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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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自中国事变以来一直进行援助、煽动对日抵抗的苏联的武器供给通道，在思想上可以阻止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赤化。这是一大防共阵地。”小林知治《话说跃进的蒙疆》，国防攻究会发行。“蒙疆政权”教育的核心也是反共教育。日本陆军大学校长林铣十郎就对最早从事内蒙地区教育的笹目恒雄说：“由于共产革命使帝制俄罗斯覆灭。受其影响，邻近的哈尔哈蒙古独立，他们在巩固了国内之后，就要将其思想向四邻传布。”笹目恒雄《戴天义塾、日蒙协会、善邻协会》，载善邻协会编《善邻协会史资料》，昭和56年。在关东军中积极推动“内蒙工作”的松室孝良就蒙疆的教育方针提出：“要排除在外蒙古实行的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和在内蒙古实行的中华民国的三民主义教育，普及王道主义教育。”《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统治案》，载《现代史资料》，美铃书房，昭和39年。“蒙疆政权察南政厅”规定：“要根本铲除由过去的欺骗、容共政策而培养起来的排外抗日思想。”《察南自治政府史》，昭和16年。1940年，“蒙疆政权”在教科书编辑“要领”中提出：必须强调防共。在蒙疆最高学府蒙疆学院的教育活动中非常重视“防共”，“不仅是‘蒙疆政权’的课题而且是世界性的课题的共产主义思想是产生抗日思想及运动的温床。”必须加以克服。在蒙疆学院的教育方针中规定：“蒙疆学院基于政府的施政要领，招收四民族的学生，以教育培养政府官吏和其他必须的人才。其目的是让学生认识本地区历史、地理上的特殊性，整备防共第一的总动员体制。”《蒙疆学院便览》，成纪734年。在善邻协会举办的青少年养成所，让学生制作反共宣传画。
关东军为了笼络蒙古族，制造蒙汉矛盾，在“蒙疆政权”中强调蒙古族的特殊地位。为了巩固该政权，关东军也强调与日本的“民族协和”，反对“大蒙古主义”。这样“民族协和”也成了其教育方针之一。关于“蒙疆政权”的施策，关东军司令官曾说：“蒙疆地方政治指导的根本是坚持民族协和、防共亲日的主义且根据各地方政权的特质发挥其特性。”《关于蒙疆政权的施策关东军司令官与驻蒙军司令官谈话要纲》，载《现代史资料》第九集。关东军对于德王及其“大蒙古主义”势力只是利用，并不是要真正帮助他们实行蒙古“独立建国”，所以，在“蒙疆政权”中，日本军方对于蒙古独立运动采取了压制政策。1940年，“蒙疆政权”在教科书编辑“要领”中规定：“为了东亚新秩序而进行的蒙疆建设应强调一致团结的精神。”“特别必须强调民族协和、防共、福利保健。”原驻蒙军司令官常冈宽冶中将担任蒙疆学院院长后，制定了学院的教育方针，其要纲中的第一条就是：“强调民族协和。”在察南政厅的教育方针中也规定：“体验和认识敦睦友邦和邻邦、民族协和的精神。”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对侵占地蒙疆地区的教育侵略（2）
伪蒙疆政权对蒙、汉、回等各民族采取分而治之的教育政策。首先是教育行政机关分立，在汉族聚居的察南、晋北和蒙古族聚居的五盟教育行政机关是不同的。1941年机构改革后，教育科分为内政部文教科和兴蒙委员会教育处，前者管汉、回族教育，后者专司蒙古族教育。另外，专门对回族进行教育的还有回教委员会。其次，在教育机构上也是分立的。初等教育阶段将蒙、汉、回学校分立。蒙古族小学分普通小学和兴蒙学院附属小学（称附属国民学校，后改称兴蒙学校）。1942年时，蒙疆共有蒙古族小学74所。在中等教育阶段也有属于兴蒙委员会的中学。在这些专门招收蒙古族学生的学校里，只学蒙文和日文，当时也有蒙古族人士主张学习汉文，但主持教育的日本人却说，汉人文化不如日本文化高，与其学汉文，不如学习日文吸收现代科学知识快。实际上是制造蒙汉分裂，相互隔离。“蒙疆政权”对回族的教育，除有4所专门招收回族学生的官办回族小学外，还有包头市立回族小学及西北回教联合会会立小学。蒙疆在派蒙疆地区使用的小学教科书
