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娃画传-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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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如果我是男人（2）
辱骂曲解波伏娃的评论文章铺天盖地。其中有关《母性》这一章节受到的攻击最为猛烈。波伏娃在《母性》中阐述：妻子和母亲的命运是男人发明出来用以否认女性自由的神话。因为驳斥了“母性是本能”等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许多男人们断言，波伏娃无权讨论母性，因为她没生过孩子。这些男人随后又对母性夸夸其谈。波伏娃毫不客气地反驳道：难道你们男人们生过孩子？你们又有什么资格谈论母性？ 书出版后，波伏娃遭遇了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第二性》中有一章谈到流产。结果《现代》杂志的办事员每天都会接到无数电话询问做流产的地址。办事员起初啼笑皆非，最后被惹火了，他们贴出了一张告示：“我们在大楼里做手术，手术由我们做。”一次早上，波伏娃还在睡梦中，这时有人敲门。波伏娃打开门一看，是一个陌生的年轻男子。他心烦意乱地说：“我老婆怀孕了，给我一个作流产的地址吧。”“可是我不知道什么地址啊。”波伏娃困惑地说。年轻男人骂骂咧咧地走了。此后，又有许多询问流产的人找上门来，波伏娃这才明白原来大家把她当作了流产的职业介绍人，她感到很不是滋味。 前来找波伏娃要求谈谈的人不计其数。有个年轻女孩子给波伏娃写信：“我想与你谈谈以便了解一下你在妇女问题上的看法。”波伏娃回：“请读《第二性》。”她回：“我没有时间读。”波伏娃回：“我没有时间谈。”还有个美国费城的读者装成是波伏娃的熟人，经常给她打电话要求见面。她甚至扬言要卖掉自己的古玩商店，与波伏娃一起生活。她企求波伏娃慈悲为怀，满足她的心愿。波伏娃当然拒绝了。结果费城读者给她写信说：“我已经卖掉了店，已一文不名，而你现在却不要我了。我不能以任何理由责怪你，你把自己保护得太严密了。” 有许多妇女因为《第二性》而受益，她们赞同波伏娃。有许多人给波伏娃写信表达自己的同感，向她吐露心事，向她讨主意和看法。许多30岁左右年轻女子来找她，她们感到生活的路上布满陷阱，丈夫孩子工作罗织成一张无法拖动的网，而这张网正是她们自己参与制造的。有不少女性受波伏娃影响，也开始尝试写作。还有不少年轻士兵给她写信讲述自己的故事。但也有许多妇女不同意波伏娃的见解，《第二性》让她们感到沮丧、对立、愤怒和害怕。直到12年以后，还有许多女性给波伏娃写信探讨女性问题，可见《第二性》在当时掀起的轩然大波。 歪曲原著的英文版《第二性》 因为介入了萨特从未涉足过的女性话题，《第二性》的出版让波伏娃走出了萨特的阴影，她不再被看作是萨特的跟班。这部70万字的女性著作，花费了波伏娃两年多的时间，其内容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和古代生化，是一本研究妇女问题的百科全书。波伏娃把《第二性》看作她最满意的作品：“假如今天有人问我对这本书怎么看，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依然坚持书中的观点。”到80年代末，据保守估计，《第二性》出版了法文版约100万册，其他语种版本约200万册。1953年，该书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后，引起极大轰动，推动了当时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 美国诺普夫出版社购买了《第二性》的英文版权。不过很可笑的是，这本被美国人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最为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书”，其英文版其实是一个严重背离了波伏娃思想的版本。其拙劣的英文翻译，使它在美国遭到了长期的误读与曲解。 《第二性》的英文翻译者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他叫霍华德·麦迪逊·帕什利，是个退休的动物学教授，写过一部论人类繁殖的著作，并为《纽约先驱论坛报》评论和性有关的书。帕什利只是在学生时代学过法语，未进行过任何哲学训练，对于当时波伏娃置身其中的存在主义一无所知。直到翻译完《第二性》，帕什利也未读过任何与存在主义相关的著作。在遇到一些存在主义术语时，他常常自做主张，想当然地胡乱翻译。 波伏娃对英文版中的删节和错误也感到震惊，她希望在英文版中附加一个声称自己与本书无关的声明，但是出版社没有同意。为此她多次拒绝了诺普夫和帕什利要与她对书中内容进行咨询的请求。2000年，波伏娃的养女西尔维呼吁应该出现一个新的英文版本。她说：“这个英文版是个丑闻。”考虑到《第二性》与21世纪女性状况是否还相适合的问题，诺普夫出版社拒绝了。因此，只有等到2056年《第二性》的版权保护期结束，才有大量《第二性》的其他版本出现。 《第二性》让波伏娃在随后而来的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女权主义运动中成为一名领袖人物。《第二性》影响了许多国家的女性，1965年波伏娃的《第二性》在日本出版后很快成了畅销书，而且波伏娃的著作全部被翻译成日文。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如果我是男人（3）
多部作品的接连问世，波伏娃声名雀起，开始逐渐走入公众视野。二战后，波伏娃改变了一些政治观点，她意识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不能脱离社会、群体而存在。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到介入社会，关注现实，把个人的命运和社会前途联系在一起。加上萨特存在主义的影响，波伏娃自己也成为一个存在主义者。当萨特成为存在主义代言人后，波伏娃一直被视为萨特的跟班。在人们眼中，她是为萨特摇旗呐喊的小兵。 《第二性》让波伏娃摆脱了萨特的阴影，但是她并不满足做一个女性专家。《第二性》写完之后，她开始写一部以二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奋斗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这部小说完全摆脱了波伏娃以往小说的说教味，它是一种纪录和再现。