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王朝兴替-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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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1642年）十月，皇太极再次致书吴三桂：“大清国皇帝敕谕宁远城吴大将军：今者明祚衰微，将军已洞悉矣。将军与朕，素无仇隙，而将军之亲戚，俱在朕处。惟将军相时度势，早为之计可也。”（《清太宗实录》）同时，又命祖大寿写信给吴三桂。过了几个月，吴三桂终于给祖大寿回了信，内容是“犹豫未决”。皇太极立即积极响应，再次致书吴三桂，劝他“急图归顺，勉立功名”。然而，当时吴三桂自认为回旋的余地相当大，何况家眷又都在北京，所以并没有接受满清的招降。
时过境迁，此刻摆在吴三桂面前的形势是相当严峻的，他的部下与山海关总兵（又称关门总兵）高第的军队加起来一共只有五万之众。而且在明末盛行的“家丁”制度下，五万人中中真正能征敢战、装备较佳的兵马只占不到一半。而山海关恰好处于清、顺两大新兴势力之间，对于局促在关内永平府一隅之地的吴三桂来说，对抗任何一方都是自取灭亡。显然，继续效忠明室已经是不现实的，因为崇祯皇帝为首的明朝已经不存在，而当时南明的弘光朝廷还没有建立。山海关同淮河以南的残明势力相距太远、音讯不通，李自成在山西、北直隶和山东横冲直闯时，已经使南北交通遭到严重破坏。
吴三桂此刻局面之艰难、承受的压力，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李自成几十万大军近在咫尺，满清多尔衮正率大军南下，克日就能到山海关下。据当时在省靖的朝鲜使者说：“顷日九王（指多尔衮）闻中国本坐空虚，数日之内，急聚兵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岁以上，无不从军。成败之判，在此一举。”动员兵力之多连满清人士也说“前后兴师，未有如今日之大举”。对吴三桂来说，他可走的道路只有两条，要么降顺，要么降清，时间和局势都逼迫他必须作出选择。
接到李自成的劝降信后的几天，吴三桂一直在反复考虑对策，到底要怎么办？对任何人来说，这都是不容易作出的选择。当然，最后吴三桂的想法跟京城中大多数投降李自成的前明官员一样，顺理成章第将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另外关键的一点是，吴三桂所部的辽东官兵一直同满清处于对峙的状态，互有仇杀，而同大顺军并没有多大恩怨。吴三桂想通了后，迅速决定投靠大顺政权。山海关防务由李自成派来的唐通接管。
1644年三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崇祯皇帝煤山上吊三天后，吴三桂在永平府（府治在今河北省卢龙县）张贴告示，有“本镇率所部军队前往北京朝见新主，所过之处一定秋毫无犯，地方百姓不必惊恐”等语，证明他已率领部下兵马前往北京准备接受李自成的新命了。
3月26日，吴三桂率领部下行至河北玉田县，离北京已经不远了。但就在玉田县内，吴三桂突然改变了主意，由准备投降大顺转而持敌对态度。产生这一急剧变化的原因自然就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冲冠一怒为红颜”。吴三桂在玉田遇到了从北京逃出的仆人，听说留在北京的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军刘宗敏所掳，须发奋张，勃然大怒说：“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天下人！”
吴三桂还特地写了一封信回答父亲吴骧的招降，书中说：“父既不能为忠臣，儿亦不能为孝子矣。”后人因此嘲讽吴三桂对爱妾的爱惜超过了父子之情。
但究其根底，吴三桂投降大顺时的本意是要维护和扩张自身利益，从北京传来的消息使他疑窦顿生，猜测李自成的召见很可能是一种骗局，将会对自己采取不利行动。于是，为了保命，他骤然变卦，带领部下兵马直奔山海关，从背后对镇守关门的唐通部发起突然袭击。
第一编 1644之甲申风云李自成与多尔衮的运气（4）
唐通的兵力大约只是吴三桂部的五分之一，加以变生意外，猝不及防，山海关于是被吴三桂重新占领。唐通率领残部撤往离山海关不远名叫一片石的地方，大顺政权委任的其他官员也纷纷逃回。
吴三桂又下令军士为崇祯帝服丧，设座遥奠，啮血结盟，立誓扫灭李闯，为明复仇。这就是吴伟业所咏的“恸哭三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不过缟素一句是宾，红颜一句才是主。没有有红颜，何来缟素？
形势从这个时候开始陡转急下，历史因为一个女人而改写。历史人物在重要关头的选择，给历史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完全改变了国家命运的走向。
３ 多尔衮
在1644年的国变中，如果说李自成是种树人的话，那么摘桃的那个人显然就是多尔衮。
多尔衮是后金大汗努尔哈赤的第十四个儿子，清兵入山海关时，他才32岁，但却已经是身经百战的统帅。
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月二十五日，多尔衮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年）三月，努尔哈赤废弃大福晋富察氏。当时大福晋富察氏有四条罪状，其中之一便是大贝勒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但其实缺乏足够的根据，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开始上升。
