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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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劳务新体制要纲》和《国民勤劳奉公法》等法令，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强迫和役使东北人民为侵略战争服务。在这种形势下，日伪当局为使教育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对殖民奴化教育进行了强化。
1加强军事训练。1940年2月，伪满洲国公布《向学校派遣陆军现役军官令》，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同年12月，日伪当局对学校规程进行了修正，明确规定：在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等增设教练科，在中等以上的学校普遍实行军事训练，以“培养至诚至忠之精神”，“提高国民资质，增强国防能力”。各校的军事训练由配备在各校的军事教官具体负责。主要训练内容，一是进行军人思想素质训练，灌输日本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和等级服从的思想。如：把学校、年级、班级分别编成大队、中队、小队，队员绝对服从大、中、小队长，全体队员要绝对服从教官，并有极其严厉的体罚措施。二是战斗能力的训练，包括射击、指挥法、防毒、防空、防卫、阵中勤务、旗语、距离测量、测图等项内容。目的是使青少年学生具有一定的战斗能力和防卫能力，以适应战争需要。三是进行军事演习。各校每年进行一次行军演习，高年级学生全副武装在前，低年级学生列队随后，沿途派出侦察兵搜索“敌情”，进行假设性战斗演习，培养实战能力。四是入营训练。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年级都要有一次入营训练。到伪满“国兵”营和士兵一起生活，受训上课、站岗放哨等，使学生体验军营生活。各类大学的军事训练除一般的训练外，还设有战车训练、马术训练、航空训练等。1943年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连续失利，日伪统治者进一步强化学校的军事训练。3月，把中、小学原来的体育科改成体练科，并公布了《战时学生体育训练要纲》，使学校体育转向军事化。学校军事训练的时数大大增加，训练内容增多。过去每周规定一定的时数，现在实行“终日训练”，过去是一般项目的训练，此时则增加了“实战训练”，如进行包扎、救护、行军、防空等，还组织学生到兵营去实地学习。
2加强对教育的统治。1942年12月8日，伪满洲国发表了《基本国策大纲》，提出十年施政的三项基本方针之一是：“振兴文教，谋产业之划期的发展之同时，并作勤劳兴国之民风，以使民生向上，用期培养充实国力。”根据这一基本方针，日伪当局于1943年4月重新设立文教部，强化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领导作用。新建文教部设官房和学务、教学，教化三司，其中教学司是重心。它由原民生部教育司的教学官室和编审官室合并扩大而成，设企划、指导、编审三个部，掌握教育内容。其中企划部掌管教育计划、“建国精神显扬”对策、思想对策及时局教育、学校教育方针、教育制度等事项；指导部掌管视学制度运用、训练师资、军事教育、“勤劳奉仕”等事项。编审部掌管学校用教科书的编审和发行及分配、学校用图书的审查、教学要点、教科书审议委员会及国语、日语、蒙语调查等事项。可见，日伪统治者重建文教部，是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而采取的措施，其目的是加强对教育的统制，为侵略战争服务。不久，日伪当局又公布了文教审议委员会官制，成立最高文教政策审议机关——文教审议会，“从而对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局确立文教决战体制”，使教育彻底适合“大东亚圣战”的需要。
3加强“建国精神”教育。所谓“建国精神”，其基本思想是“日满一德一心”和“民族协和”。1940年7月15日，伪满洲国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创立“建国神庙”，奉祀“建国神庙”诏书日本的“天照大神”，极力宣扬“唯神之道”，并把它作为“建国精神”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唯神之道者，盖即神之道，亦即神所启示之道，乃奉体神意以为生活之原则者也”。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基地12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日本侵略者把“天照大神”看成是宇宙间最高的神，是日本皇室的“祖神”，胡说由于“天照大神”的神威和日本天皇的保护才诞生了“满洲国”，所以“满洲国”国民必须恭敬“天照大神”，尽忠诚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所谓“建国精神”教育，实质上是要人们崇敬和服从日本天皇，拥护日伪的殖民统治。1943年，日伪统治者为了强化“建国精神”教育，把原来初等教育设置的“国民”科和中等教育设置的“国民道德”科一律改为“建国精神”科。中学的“建国精神”科分为“国本”（“建国精神”）和“国势”（地理，历史）两部分，而以“国本”为主。日伪当局在发布的《关于国民高等学校建国精神教授要目制定之件》的训令中，明确规定了“建国精神”科的教育目的和各年级的教育要点。一年级的教育要点是“皇帝陛下”、“帝旨奉体”、“忠孝”、“建国之理想”、“学生之使命”、礼法等；二年级为“建国神庙”、“国体”、“勤劳”、“本分”、“礼法”等；三年级为“唯神之道”、“至诚”、“尚武”、“报恩”、“道义”、“礼法”等；四年级为“日本之国体”、“东亚之共荣”、“政治”、“国防”、“经济”、“国民觉悟”、“礼法”等。每项要点里又分为若干个项目。如“日本之国体”一项包括“肇国之精神，天照大神之神敕”、“皇谟、神武天皇之诏敕”、“日本国体之精华及其历史”、“对美英宣战之诏敕，日本世界观”等项内容。齐红深《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第2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日伪当局对该科教学特别重视，实行“新学制”之初，国民道德科占总课时的5％，改成“建国精神”科后，则增加到125％，增加了一倍还多。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实行战时教育体制（2）
除去“建国精神”科外，其他各种教学也渗透着“建国精神”教育。国语科中，选编了有“建国精神”内容的课文。此外，“建国精神”教育贯穿在各项日常活动和“式日”活动中。学生每天上下学路过神社，在校经过“御影奉安殿”，都要脱帽行礼致敬；出入校门要向“建国神庙”或“建国忠灵庙”敬礼，否则就要受罚；学校每天要举行“朝礼”，升伪国旗，向伪皇宫和日本天皇皇宫遥拜，祈祷“武运长久及战殁英灵”，领读或齐诵“国民训”，校长或值日教员训话、做“建国体操”等。每天放学前以班为单位举行“终礼”，反省一天的行为。1943年以后，有的学校竟一天进行3次拜神活动。“式日”主要有元旦、入学日、毕业日、建校纪念日、春秋祀孔、“万寿节”、“访日宣诏纪念日”以及日本的“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等。“式日”皆按程序举行“典礼”，其程序与“朝礼”大同小异。通过这些活动向学生灌输“建国精神”的内容。
