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63-蒋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第2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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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蒋孝刚出生，当时蒋纬国已经47岁了。这样的年龄得子，蒋纬国几乎是狂喜不能自抑。1967年，台湾的许多报刊都登出这样一幅照片：蒋纬国把儿子蒋孝刚扛在肩上，笑得合不拢嘴。虽然这张照片遭到很多人非议，毕竟此时的蒋纬国穿着军服，还是在办公室，这样做似乎不妥，但无论如何，蒋纬国的爱子之心由此可见。 虽然蒋孝刚是蒋氏家族中“孝”字辈的兄弟，但他出生得太晚，和孝文、孝武等人玩不到一起去，感情并不深厚，往来也不密切。相反，他和侄女蒋友梅由于年龄接近（相差不到两岁），感情十分要好，倒不像是叔侄，而是兄妹了。 与蒋家其他第三代男性不同，蒋孝刚学习非常用功，且上进心很强。1980年，他和蒋友梅同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蒋友梅学艺术，蒋孝刚攻读法律。他勤奋好学，对各门功课都十分用心，尤其是对商事法和国际法下的功夫最深，成绩也最好。剑桥大学毕业后，蒋孝刚远渡重洋，到美国纽约参加律师考试，结果一试即中。蒋孝刚留学剑桥的时候，由于思子心切，蒋纬国几乎每年都要去伦敦参加“战略协会”主持召开的年会，“顺便”与儿子聚会，享受天伦之乐。 应该说，蒋纬国教育儿子还是不错的，蒋孝刚并无“第一家庭”的骄矜之气，更别说打着家里的旗号，到处横行霸道，飞扬跋扈了。他在念书期间，别人也不知道他就是蒋家子孙，都以为是台湾一般公职人员的子孙。 据说，蒋孝刚大学毕业后，台湾“外交部”曾有意安排他出任官职，但他表示对政治没兴趣，婉言谢绝了。同时，他也不愿在台湾律师界发展，以免别人认为他是靠“蒋家招牌”打官司。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能是因为看到了父亲从政的悲剧，所以蒋孝刚更不愿意去趟这股混水，与蒋孝文这些“嫡系部队”争宠。 后来，蒋孝刚在美国纽约从事律师行业，发展相当不错。曾著有《美国法律十八讲》一书。 1987年8月19日，蒋孝刚与王倚惠在士林官邸凯歌堂结婚，由周联华牧师福证。在蒋家时代，蒋介石夫妇及政要周日弥撒聚会都在凯歌堂，由周联华讲道，蒋家三代都在此受洗。王倚惠的父亲是菲律宾侨界一位著名的商人，与蒋纬国私交甚笃。所以有人评价蒋王联姻不是政治婚姻，因此不可能在政治上产生重要影响。 蒋孝刚不靠蒋家的地位而依靠自己的努力闯出一片天地，令蒋纬国非常欣慰。他有一句名言：“儿子在精不在多。”看多了哥哥蒋经国那些公子的遭遇，蒋孝刚的成功可能会给郁闷不得志的蒋纬国很多安慰。 20世纪90年代，女儿蒋友娟和长子蒋友捷出生。1994年9月，宋美龄曾千里迢迢从美国回台，她见了孔二小姐孔令伟最后一面，并且到阳明山蒋纬国家专程抱了抱蒋孝刚的女儿蒋友娟和长子蒋友捷，显露出宋美龄与蒋纬国的母子情谊。
第三部分 蒋家第三代私密生活影像远离政治（2）（图）
第三部分 蒋家第三代私密生活影像漫漫归家路（1）（图）
曾经生活在不为人之中，长大的他们却又须在别人的侧目与疑惑中跋涉。 在蒋经国所有的儿子中，章孝严和章孝慈曾经是一个禁忌，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他们是谁的孩子，可是一度几十年，他们只能隐忍以行，以沉默来对抗流言和侮辱。父亲就在眼前， 可是却不能相认也无法相认，这应该是人世间最痛苦最难以言明的酸楚，而这已经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弥补的伤口，停留在章氏兄弟的心底，无法愈合。 1942年，章孝严、章孝慈诞生在广西桂林，蒋经国为其取小名“大毛”、“小毛”。但是孩子还没有满月，母亲章亚若就不明不白死去了。如何处理这对双胞胎，成为当时的棘手问题。