代善由于为人精明计较，渐渐失去其父的欢心。不久，代善听信后妻的谗言，虐待前妻所生的儿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太子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同年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是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多尔衮兄弟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领大军攻打宁远（今辽宁兴城），明朝守将袁崇焕顽强守御，努尔哈赤被炮弹炸伤，只好命令全军退走。同年七月，努尔哈赤创伤复发，不得不到清河汤泉疗养。八月，伤势转重，乘船回盛京。途中，他知道即将逝世，通知大妃纳喇氏来迎，似乎要授以遗命。八月十一日，因伤势恶化，努尔哈赤殁于途中的瑷鸡堡（今沈阳市南）。传闻他临终的时候，曾经指定最疼爱和器重的十四子多尔衮作继承人。
这时候多尔衮虽然在十大贝勒中排第九，人称九贝勒，可是他这时候才十五岁。而其他众贝勒早就忌惮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八子皇太极（又称四贝勒）掌握后金八旗中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势力强大，众贝勒便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九个时辰后，众贝勒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从这个时候开始，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急转直下，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份的攘夺，而且还不知道将来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然没有向多尔衮兄弟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很多，后来更是处处压制多尔衮兄弟所统领正白旗和镶白镶的势力。但是不久后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皇太极即位之初，地位还不十分稳固，当时对皇权最具威胁的是三大贝勒——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皇太极为了削弱这三大贝勒的权力，光凭他自己的实力还不够，所以开始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这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的旗主之位，让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
多尔衮从少年时代就不得不在夹缝中求生存，这种非常人的经历磨砺了他的才华和心机，他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多尔衮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他“墨尔根岱青”（蒙古语“聪明之王”的意思）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半个月后，多尔衮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因为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
第一编 1644之甲申风云李自成与多尔衮的运气（5）
《清史稿·多尔衮列传》记述，1629年皇太极兵围北京城时，多尔衮曾与袁崇焕援军激战于广渠门外。1635年，多尔衮率军收降蒙古察哈尔残部（元朝皇帝后裔）时，获得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即秦始皇用和氏璧琢成的传国玉玺）。皇太极因此获得了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自然也是大加褒奖。不久，皇太极即位为皇帝，改后金国号为“清”，年号崇德，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睿”，亦含聪明之意），列在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卢象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
在围攻祖大寿镇守的锦州之战中，清军开始由多尔衮统领。但他未经皇太极批准，便擅自决定各牛录（一牛录为三百人）每五人为一批轮流回家休整，以恢复其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以及无处放牧的战马的体力。皇太极闻知此事后大怒，多尔衮“自言罪当死”（《清史稿·卷218·多尔衮传》），皇太极将多尔衮由亲王贬为郡王，罚银一千两，夺两牛录，并于1641年五月一日将他召回盛京，留在朝廷。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就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的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皇太极一生勤于政事，勇于战阵，诸多军国大事，事必亲躬。由于精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严重损伤了健康，积劳成疾。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晚上十时，晚上十时，皇太极在沈阳皇宫清宁宫东暖阁寝宫的南炕上端坐时突发心脏病而死（有记载说，皇太极最宠幸庄妃大玉儿的姐姐宸妃海兰珠，宸妃因丧子悲伤过度而亡，皇太极也伤痛而死）。因为皇太极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皇太极的大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