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教育侵略-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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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已在草原上建立了二三个特务机关，与此表里一体的战略上任务是有待于善邻协会的。”后藤富南《山岭协会留下了什么》，载《善邻协会史资料》。1934年10月，善邻协会在多伦开设了“内蒙支部”，其后陆续设立了阿巴嘎第一初级学校、察哈尔班小学校、西苏尼特小学校、厚和速成日语学院、百灵庙小学校、善邻回民女塾、百灵庙青少年养成所、畜产指导员养成所、包头日本语讲座、百灵·喇嘛青年学校、陶库明（音）小学校、西加兰（音）青年学校、大同清真女塾等。
同样，在蒙疆也有专门招收日本人学生的学校，在张家口、宣化、大同、厚和、包头、张北、丰镇、集宁等地都有日本小学校。此外，还有善邻协会培养日本在蒙古工作人才的兴亚义塾和厚和日本青年学校、大同日本国民学校等，用来培养殖民统治者。
为了培养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亲日分子，日本通过善邻协会接受蒙疆政权派遣的留学生。1934年4月，善邻专门学校内设立了“蒙古学生部”，5月，就有l0名参谋本部接受的蒙古留学生入学，11月，又有德王派遣的9名留学生入学。其后，又有迪拉瓦活佛、察哈尔盟盟长等派遣留学生入学。到1942年11月，在日蒙古留学生有163名。在蒙疆政权后期，自费留学生逐渐增加。中等学校毕业的蒙古留学生直接进入善邻高商的特设预科，幼年者先进入日本的小学或中学就读。蒙古留学生在特设预科毕业后进入日本国内的大学、专门学校留学，但大部分是在师范、农林、医学学校就读。亲日教育是日本对蒙古留学生教育的重点，在课堂教育之外，善邻协会还组织留学生进行“夏期训练”，到日本各地参观，进行亲日、崇日教育。留学生即使是在寺庙短期生活时也要听老和尚讲：“佛教广大无边与日本精神无别。日本皇室的尊严。忠孝合一。日本的历史在世界上无比。”以及“从宗教的角度看日满蒙的亲善”等。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灌输民族分裂和“亲日”思想（1）
日本把蒙疆地区作为特殊防共地带，在学校教育中，始终把培养内蒙独立意识和“亲日”放在第一位，千方百计使其从中国分裂出去依附于日本。
蒙疆政权初建时，采用伪满洲国的教科书，只在初等教育的教科书上稍作修改，以适应蒙疆的情况。当时的主要教科书有算术、日语、自然、汉文、修身、日本史、地理、孝经、论语等四十余种。1939年三个伪政权合流后，在民政部设立了编审室，首先编撰出日本语、蒙古语4种。1940年，蒙疆政权制定了教科书3年编写计划，规定教科书编写“要领”是：“为了作为东亚新秩序一翼的蒙疆建设而一致团结的精神；发扬东洋道义的精神；适应各民族的特质，发扬其特点；要特别强调民族协和、防共与福利保健；认识本地区的特性，以适应当地的情况；适应时代的趋势；适应高度国防政权建设的需要。”由于编审室只有9人，所以只承担日语、汉语、蒙古语的国民读本及自然、音乐、地理、历史等，其余的委托其他伪蒙疆政权编印的教科书
机关编写或改编。中等学校用教科书只有道德、汉语、日语及地理、历史等“思想性的教材”由民政部编写。1941年机构改革时民政部文教科与兴蒙委员会教育处分设。1942年，两部门的编审人员集中，在总务厅设临时编审官室。由日本顾问直接控制教科书的编写。
善邻协会对于教科书编写的思想性更为重视。善邻协会制定的《关于蒙古小学校教科书的编纂》中说：“由本协会编写的蒙古儿童用小学教科书，不只在本协会，应在所有从事对蒙文化工作的机关使用，而且由于是规定皇国对蒙古国策的根本和数十年后的日蒙关系，具有重大的教化意义，有必要将以下各点作为重心：1唤起蒙古人的自豪；2认识乌拉尔、阿尔泰人种的蒙古人的世界历史的地位；3使其对有关蒙古国运的重大问题关心；4使其了解日蒙亲善的必然缘由；5重视产业教育；6使其认识教育的重要性。”据此，善邻协会具体规定了各科的教授目的及意义。例如，修身科要“把握处于新时代的复兴精神，培养其获得作为防共圈的一员而具有的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念。”