感觉里,对音乐的感受近乎纺工、绣工的感受——一种创造的欲望,使用自己劳动的物料做出最为精美的织物。这就是他们所作的事情。
圣路易斯,密苏里
巡演的一天通常从早晨九点自旅馆出发开始。我们经常在一天中要坐巴士行进数百英里。途中,我们注意到鲁迪在我们需要休息的时候并不是马上就停车。他继续驾车,差不多要整整一个钟头,这让我们太痛苦了!不过,他对我们这一队从奥地利初来乍到的新移民非常有帮助。鲁迪不像塔勒里先生那样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不圆滑,可那时候,我们对美利坚合众国确实了解了更多。
鲁迪脾气很好,是个有经验的司机。但有时候,他的驾驶技术也受到极大的挑战。在我们去拉什莫尔山的路上,鲁迪不确信自己能开车爬上狭窄弯曲的山路,可他愿意试一试。他越开越高,一直来到一条隧道前,可巴士却太高了,没法通过,他不能继续往前开了。爸爸叫我们下车,鲁迪沿着窄路倒车到能掉过车头的地方。我们再次上车,他开车载我们回到小镇,找了出租车带我们走回去往那个著名地点的正途。我们经过一番周折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四位总统的雕像却笼罩在浓浓的雾气中。我们根本看不见巨大石像的一丝细节。我们默默地站着,有点失望,千辛万苦到达这个国家纪念地,可总统们却藏起了他们的脸庞。我们进行了简短的祷告。
紧接着,我们惊奇地看到大雾突然散开了,所有的总统雕像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们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仿佛拉开了一幅大幕。太阳出来了,直射雕像。我们似乎置身在一个以巨大的岩石和广袤的松林为布景的露天剧场上演的一场戏剧之中。我们在那里站了好一会儿,完全沉浸其中。慢慢的,大幕拉上,四位总统又消失在缭绕的雾气中。为到达那里而付出的所有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同时,鲁迪在山脚下的巴士里打了个小盹,并宣布再也不尝试自己不确定的事情了。
另一次历险是在密苏里州,那里地形平坦,道路又长又直。高速路沿线加油站很少,所以鲁迪尽可能把车开得快些。道路经过平整,可如果撞到了路的软裆也是很惨的。一天,我们就撞上了!巴士突然就下了路面,停在了密苏里又厚又粘的烂泥里。我们的巴士深深地陷进路边的泥地里。鲁迪气得发疯。他踏住油门,整辆车从右面摇晃着侧到左边,像一艘船在疾风劲浪的大海上颠簸。我们脸色苍白地坐在那儿。没有人说话,可都担心鲁迪是否能把巴士从烂泥里拉出来。我们紧张了好一段时间,简直漫长得像是要永恒了,巴士终于回到路上,真是太感谢我们出色的司机师傅了。每个人都如释重负,长吁一声。
我们第一次陷进密苏里烂泥之后没多久,同样的情况又发生了。可这次,鲁迪没能把巴士挪动一英寸。它在烂泥里陷得太深了。一位好心的农民带着一队强健的做农活的马儿救了我们。他很可能也救过我们之前的其他车辆。我想,这也许就是密苏里生活的一部分吧。
巡回演出的早期,我们还面临着其他挑战。我们不得不极端节俭,当我们在餐馆和其他便宜的吃食店停下的时候,每个人只能花25美分午餐,35美分晚餐而已。如果音乐会的下一站路途遥远,那我们就没时间午歇就餐,只能在巴士上吃“米茨的饭菜”。这是妹妹玛丽亚去购买、准备并伺候大家享用的午饭,而她的小名就叫米茨。全家人都为这种无私的奉献而永远感谢她!
