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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

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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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紧急经济方策要纲》、《劳务新体制要纲》和《国民勤劳奉公法》等法令,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强迫和役使东北人民为侵略战争服务。在这种形势下,日伪当局为使教育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采取各种措施,对殖民奴化教育进行了强化。    
    1加强军事训练。1940年2月,伪满洲国公布《向学校派遣陆军现役军官令》,加强对学生的军事训练。同年12月,日伪当局对学校规程进行了修正,明确规定:在国民高等学校、师道学校、师道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等增设教练科,在中等以上的学校普遍实行军事训练,以“培养至诚至忠之精神”,“提高国民资质,增强国防能力”。各校的军事训练由配备在各校的军事教官具体负责。主要训练内容,一是进行军人思想素质训练,灌输日本法西斯的“武士道精神”和等级服从的思想。如:把学校、年级、班级分别编成大队、中队、小队,队员绝对服从大、中、小队长,全体队员要绝对服从教官,并有极其严厉的体罚措施。二是战斗能力的训练,包括射击、指挥法、防毒、防空、防卫、阵中勤务、旗语、距离测量、测图等项内容。目的是使青少年学生具有一定的战斗能力和防卫能力,以适应战争需要。三是进行军事演习。各校每年进行一次行军演习,高年级学生全副武装在前,低年级学生列队随后,沿途派出侦察兵搜索“敌情”,进行假设性战斗演习,培养实战能力。四是入营训练。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年级都要有一次入营训练。到伪满“国兵”营和士兵一起生活,受训上课、站岗放哨等,使学生体验军营生活。各类大学的军事训练除一般的训练外,还设有战车训练、马术训练、航空训练等。1943年后,由于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中连续失利,日伪统治者进一步强化学校的军事训练。3月,把中、小学原来的体育科改成体练科,并公布了《战时学生体育训练要纲》,使学校体育转向军事化。学校军事训练的时数大大增加,训练内容增多。过去每周规定一定的时数,现在实行“终日训练”,过去是一般项目的训练,此时则增加了“实战训练”,如进行包扎、救护、行军、防空等,还组织学生到兵营去实地学习。    
    2加强对教育的统治。1942年12月8日,伪满洲国发表了《基本国策大纲》,提出十年施政的三项基本方针之一是:“振兴文教,谋产业之划期的发展之同时,并作勤劳兴国之民风,以使民生向上,用期培养充实国力。”根据这一基本方针,日伪当局于1943年4月重新设立文教部,强化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领导作用。新建文教部设官房和学务、教学,教化三司,其中教学司是重心。它由原民生部教育司的教学官室和编审官室合并扩大而成,设企划、指导、编审三个部,掌握教育内容。其中企划部掌管教育计划、“建国精神显扬”对策、思想对策及时局教育、学校教育方针、教育制度等事项;指导部掌管视学制度运用、训练师资、军事教育、“勤劳奉仕”等事项。编审部掌管学校用教科书的编审和发行及分配、学校用图书的审查、教学要点、教科书审议委员会及国语、日语、蒙语调查等事项。可见,日伪统治者重建文教部,是为适应侵略战争需要而采取的措施,其目的是加强对教育的统制,为侵略战争服务。不久,日伪当局又公布了文教审议委员会官制,成立最高文教政策审议机关——文教审议会,“从而对前所未有的重大时局确立文教决战体制”,使教育彻底适合“大东亚圣战”的需要。    