遣赴日留学生的比例上也有政策倾斜，例如，1942年赴日留学生共158名，其中蒙古族学生116名，汉族学生36名，回族学生6名，着意在蒙古族青年中培养亲日分子。第三，对于不同民族的学生在教育目的上也是有区别的。对蒙古族是：1彻底的产业、实务教育；2彻底的体育、卫生及宗教教育；3吸收日本语及日本文化的教育；4常识及改善生活的教育。对汉族是：1亲日教育和日语教育；2经学的道德教育及产业实务教育。对回族是：1亲日教育和日语教育；2商业道德教育。高木翔之助《蒙疆》，北支那经济通讯社，昭和14年。
实行分别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蒙疆学院的教育方针就是这样明确规定的：1对日系学生要使他们熟悉蒙疆的特殊情况，成为四个民族的先锋，进而成为官吏的核心部分。2对蒙系学生的教育是为了蒙古族的兴旺，使其增加经济、教育及牧业上的知识，另外，强调卫生观念。3对汉系学生要强调东亚道义与民族协和思想，另外增加商业方面知识。4对回族学生的教育是为了回族的兴盛而增加贸易知识。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第32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
伪蒙疆政权区域内的蒙、汉、回等民族，都有各自的语言。伪蒙疆政权特别强调日语教育，将日语作为伪蒙疆政权内的共同语，要求各民族学校都必须学习日语，而不准中国各民族之间相互学习语言。特别是严禁蒙古族学生学习汉语。日本“善邻协会”在编纂教科书时就提出，教科书只用蒙语和日语，“由于蒙人的汉化百害而无一利，如有固有名词用日本假名代替，在括弧内填上蒙古文字。”在回族学校也要“彻底地根据日本语进行日本语教育。”其目的是“养成亲日的气氛，通过语言理解日本，养成对日本的信赖观念。”善邻协会《关于蒙古小学校教科书的编纂》，载善邻协会编《善邻协会史资料》，昭和56年。除实行强制措施推广日语教育外，还采取了一些奖励方法。如在张北师范学校，每年实行日语统考，第一名奖励蒙疆币15元，日语成绩突出者可送日本留学。在社会教育方面，也建有日语学校和日语讲习会。并于1940年开始实行“语学检定考试制度”，促进在蒙疆官吏中推广日语。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教育为“农业蒙疆”政策服务（1）
日本侵略者占领蒙疆地区后，首先停办原有学校。以巴彦塔拉盟地区为例，战前有中等学校11所，学生2337人；小学870所，学生28811人（30所蒙古族小学校学生数未统计在内）；年教育经费3324万元。巴盟建立后，才在包头建立了蒙古青年学校，在厚和市建立了实业中学校和师范学校，3校共有学生225名，一年的经费3万余元。据1939年统计，巴盟管区内仅有小学248所，学生8300名，年度经费228万元。根本无法与战前相比。
伪蒙疆政权的教育体制中只有初等、中等教育，没有高等教育。代替高等教育的是以农牧专科为主的“特殊教育”，即技能教育。日本对内蒙的殖民统治根本不需要高等教育，要接受高等教育只能到日本留学，以利于培养少数亲日分子。初等教育分为初级小学（4年）、高级小学（2年），儿童7岁入学。1942年共有各类公立小学2033所，私立小学124所。其中在蒙古族地区有官、公立小学74所，私立小学31所。另外还有598家私垫。中等教育分为师范学校、中学、女子中学、实业中学、兴蒙中学，共有17所。根据《官立中等学校官制》规定：“官立中等学校属于民政部长管理。民政部长可以委托厅长或盟长对中等学校进行管理。”“校长秉承民政部长的命令综合管理校务，教育学生，监督所属职员。”“师范学校校长兼管视察其管区内的初等普通教育的教学活动。”《蒙疆年鉴》昭和16年。