我们通常在下午五点到达旅馆。我们办好入住手续,然后进房间。每件事都安排得很妥当,各人的室友也都是定好的。然后,我们在旅馆的餐厅或附近更加经济的自助餐馆吃晚饭。晚饭后,司机带着音乐会的装备和家里的两个人去音乐厅。乐器在那里开包:小型拨弦古钢琴、雷高德和沃纳的古大提琴。它们需要在演奏前与室温达到一致。两套演出服都拿出来熨烫好。然后,家里的其他人到了。我们穿戴整齐,涂上胭脂,准备上台。
后台听得见观众窃窃私语,像大海的轰鸣一般。灯光调暗,大幕拉开,瓦斯纳神父给我们一个信号——安静。所谓你听得见针掉在地上的声音。
音乐会的第一部分包括圣乐、牧歌和雷高德演奏,我们穿着白色的长裙、黑色的马甲,男士们则穿黑色套装。接着中场休息,我们换上奥地利乡间在礼拜天和节日穿戴的典型服饰。音乐会的这个部分通常包括奥地利歌曲和特有唱腔,以及很多地方的民歌。我们在演出中加进一些当地最受欢迎的曲目。所以在美国,我们学会乐像《牧场是我家》和《我的肯塔基老家》之类的歌曲。当地的经纪人通常在音乐会前一晚把民歌拿给我们,要求我们进行演唱。在不同的地方,这些曲目会使用外文,而且只有一行主旋律。瓦斯纳神父得把歌分成若干部分便于我们演唱,而我们得在一天时间里用心学会外文、歌词和曲调。这样,我们的节目极大地丰富起来。
节目的另一个补充意外地出现在我们在纽约市政厅举行的圣诞音乐会上。约翰内斯那时快四岁了,母亲介绍家庭成员的时候,他也和我们一起站在台上。当母亲说“这是约翰内斯”时,他转头对她说:“母亲,我也要唱歌。”母亲有点窘迫又确实很惊奇,说道:“可是,约翰内斯,你知道自己会唱哪首歌吗?”“哦,知道,”他清清楚楚地大声说——“《麦老先生有个农场》。”母亲回答:“好吧,那么,上前一步,唱吧。”整座市政厅回荡着他的“小鸡小鸡在这儿,小鸡小鸡在那儿”。他知道农场里的每一种动物,而且让观众高兴的是,他唱全了所有的歌词。最后,他唱完了“猪啊呼噜噜,呼噜,呼噜噜”,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约翰内斯不明白这是表示欣赏,吓坏了,匆匆忙忙离开舞台。在后台,他对罗斯玛丽宣布如果母亲再要他唱歌,他可不干了。罗斯玛丽没把他的话当真,也没把他在这件事上的强烈感情告知母亲。
我们的下一场音乐会安排在波士顿的乔丹音乐厅。母亲又要逐一介绍家庭成员了。她很高兴约翰内斯的独唱在纽约市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在介绍他之后,又说:“现在,约翰内斯要为大家唱首歌。”“不,母亲,我不唱,”他说。“可是,约翰内斯,我已经告诉观众你要唱歌了呀。”他再次宣布自己不唱。母亲耸了耸肩,向观众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她转身对约翰内斯说:“好吧。那你就下去吧。”观众们饶有趣味地看着母亲和她那个大获全胜的小儿子之间进行较量,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一般音乐会结束后,观众中会有人到后台赞赏我们的演出。一些城市还会有酒会。这些活动都很有意义,可我们有时候太累了,更想回旅馆去。我们不得不站成一排,和许许多多人握手,所以甚至都吃不上东西。可与全国各地热情友好的人们见面又那么令人感动。
爸爸很厌烦要握那么多手。所以,为了自娱自乐,他会在人们走过的时候,一边用德语轻声数人数,一边向每个人优雅地鞠躬。观众代表见到他的时候都会兴奋不已,以为他正在跟他们打招呼。只有母亲暗自高兴,真真切切地听到了爸爸数数,知道他在说什么。