    3加强“建国精神”教育。所谓“建国精神”,其基本思想是“日满一德一心”和“民族协和”。1940年7月15日,伪满洲国颁布了《国本奠定诏书》,创立“建国神庙”,奉祀“建国神庙”诏书日本的“天照大神”,极力宣扬“唯神之道”,并把它作为“建国精神”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唯神之道者,盖即神之道,亦即神所启示之道,乃奉体神意以为生活之原则者也”。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一基地12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日本侵略者把“天照大神”看成是宇宙间最高的神,是日本皇室的“祖神”,胡说由于“天照大神”的神威和日本天皇的保护才诞生了“满洲国”,所以“满洲国”国民必须恭敬“天照大神”,尽忠诚于“天皇陛下”,与日本“一德一心”。所谓“建国精神”教育,实质上是要人们崇敬和服从日本天皇,拥护日伪的殖民统治。1943年,日伪统治者为了强化“建国精神”教育,把原来初等教育设置的“国民”科和中等教育设置的“国民道德”科一律改为“建国精神”科。中学的“建国精神”科分为“国本”(“建国精神”)和“国势”(地理,历史)两部分,而以“国本”为主。日伪当局在发布的《关于国民高等学校建国精神教授要目制定之件》的训令中,明确规定了“建国精神”科的教育目的和各年级的教育要点。一年级的教育要点是“皇帝陛下”、“帝旨奉体”、“忠孝”、“建国之理想”、“学生之使命”、礼法等;二年级为“建国神庙”、“国体”、“勤劳”、“本分”、“礼法”等;三年级为“唯神之道”、“至诚”、“尚武”、“报恩”、“道义”、“礼法”等;四年级为“日本之国体”、“东亚之共荣”、“政治”、“国防”、“经济”、“国民觉悟”、“礼法”等。每项要点里又分为若干个项目。如“日本之国体”一项包括“肇国之精神,天照大神之神敕”、“皇谟、神武天皇之诏敕”、“日本国体之精华及其历史”、“对美英宣战之诏敕,日本世界观”等项内容。齐红深《东北沦陷时期教育研究》第22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日伪当局对该科教学特别重视,实行“新学制”之初,国民道德科占总课时的5%,改成“建国精神”科后,则增加到125%,增加了一倍还多。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实行战时教育体制(2)

    除去“建国精神”科外,其他各种教学也渗透着“建国精神”教育。国语科中,选编了有“建国精神”内容的课文。此外,“建国精神”教育贯穿在各项日常活动和“式日”活动中。学生每天上下学路过神社,在校经过“御影奉安殿”,都要脱帽行礼致敬;出入校门要向“建国神庙”或“建国忠灵庙”敬礼,否则就要受罚;学校每天要举行“朝礼”,升伪国旗,向伪皇宫和日本天皇皇宫遥拜,祈祷“武运长久及战殁英灵”,领读或齐诵“国民训”,校长或值日教员训话、做“建国体操”等。每天放学前以班为单位举行“终礼”,反省一天的行为。1943年以后,有的学校竟一天进行3次拜神活动。“式日”主要有元旦、入学日、毕业日、建校纪念日、春秋祀孔、“万寿节”、“访日宣诏纪念日”以及日本的“纪元节”、“天长节”、“明治节”等。“式日”皆按程序举行“典礼”,其程序与“朝礼”大同小异。通过这些活动向学生灌输“建国精神”的内容。    
    4加强时局教育。时局教育是日伪统治者在战争环境下为“确立国防国家体制”和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需要而增加的思想教育内容。主要内容是:诵读伪满洲国发布的《国民训》和各省发布的《省训》;组织学生收听重要时局新闻,观看日寇侵战胜利的影片;要求学生写“时局日记”,以增强对时局的认识;通过各科教学宣扬“日满共同防卫”思想,等等。这些时局教育活动,一方面要青年学生在战时环境下“守本分”、“忠君爱国”,另一方面是向青年学生灌输战争意识,使之为“大东亚圣战”效劳。所以,各级各类学校都被迫把时局教育列为教育的重点,有的学校还成立了时局教育委员会,进行时局教育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吉林省还发布了《时局训》,作为时局教育的依据。其内容是:“①奉戴《时局诏书》;②明徽大东亚圣战;③坚持日本必胜之大信念;④致率先垂范职域奉公之诚;⑤挺身于国土防卫、物资增产以协力亲邦圣战之完遂。”王野平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第117~11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此外,日伪统治者还强令各校学生参加捐献和回收各种战争物资运动,以补充战争军需的生产材料,并组织学生参加庆祝日军胜利的集会和游行、为日军写慰问信、制作纪念品等。这些活动的宗旨是向青年学生灌输“大东亚圣战必胜”的思想。    