《蒙古国史教科书》“要领”中规定要通过蒙古史的教授：“1带来蒙古人的自觉及自豪；2知道民族的发展过程；3强调成吉思汗及其伟业；4元及其他蒙古帝国的情况；5明代以后雄踞北方及其地位；6援助清朝，君临中国的史实；7中华民国和蒙古——汉人移民；8外蒙古和赤化；9满洲蒙古；10蒙古的地位和使命。”地理科“说明在东亚共荣圈内蒙古的重要性，彻底了解防共的要务。”转引自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第33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年。可见，日本侵略者在教育中贯彻其借助德王等人的“大蒙古主义”，妄图把蒙古族从中华民族分裂出去，使之依附日本的侵略策略是十分明确的。
在学校教育中还强化日本天皇法西斯主义及日本历史、地理教育，极力灌输崇日、恐日、亲日思想。学校每天早上举行东方遥拜仪式，向日、蒙“国旗”敬礼，还经常为被抗日军民打死的日军搞盛大的慰灵祭。1940年9月，巴彦塔拉盟教育科要求各校为“忠灵塔”及蒙疆神社开展义务劳动，借此“振作奉公的精神，显彰忠灵，发展蒙疆建设精神。”巴彦塔拉盟公署成纪735年政务月报，内蒙古档案馆432…1…56。在体育等课上则进行法西斯训练。中小学的历史、地理课主要内容以日本的为主，重点向学生灌输天照大神、三件神器、日俄战争的胜利及东京、大阪城市等。巴彦塔拉盟建立时虽然只有三所中学，经费有限，但“特别在实业中学校和师范学校设置柔道部，广泛地对学生进行‘武士道精神’的教育”。
日语教育是蒙疆教育内容的重点。按照有关规定，学习日语的时间，小学每周6小时以上，中学每周7小时以上，实际上比规定的学时多很多，远远超过学习蒙、汉文的时间。中学的一些课程直接用日语讲授。在善邻青少年养成所，每周授课时间是34小时，其中，日语占12小时，蒙语占6小时，算术占6小时，修身、算术、地理、讲话、时事常识也多讲日语。有的特殊教育机关如中央医学院，教师全部是日本人，所有课程都用日语讲授。按规定每所中学要配属1至4名日本人教日语，有的地方日本人教师不够，便由当地的日本顾问兼课。在回民女塾的日语讲课时，“在教室内取消一切现地语言的使用，完全用日语进行日语教学。”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灌输民族分裂和“亲日”思想（2）
在特殊教育机关，其教育内容更为明确。例如蒙疆学院的教育内容是，一部的科目有：兴亚精神论、日本语、汉语、俄语、藏语、阿拉伯语、土耳其语、行政、法制、财政、经济、教育、亚细亚文明史、地理、比较社会学、比较宗教学、比较语言学、国际事情、军事学、特殊讲义、训练、实习、座谈会、实习旅行等。二部的科目有：兴亚精神论、日语、蒙语、汉语、财政、经济、教育、历史、地理、特别讲义、军事学、训练、学习、座谈会、实习旅行等。在各个科目中都强调思想性。如在“兴亚精神论”中要求：“对于蒙疆政权的特殊性和东亚新秩序的必然动向有现实的、理论的理解，把握其指导精神。”并且“另外辅之以院长训话。”在“行政”“法制”科目中要“适应蒙疆特殊具体的情况”，“主要着眼于蒙疆的特殊事情”。在“经济”科目中要“批判苏联、纳粹的经济”。《蒙疆年鉴》昭和16年；《蒙疆学院规程》昭和18年。
日本帝国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服从日本殖民统治又掌握一定技能的“顺民”，所以特别强调“具体的、实际的方法”、“劳作教育”、“实务实业教育”。察南政厅规定其教育方法要“一改以往形式的教育方法，通过实践体验进行学校教育。即摆脱教室内教育的弊端，通过彻底的勤劳实习训练成作为建设国民的心态，以培养成身心开朗的富有建设性的小国民”。并且“实习所需要的经费原则上由教员学生的实习勤劳的收入解决。”“不论学校大小都要设置农业实习地，利用农业实习彻底进行勤劳体验，以此确立农本教育”。“排除抽象的方法，以具体的实际的方法彻底贯彻教育方针”。“重视劳作教育，培养爱好勤劳的精神，避免偏知教育的弊端”。“重视实务实业教育，注意初等教育打下基础在中等教育则以此为主”。《察南政厅实施要纲及基本方针》，成纪737年。日本殖民统治者极力推行这种“实务”、“实业”、“勤劳”、“农本”教育，一方面是为了节省培养成本，尽快培养出为其经济掠夺效力的“顺民”和劳动力，另一方面也是动员广大中小学生为其“东亚圣战”进行劳作，弥补因扩大侵略战线造成的劳动力的短缺。