然后就要回旅馆,并于第二天一早动身去下一个城市。音乐会一般每天都有,除非两地相隔的路程太远,一天没法到达。有时候也会休息一天,我们可以洗洗衣服,补补袜子,擦擦皮鞋,排排节目。不论去往哪里,我们都要观光。母亲负责敲定这件事儿,她在与弗雷迪·尚商谈的过程中就会弄清楚下次旅行中有什么重要的景点一定要看。我们参观艺术博物馆、著名的教堂、特别的自然景观和历史名胜。如果没有到处巡演,我们也不可能见到这些名迹。
巡演路上,我们小孩子有时也有自己的乐趣。我们编了一份报纸,专给三个长辈阅读:爸爸、母亲和瓦斯纳神父。约翰娜当编辑。我们聚在旅馆的一间房间里,撰文、作诗、画画,还有各式各样的卡通呢。我们试着在自己报纸上传递我们认为需要与长辈们交流、却不便直说的想法和观点。报纸手写在浅棕色的普通包装纸上,版面比任何杂志都大。因为我们需要一整天的闲暇来创作这些重要的文学作品,所以我们只能偶尔为之,不可能有定期的刊物。
这些报纸的创办伴随着很多的笑声,有一次,母亲还说想成为这乐趣的一分子呢。“您阅读我们写的东西时,也会享受到乐趣的,”我们对她说。母亲有很好的幽默感,她喜欢我们的创造。其中有一期是1940年专为庆祝爸爸六十大寿而制作的。
我们把这些报纸收藏了很多年。可令我们难过的是,1980年佛蒙特老房子着火的时候它们和其他许多藏品一起烧掉了。我仍旧珍视对这些罕有日子的回忆,我们“小孩子”聚在一起,在巡演途中又笑又闹地创作我们自己的家庭报纸。
漫长的巡演结束之后,我们要在纽约市录制唱片。我们到达美国没多久,就在RCA Victor把我们的许多歌曲录成了78转唱片。后来,我们为Concert Hall Society录过音。我们还为Decca Records录了5张专辑。在这样高水准的录音室工作是令人兴奋的经历。感谢这些唱片!通过录唱片,我们的大多数曲目——圣诞歌、民歌、雷高德演奏和圣乐——都保存了下来,今天依旧可以买到。录音制品随着现代技术发展,现在以音带和CD的形式出现,每个想知道特拉普家庭演唱组真正演唱哪种音乐的人都能听到。看过电影《音乐之声》的人很多,人们很容易断定电影里的音乐就是特拉普一家演唱的歌曲类型。可差远啦!
举行音乐巡演的前几年,我们都回到宾夕法尼亚州梅里昂那个“借来”的家里度过假期。1940年夏天,特拉普全家坐在梅里昂的花园里,一边喝着晚餐后的咖啡一边享受着傍晚的凉爽。我们抬头望星光点点的夜空,看见头顶上形成了一片穹隆样的光,周边时而闪烁着红绿的光芒。那穹隆本身是白色的——像通常出现的北极光一样。大约有45分钟吧,我们望着这令人敬畏的景象,关注着它的每一丝变动。
第五章格林山中的家园(1)
15 格林山中的家园
我们在梅里昂住了大约两年之后,德林克先生有个机会出售他的小房子。特拉普一家不得不寻找另外的夏季住所。全家就租房还是买地的问题进行了冗长的讨论。对我们来说,租房似乎并不现实,也不经济。每个月,我们都要支付辛苦挣来的金钱,然后还是一无所有。如果买地,那么我们一次支付金钱,然后就拥有了土地,于是我们决定买地。
1933年银行破产,家里一下子变得没钱的时候,我们都还小。接着,我们就面临挑战,要自己打理以前由别人为我们做的事情。我们很快了解到每个人面对挑战所拥有的巨大潜力,我们也成为一个自力更生的家庭。另外,一种拓荒者的精神也在我们身上滋长。我想爸爸是失望的,因为我们没有渴望去南方海域航行,却讨论了农场的事情,那儿我们可以一起劳动,建造我们自己的木屋,种植蔬菜和果树。我们的头脑里有个坚定的念头,要买下一处农场,甚至第一次带我们到美国的那艘船的名字都叫作美国农民,我们认为这是上天发出的信号。当然,我们来美国的主要原因是举办音乐会,可这并不影响我们要拥有农场的梦想。
虽然我们从两岁到30岁不等,但大多数人都已长大,健康、强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