    5强迫学生“勤劳奉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当局先后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勤劳奉公编成令》等法令,推行“国民皆劳”的奴役政策,强迫东北人民负担各种艰苦的劳役。伪满洲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也被迫参加所谓“勤劳奉仕”活动。1942年12月23日,日伪当局公布《学生勤劳奉公令》,规定大学和相当于大学教育设施的在校学生,都组成“勤劳奉公队”,每年参加一个月至45天的劳役。同时规定,学生如无正当理由而完不成规定的“奉公”劳役者,不准毕业。1944年4月,伪文教部又发布了《大学战时体制确立要纲》,要求大学生每年要有二至三个月的“勤劳奉仕”服务期,为日本帝国主义挖战壕、筑工事、修飞机场等。到后来,青年学生们几乎被迫常年参加与战争有关的各种沉重劳动。日伪统治者采取强制性措施,把伪满的大学生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时劳动大军。1943年,日伪当局在修正学校规程时,又把“勤劳奉仕”列入教学科目中,并规定了“勤劳奉仕”的日数:中等学校男生每年20天以内,女生15天以内;初等学校学生每年10天以内。但后来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需要,“勤劳奉仕”的时间也随着延长,从3个月以至达到半年之多。中、小学“勤劳奉仕”劳动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是为军事服务。城市学生到农场、林场从事农业或林业劳动、修筑公路、挖防空壕、种植蓖麻、打军草;到“忠灵塔”、神社等地进行清扫,等等。农村学生则多从事农业劳动,如除草、挖水沟、播种、收获等,也参加修路等军事需要的劳动。1943年以后,中、小学“勤劳奉仕”劳动中有关军事方面的内容比以前有所增加。“勤劳奉仕”活动在各省、市、县设立的学校勤劳奉仕指导委员会监督下进行。各校都建立了学生“勤劳奉仕”队组织,一般每校设一大队,下设若干中队、小队,每小队约三四十人。校长任大队长,教师任队长,教师或学生任小队长,有的学校则按校内协和少年团编制组成学生“勤劳奉仕队”。这种组织形式便于指导和监督,使学生的劳动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切合日伪当局的迫切需要。“勤劳奉仕”活动是日本侵略者强化殖民教育的一种手段。这种强制性的沉重劳役,严重地损害和摧残了青少年学生的身心健康。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对侵占地蒙疆地区的教育侵略(1)

    早在1911年,日本关东军和“满铁”就策划“满蒙独立”。1934年4月23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勾结日本关东军特务在百灵庙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1936年2月12日,德王成立“蒙古军司令部”,换用蓝地上角有红、黄、白的三条旗,表明脱离中国版籍,5月12日在德化市成立“蒙古军政府”。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绥铁路西进,操纵成立傀儡政权,相继在张家口建立“察南自治政府”,在大同建立“晋北自治政府”,在绥远建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在张家口建立“蒙疆联合委员会”。1939年9月1日,在这三个伪政府基础上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一般称之为“蒙疆政府”。伪蒙疆政权所辖区域包括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巴彦塔拉盟、伊克昭盟和察南政厅(后改为宣化省)、晋北政厅(后改为大同省)。    
    实施防共与民族分别教育    
    日本对伪蒙疆政权的统治方法类似于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各级政权均由日本人担任顾问,执掌政府核心大权的总务厅长官和绝大部分成员由日本人充当。在政府机关各部局皆有日本人次长,掌握实权。驻蒙军司令官是“蒙疆政权”的太上皇,他通过驻蒙军政治参谋、最高顾问、兴亚院“蒙疆联络部长官”和日本驻蒙疆大使来实现对“蒙疆政权”的控制。当时,日本方面认为:“蒙疆是被赤化了的外蒙和中国西北地区的连接地带。在这一地区建立强固的政权,在军事上可以切断自中国事变以来一直进行援助、煽动对日抵抗的苏联的武器供给通道,在思想上可以阻止共产国际对中国的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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