对侵占区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教育侵略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的侵华战争。我国华北、华中、华南部分地区沦陷。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遍了半个中国。随着侵略的扩大和漫延，日本侵略者在侵占区先后扶植傀儡政权，用武力推行其殖民教育政策。1937年12月14日，日本侵略军在北平（北京市）拼凑了以汉奸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3月，又在南京拼凑了以梁鸿志为行政院长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公开投敌叛国。在日本侵略军的操纵下，北平“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合并，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由汪精卫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长。日本侵略者不仅在伪政权统治下推行奴化教育，在所有侵占地也都把教育宣传作为武器，削弱摧残中华民族精神，妄图使中国人服从于残暴的殖民统治，在太阳旗下当顺民。
第二部分：扶植和操纵奴化教育机构疯狂摧毁我国学校（1）
日本侵略者对关内侵占区的学校教育疯狂进行破坏和摧残。有129470余所初等学校、1926所中等学校和110所职业学校在战火中停办，造成近千万的学生失学；全国91所高等学校停办解散或迁往川、黔、湘、闽、皖、赣等边远地区。
日本早在“七七事变”前，就对关内的学校进行肆意破坏。1932年1月28日淞沪战争发生时，上海各大学就遭狂轰滥炸或被占领。1932年6月3日教育部报行政院秘书处《淞沪被灾专科以上学校所报损失表》载，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国立暨南大学、国立同济大学、国立劳动大学、国立交通大学、私立复旦大学、私立大夏大学及附中、私立东吴大学法律学院、私立上海法学院、私立持志学院及附中等14校，在日军侵沪之役中，所受直接、间接损失，共计7438178元。《日寇侵略上海各校呈报战事损失情形的有关文件》，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卷号五。1937年7月29日，日机连续轰炸天津四个小时，“其轰炸的目标集中在南开大学”。至8月1日晨，“火犹未熄”，南开“已成瓦砾之场。”之后又纵火焚烧教学楼、图书馆及师生住宅37栋，中文图书10万册，西文图书45万册及大量珍贵的成套期刊，“南开大学财物损毁按战前价值统计达663万余元”。洗劫一空的校园沦为日军医院和军马牧场。石岛纪之文《中国抗日战争史》，郑玉纯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60~61页；《申报》1937年7月30日、8月1日；《日军毁掠南开暴行录》，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1937年8月中旬，日军出动100余架飞机对上海狂轰滥炸。有92所文教机关和学校遭日机袭击，其中全遭毁坏的占75％。其余被毁被王万福作文
炸高校，不可计数。据教育部编写的《敌人摧残我文化事业录》载，截至1937年10月为止，抗战爆发仅3个月，就有天津的南开、河北女师、河北工学院、保定的河北医学院、河北农学院、上海的复旦、同济、大夏、持志、正风、上海商学院、医学院、东南医学院、同德医学院、体育专科、商船专校、南昌的医学专校、广州的中山大学等23所高校先后被炸。毛磊、刘继增等主编《武汉抗战史要》，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186页。1938年1月，日寇用煤油纵火烧毁了浙江大学，该校图书馆全部被日寇所毁。1939年2月，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