日本侵略者与在经济上实行“工业日本，农业蒙疆”的掠夺政策相适应，蒙疆政权只重视初等教育和农牧技能教育。1935年7月，关东军参谋部关于内蒙古西部的教育施策要纲中规定：“对蒙民的教育当前止于小学教育，且以职业教育为重点，将来伴随满洲国教育制度的确立，除了对特别优秀的所需要的人员外不随意实施高等教育。”《满洲国邻接地方占领统治案》，载《现代史资料》，美铃书房，昭和39年。日本厚和蒙古研究会制定的蒙古族教育方针中也说：“鉴于蒙古的实情，将初等教育、体育和实用技能教育作为重点。”厚和蒙古研究会《兴蒙推进要纲》，昭和16年。
伪蒙疆政权为了强化初等教育，逐步建立了一套教育体系。初等教育以建设模范小学为重点，包括师范学校、模范小学校、中心小学校、小学校。县级模范小学是强化的重点，主要内容为：强化模范小学的教师阵容；依靠现地资材充实教材、教具；完善校舍等设施；指导建立家长会。
伪蒙疆政权的特殊教育最有代表性的是蒙疆学院，其他特殊教育机关还有：中央警察学校、地方警察学校、地方警察训练所、蒙古高等学院（赴日留学生预备教育）、兴蒙学院（专收蒙古王公子弟）、中央医学院教育部、交通学院、蒙医养成所、防疫技术员养成所、牧业实验场、蒙古绵羊协会种羊场、农事指导员养成所、经济部财务讲习所、善邻回民女塾、大同清真女塾、铁路学院、天主教修道院（3所）、苏尼特旗女子家政学校、蒙古军幼年学校、蒙古军官学校等。这些学校多为警务、军事、农牧和宗教、医疗类教育机关，仅有的交通和铁路学院也只是培养一般职员，没有一所真正的工业学校。在日本占领内蒙之初便停办了原绥远工科职业学校，将学校的机器设备拨给满蒙毛织厂，取消工业教育。
蒙疆学院的“目的是培养蒙疆政权所需要的文官，以法制、经济以及东亚新秩序建设哲学的教育为重点”。森冈驻张家口总领事致有田外务大臣电报。“一方面要醒悟构成蒙疆政权民族的特殊性，另一方面要鉴于克服共产主义及抗日思想的最前线在政治、思想上的重要性，蒙疆学院要体现构成政权确立前提的基本各民族的协和，进而担当培养与蒙疆相联系的亚细亚诸民族解放的先锋人物的工作。”《蒙疆学院便览》，成纪734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分别在察南、晋北、蒙古三个傀儡政权下建立了察南学院、晋北学院、蒙古学院。蒙疆联合委员会建立后，1939年4月，决定建立统一的蒙疆学院。6月，该学院在张家口大境门外设立。学院招收日、蒙、汉、回四族学生，分为两部，一部招收有大学或专门学校学历及相当学历的蒙疆政府现职官吏，但大多是日本人。二部招收有中等学校学历及相当学历的蒙疆政府现职官吏，但仅限于当地的蒙、汉、回族人。规定学制1年，但一部的学习时间大多为3至6个月。蒙疆学院的院长均为退役军官或中国通，只有初任院长是由蒙疆联合委员会总务部长卓特巴扎普兼任，但实权由日本文部省推荐的副院长田边寿利掌握。以后的院长则是日本人，第一个是常冈宽治，原为驻蒙军司令官，陆军中将。第二个是黑岩义胜，原为24师团长，陆军中将。第三位是武田南阳，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原任新民报社社长，是中国通。蒙疆学院的教育要纲为：强调民族协和；根据不同民族特点进行教育；日语为学生的共同语，另外也学习蒙语、汉语和阿拉伯语。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教育为“农业蒙疆”政策服务（2）
如同在其他殖民地一样，日本侵略者除了有伪政权举办奴化教育机构之外，还有一个由日本人建立的教育系统。在蒙疆地区，这就是善邻协会所办的教育机关。善邻协会的前身是笹目恒雄经营的戴天义垫，是专门对蒙古人进行教育的机关。1933年3月，笹目恒雄等人创办日蒙协会，1933年11月，井上璞就任理事长，出于策略考虑，改称为善邻协会。该会得到三井、三菱、住友等财阀的资助。“九·一八”事变以后，与关东军开展“内蒙工作”同步进行，善邻协会的势力进入内蒙古西部，“（善邻）协会派出内蒙古支部时正是关东军的势力终于越过大兴安岭进入西部的时候，已在草原上建立了二三个特务机关，与此表里一体的战略上任务是有待于善邻协会的。”后藤富南《山岭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