这种转变让波伏娃变得有些担心，当她把手稿拿给萨特看时，她的心里直打鼓，因为她非常重视这部小说，也非常用心，所以就格外害怕努力得不到肯定。萨特看完后真诚地对波伏娃说：“这是你最出色的作品。” 波伏娃给小说起名为《名士风流》，全景式再现了二战后法国知识精英的政治生活。二战后的法国知识精英们在历经战争磨难后，面临物质贫困和精神危机，破落的城市，巴黎这座“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中心的城市已经毁灭”。战争结束了，却又没有结束。世界仍然笼罩在不安定的气氛下：美国的霸权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强权政治、美苏对抗、东西方冷战。法国国内的局势也是剑张弩拔，戴高乐和法共的对立，混杂着各种派别各种倾向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让每一个法国知识分子都难辩是非，难以抉择。 波伏娃不同意将《名士风流》中的人物与她的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一一对应：“经历不等于一切事实，我也不想写一部编年史……《名士风流》不是纪实小说，我讨厌纪实小说……安娜不是我，我只是借她的口说我要说的话。至于亨利随便人们怎么说，他反正不是加缪，绝对不是。把萨特和迪布勒依等同起来这同样荒谬。”1954年底，《名士风流》出版两个月后获得了龚古尔奖。 在萨特的影响下，波伏娃开始逐渐关注政治。战后她曾积极协助萨特成立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但是这个组织很快解散了。确切地说，波伏娃直到50年代以后才开始频繁地介入政治。
第三部分：逐出莫里哀学校超然于世的政治态度
当波伏娃还在埋头写作，游离于政治之外的时候，萨特一直密切关注着国际国内的形势变化。战后的国际形势进入新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东西方冷战。法国国内，共产党社会党右翼势力互相仇视，争执不下。右翼势力和以戴高乐将军为首的派别，倾向美国，视共产党为公敌。萨特对于世界局势的看法是美苏争霸只会是两败俱伤，他希望双方能消除对抗停止冷战，还世界和平。“社会主义与自由”解散后，萨特加入了“革命民主联盟”。 1948年早春的欧洲，反共情绪和对战争的紧张感空前激化。而萨特一直积极参加革命民主同盟的活动。他写了一部戏剧《肮脏的手》，题目的含义是：剧中讲了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年轻共产党员，他为了彻底背叛自己的阶级，愿意担当刺客的角色。但他时时处于道德的焦虑之中，总想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纯洁理想。同他形成对照的是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他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 这部戏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旺达扮演其中女主角，大获成功。但是，因为在剧中塑造了一个不择手段的党内领导，共产党评论家认定这是一个反共的戏剧，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实萨特的本意并非如此，之所以取名为《肮脏的手》，意在表明：任何人都不可能在政治斗争中不弄脏自己的手。资产阶级评论家则对《肮脏的手》拼命鼓吹，认为该剧反映了共产党内部残酷斗争的真相，甚至给这部剧添上了反苏的色彩。萨特对此严正抗议，他不禁想到之前众人对“他人即地狱”这句话的误解，和现在的情形是多么相似。 他感到百口莫辩，他此时的政治态度开始超然于美苏两大集团之外而保持独立。他还逐渐发现“革命民主联盟”奉行的是改良主义路线。这让他感到很不满。很快，他与联盟的首领达维·胡塞起了冲突，不久决裂，萨特退出联盟。 此后他一直在寻求与共产党的对话与合作。1952年，亨利·马丁事件让萨特重新赢得了共产党的信任。亨利·马丁因为张贴反对印支战争的传单被捕入狱，法国共产党发起了营救马丁运动邀请萨特参加。萨特马上上书总统要求特赦马丁，并写了亨利·马丁事件一书。在萨特和法国共产党的努力下，马丁释放了。而且萨特在他自己主编的《现代》杂志上写了不少宣传共产党的政论文章，法共接纳了萨特。 起初波伏娃的政治态度并不明朗，但在萨特的影响下，她意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世界带来和平。波伏娃逐渐接受了他的观点，并经常撰文声援萨特。
第四部分：波伏娃在中国波伏娃在中国（图）
中国对波伏娃来说，是一个渴望了解的国度。 萨特一直关注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他一直对中国有巨大的兴趣。1955年的9月至11月，应中国对外协会的邀请，波伏娃和萨特来中国访问了45天，陈毅副总理亲自接见。周恩来总理还邀请他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盛典。 1955年11月2日的《人民日报》还刊登了萨特的《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一文，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他这样写到：对于这个曾经遭受过多少苦难，而且今天又能够不计较旧日仇恨的伟大国家，法国人民只能报有一种情感，那就是友谊。 萨特和波伏娃对中国十分友好，他们的来访，加强了中法两国文化上的沟通交流，推进了中法两国的友谊。虽然刚成立不久新中国在各方面都十分落后，但他们看到更多的是新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我在沈阳住了不到一个星期，等我回到北京，北京的面貌在某些街道和某些市区已经变了样子。”他们看到了中国人民改变现状的热情。波伏娃曾对萨特感叹：在中国，一个法国人自己觉得已经是一个死人。 中国对于波伏娃来说，是一个她渴望了解，却又难以找到入门钥匙的世界。在来中国之前，她暗暗下定决心，要揭穿以往西方新闻界歪曲中国的谎言，呈现一个真实的中国。她在图书馆和资料中心查阅了大量关于中国昨天和今天的报道、论文、统计数字等。她还特地拜访了一些汉学家。 1957年她专门出版了对新中国观感的书，取名为《长征》。这本书以充足的事实驳斥了西方的反华观点，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的看法。“饱食终日的西方人任何时候也不会想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