4加强时局教育。时局教育是日伪统治者在战争环境下为“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而增加的思想教育内容。主要内容是：诵读伪满洲国发布的《国民训》和各省发布的《省训》；组织学生收听重要时局新闻，观看日寇侵战胜利的影片；要求学生写“时局日记”，以增强对时局的认识；通过各科教学宣扬“日满共同防卫”思想，等等。这些时局教育活动，一方面要青年学生在战时环境下“守本分”、“忠君爱国”，另一方面是向青年学生灌输战争意识，使之为“大东亚圣战”效劳。所以，各级各类学校都被迫把时局教育列为教育的重点，有的学校还成立了时局教育委员会，进行时局教育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吉林省还发布了《时局训》，作为时局教育的依据。其内容是：“①奉戴《时局诏书》；②明徽大东亚圣战；③坚持日本必胜之大信念；④致率先垂范职域奉公之诚；⑤挺身于国土防卫、物资增产以协力亲邦圣战之完遂。”王野平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第117~11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此外，日伪统治者还强令各校学生参加捐献和回收各种战争物资运动，以补充战争军需的生产材料，并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日军胜利的集会和游行、为日军写慰问信、制作纪念品等。这些活动的宗旨是向青年学生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的思想。
5强迫学生“勤劳奉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先后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勤劳奉公编成令》等法令，推行“国民皆劳”的奴役政策，强迫东北人民负担各种艰苦的劳役。伪满洲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也被迫参加所谓“勤劳奉仕”活动。1942年12月23日，日伪当局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大学和相当于大学教育设施的在校学生，都组成“勤劳奉公队”，每年参加一个月至45天的劳役。同时规定，学生如无正当理由而完不成规定的“奉公”劳役者，不准毕业。1944年4月，伪文教部又发布了《大学战时体制确立要纲》，要求大学生每年要有二至三个月的“勤劳奉仕”服务期，为日本帝国主义挖战壕、筑工事、修飞机场等。到后来，青年学生们几乎被迫常年参加与战争有关的各种沉重劳动。日伪统治者采取强制性措施，把伪满的大学生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时劳动大军。1943年，日伪当局在修正学校规程时，又把“勤劳奉仕”列入教学科目中，并规定了“勤劳奉仕”的日数：中等学校男生每年20天以内，女生15天以内；初等学校学生每年10天以内。但后来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勤劳奉仕”的时间也随着延长，从3个月以至达到半年之多。中、小学“勤劳奉仕”劳动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城市学生到农场、林场从事农业或林业劳动、修筑公路、挖防空壕、种植蓖麻、打军草；到“忠灵塔”、神社等地进行清扫，等等。农村学生则多从事农业劳动，如除草、挖水沟、播种、收获等，也参加修路等军事需要的劳动。1943年以后，中、小学“勤劳奉仕”劳动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比以前有所增加。“勤劳奉仕”活动在各省、市、县设立的学校勤劳奉仕指导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各校都建立了学生“勤劳奉仕”队组织，一般每校设一大队，下设若干中队、小队，每小队约三四十人。校长任大队长，教师任队长，教师或学生任小队长，有的学校则按校内协和少年团编制组成学生“勤劳奉仕队”。这种组织形式便于指导和监督，使学生的劳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切合日伪当局的迫切需要。“勤劳奉仕”活动是日本侵略者强化殖民教育的一种手段。这种强制性的沉重劳役，严重地损害和摧残了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对侵占地蒙疆地区的教育侵略（1）
早在1911年，日本关东军和“满铁”就策划“满蒙独立”。1934年4月23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勾结日本关东军特务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6年2月12日，德王成立“蒙古军司令部”，换用蓝地上角有红、黄、白的三条旗，表明脱离中国版籍，5月12日在德化市成立“蒙古军政府”。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绥铁路西进，操纵成立傀儡政权，相继在张家口建立“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建立“晋北自治政府”，在绥远建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建立“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在这三个伪政府基础上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一般称之为“蒙疆政府”。伪蒙疆政权所辖区域包括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和察南政厅（后改为宣化省）、晋北政厅（后改为大同省）。
实施防共与民族分别教育
日本对伪蒙疆政权的统治方法类似于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各级政权均由日本人担任顾问，执掌政府核心大权的总务厅长官和绝大部分成员由日本人充当。在政府机关各部局皆有日本人次长，掌握实权。驻蒙军司令官是“蒙疆政权”的太上皇，他通过驻蒙军政治参谋、最高顾问、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和日本驻蒙疆大使来实现对“蒙疆政权”的控制。当时，日本方面认为：“蒙疆是被赤化了的外蒙和中国西北地区的连接地带。在这一地区建立强固的政权，在军事上可以切断自中国事变以来一直进行援助、煽动对日抵抗的苏联的武器供给通道，在思想上可以阻止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赤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