没有人知道蒋经国是怎么考虑的，但从此，章氏兄弟开始跟着外婆、舅舅过起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完全不同于蒋家人的另一种日子。也有人说，章氏兄弟的外婆甚至是连夜带着孩子离开的，因为害怕遭到暗杀。 为了让双胞胎更好地成长，外婆周锦华将他们过继给在贵州铜仁县当县长的舅舅章浣若，并改姓为章。 1948年，国民党政权行将覆灭，蒋经国的亲信王升通知章浣若，让他带着老人和孩子转移到厦门，然后坐船到台湾。就这样，7岁的小哥儿俩来到了台湾。母亲早逝，生父蒋经国又无法直接面对他们，外婆便成了他们惟一的依靠。为什么蒋经国没有把孩子接到自己身边，或许是因为自己政权还未稳固，或许害怕外人指责。但不管怎样，这对兄弟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只能艰难地成长。 1988年5月，章孝严在接受台湾《远见》杂志社记者采访时，曾经亲述了自己的童年和成长过程。他说：……虽然母亲早逝，双亲没有办法在身边，可是我觉得童年并不缺少爱。外婆的爱意与舅舅的关切，把父母留下的真空填补起来了，而我的人格也还得以正常发展。今天我特别怀念外婆。在那段日子，她把所有的精神与爱护都放在我和弟弟身上，抚养我们。 当时章浣若一家十余口（包括章自己的7个儿子）就住在台湾新竹两间小小的屋子里，老人和哥儿俩住在一家，兄弟俩合睡在一张竹床上。原本是县长的舅舅来到台湾后，官自然是没了，只能做点小生意来养活这一大家子人。但生意做得并不是很理想，章浣若更是个读书人，而不是商人，卖过日用品、烟酒，也做过碾米厂生意，都失败了。 他们的贫困恐怕是生活在蒋家的孩子们永远都无法想象的，房间小，书桌只能放在过道，所得的奖状无处贴，只好以书桌面为底线贴在墙上，到高中毕业时，已经贴到了天花板。所有同龄人能享受到的东西都没有，倒也罢了，而他们面对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活下去，生存和吃饭都是大问题。 章孝严在接受记者的采访时，用“自生自灭”来形容当时的状况：“（自生自灭）这是很可能发生的，很可能发生的。有次我跟孝慈，我们很调皮，在初一的时候，天气热，我们想去游泳。也没有办法到游泳池去游泳，我们就跳到灌溉用的很深的一个渠道，跳到里面去游泳，我们以为很浅，可是我们个也不高，初一的时候，踩不到底，水就这么流着，往下面流。我弟弟在岸上，我在下面。我就叫。幸好有个路人过来，一把把我抓上来，还把我痛骂一顿，说你这个坏孩子跑到这里面来游泳。这一幕我一直忘不了。我说万一有一天那种情况‘自生自灭’，可能灭顶呢，台北可能没有人知道。”
第三部分 蒋家第三代私密生活影像漫漫归家路（2）（图）
虽然，王升在蒋经国的授意下，也会接济章氏兄弟。但那只是在小学和初中时期，小康的生活都可以维持。但是后来章氏兄弟的二舅舅跟王升闹脾气，没有办法相处，没有办法来往。从此二舅舅也不到台北去，王升过年也不来了。他一不来，章家本来就拮据的生活更辛苦了。提到这些往事，章孝严很是感伤：“我们这一段，父亲晓得或者不晓得我也都不知道。他可能以为我们现在过得还好好的。我是这么想。如果王升不报告的话，他怎么知道我们过得不好呢？很多人也不解，既然是经国先生的孩子，怎么会受苦到那个程度？三餐不继啊。要煮饭没有米呀。叫我跟孝慈去东门市场米店去赊米。先跟你赊几斤米，钱来了再还你。实际上钱没来，我们米又吃完了。轮到我又去赊米，钱没来，米又吃完了，轮到孝慈。后来我们都不好意思了。那时候已经念初中了，高中了。后来我跟孝慈说：“你去你去”。后来最后就猜拳，谁输了谁去赊，去赊米。就这么过日子，我们都走过来了。如果不努力的话，没有人会去谈，经国先生还有两个孩子，叫章孝严、章孝慈。如果我们根本就连考也没考取初中毕业，就说你是经国先生的孩子，有人会相信，没有人会在意的，所以你是要自己走出来的。” 在高中毕业前，章氏兄弟从没有住过有浴室和抽水马桶的屋子，家里没有沙发，家具都是简单的竹器。虽然这时台湾经济已经飞速发展，收音机和电扇都已经很普及，但是他们家却没有。 对于章氏兄弟而言，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就是外婆，按照章孝严的说法“她是一位十分倔强而固执的老人，从不向环境低头，再困难的环境都是咬着牙撑过去的。这段困苦的日子，如今回想起来，我心中是满怀感激的，没有任何怨恨。因为它虽使我在肉体上受到某些煎熬，精神上却使我比别人成长得更快。……我觉得贫困并不是耻辱。而一个人不知道如何从贫困中走出来，这才可耻”。
第三部分 蒋家第三代私密生活影像漫漫归家路（3）（图）
一样的笑容，一样的成长经历，眉宇间多的是清俊和自信。
贫困对于有的人而言，是灭顶之灾，但对于有的人来说，却是成长的动力。章氏兄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破茧成蝶了。 1960年，尽管外婆周锦华去世。但孝严和孝慈同时考入私立东吴大学。那一年的年底，兄弟俩终于从王升的口中得到确实的证明，知道了自己的生父就是蒋经国。大学毕业后，章孝严服了兵役，1968年，他通过竞争激烈的“外交领事人员”乙等特种考试，又在1978年通过“外交领事人员”甲等特种考试最优等及格（其他两位是宋楚瑜与曾驻南非约翰尼斯堡“总领事”的胡为真）。 章孝严从“外交”基层干部，经过考试和学习，曾担任过台湾“驻美国大使馆”的三秘、二秘；1979年他参与钱复、宋楚瑜等在台北和美国代表关于“实质关系”的谈判；此后担任过“外交部”北美司的科长、副司长、司长和北美事务协调会秘书长及至“外交部”次长，在台美关系和台加关系方面做了许多实际工作。由于章孝严既精通英语又精通法语，台湾舆论界都称他是一位“双声带外交官”。 当然，会有人认为，章孝严进入“外交部”后，发展比别人快得多，是因为有某种关系的缘故。可是章孝严却曾经坦白：“这种看法并不是我所感受到的。换句话说，我不认为我进‘外交部’，然后逐步升迁的机会是由某种关系而产生的。我倒觉得很多地方……就算有某处关系好了，与其说它对我有所帮助，还不如说对我有过阻力！提到那个关系我一直到今天都不愿意公开说明。过去我也没跟任何人说过。我在‘外交部’那么长时间，到最近几年，别人才有所风闻。记得……奉派到比利时时，没有人知道章孝严是谁。” 他一再表示：“我不要求特别照顾，也不接受特别的限制。”每次外放，以及每次内部调升，都因为考虑到家世而有所延搁。两年多前，钱复拟调这位次长到华盛顿担任‘副代表’而未成。这一个要求‘平等待遇’的强烈个性正反映出：“我过去的一点一滴都是自己心血换来的。” 惟一令他尴尬的是，他必须在与父亲同时出现的公开场合回避自己的父亲。 1989年，“使韩”一事，更是给章孝严以沉重的打击。按照国际惯例，要调换大使，必须先征求对方同意，尤其在人选方面，对方可以否决。本来，章孝严是当时外交界的佼佼者，出使韩国应该没有问题。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竟然遭到了韩国的否决，起初台湾方面很是不解，后来才知道，韩国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国家，而章孝严偏偏是“庶出”，韩国认为这是一种侮辱，所以予以否决。 当然，章孝严的前途没有得到影响，但他却沉寂了一段日子，毕竟面对这样无法说出的痛苦和无法改变的事实。他只能“打落牙齿和血吞”。 惟一能安慰他的是仕途上的顺利。1993年2月，章孝严出任“行政院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同年8月，在国民党“十四大”上，再次当选“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常委”，1996年6月，担任“外交部长”。 与哥哥相比，章孝慈具学者风度。他在东吴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和法律学士学位后，又到美国得克萨斯教会办的南美一所大学就读，获政治学硕士，随后又到杜兰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再留校继续攻读，终获法学博士学位，直到34岁，才完成求学经历，共获两个学士学位、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 这位获得多个学位的学者，和兄长一样，在艰苦的环境中长成。在美国求学期间，他有6年是靠暑期打短工维持生活、交纳学费。他做过保安，在餐厅打过工。1978年，章孝慈自美返台，任教于东吴大学法律系，两年后任命为法学院院长。1986年接任东吴大学教务长职务，仍兼任法学院院长，1992年后出任代理校长、后成为该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