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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节

生命与创作-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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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保安,或者是一些新的居民区的居民生活在一起。所以我现在觉得,我的资源非常丰富,写都写不完。我要写的东西太多,我都不知道该舍弃哪一部分。到目前为止,我的苦处是这个。    
    傅:生活体验多了,自己要表达的也多。    
    刘:积累得很多,资源很多。    
    傅:写都还来不及呢。    
    刘:我没有资源匮乏的感觉。    
    傅:有人说好的作家应该是不断地创新和超越自己。您觉得自己在这方面做的如何?    
    刘:做得很不错。因为在《当代》杂志去年发表我的《泼妇鸡丁》时候,有一个编者按语,大意是说,现在像我这把年纪的人,一般都,他当然有点儿幽默了,或者含贻弄权去了,或者含贻弄孙去了,不玩儿这个了。跟我同龄,或者一起在文学上起步的很多人,后来基本不写小说了,或者就是写小说,数量也是越来越少。而我从写《班主任》开始到现在,我穿越了20和21世纪的交替。我到现在,去年我还有两个中篇出来,而且都是写的最鲜活的当代生活的,像《泼妇鸡丁》这个中篇有五万字。台湾已经出了单行本,因为是繁体字竖排,可以构成一个单行本。《当代》就鼓励我说,像我这样的还能够含贻弄文,而且还能够写小说,还能写最新的生活,出现新的人物,而且小说在文本的追求上还有变化,读者应该还能从我的小说里读出超出小说本身的东西来。再比如台湾诗人焦桐,他自己办个出版社,把我这个《泼妇鸡丁》的小说,列入他的那个“饮食文化”的系列,他还在台湾发表了很长的一篇论文《论刘心武的饮食写作》。因为《泼妇鸡丁》这个题目是一个饮食,小说的每一节里面的每个题目也是一道饮食。饮食文学在台湾被认为是颇新潮的东西。这说明我在文本上是不断地更新的,不是固守在一个状态,不断进入新的领域进行新的探索。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是不断在超越。这样自我评价一点不过分。    
    傅:您总是进行着文体上的一种尝试。记得当初,1985年您写《五一九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的时候,是将真实的新闻背景和虚构的人物情节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写法在当时好像还挺轰动。    
    刘:挺轰动的。其实那个人物不能说是虚构的,人物、故事都是实有的。这些人物原型都是经过很具体的采访。但是,我在构成文本时,为了能够不拘泥于真实。因为真实有时使人在阅读的时候,可能没有一个联想,那我就把它又升华为一个艺术形象。但距离那个原型又非常之近,这当中虚构的成分又非常之少,可以说开创了一个新的文本。    
    傅:今天来看,觉得当时的这种尝试还是成功的?    
    刘:非常成功。后来我又写了这个连续的一组文章,我还把大量照片穿插进去,就是《私人照相簿》,在《收获》杂志进行了两年的连载。    
    傅:图文写作方面的一种新的尝试。    
    刘:是。这个图不是插图,它是和文字本身融为一体,构成一个新的文本。我在1999年推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树与林同在》,现在法国已经翻译出版,那里的《世界报》《解放报》《费加罗报》对这本书都有报导或评论。这本书也是把真实的人生用小说的形态来表达出来,里面把文字和200多幅照片和图画融为一体。    
    傅:曾有人有这么一个戏说的说法,说没本事的作家把一个短篇拉成一个长篇;有本事的是把一个长篇内容浓缩为一个短篇。您是长篇、短篇、中篇,包括纪实,什么都写过。有没有觉着自己特别喜欢哪一种文体,或者觉有哪一种类的文字更适合自己表达对于生命的一种阐发、体悟?    
    刘:我现在主要有四种写作,都是我最衷情的。一种是小说创作,除了你刚才提的,我还写小小说,我发表了大量的小小说,最近集成一个集子。    
    傅:袖珍短篇?    
    刘:是。有人叫掌中小说,有人叫一分钟小说,有人叫超短篇小说或微型小说。不管怎么叫,就是把文字控制在一千字左右,两千字以内。我的这种作品也不少了,也集成集子,最新的一本叫《天梯之声》。长、中、短,就是根据你的灵感,根据你的素材,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该多长是多长。我另外还写大量的随笔、散文。    
    傅:好像最近几年您写得特别多?    
    刘:特别多,集成很多集子。跟我约随笔集的特别多。我最近刚出一个集子,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的,集子书名叫《在柳树臂弯里》。有人说你不是去年刚出了一个,新华出版社给你出的那么厚一本《眼角眉梢》吗?你别自我重复呀?编好以后我很惊讶地发现,我也很自信,这本新集子和那本《眼角眉梢》一篇都不重复。说明我随笔写作的量是很大的。    
    傅:人家可能是觉得刘心武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连着推出两个集子,而且不重复。    
    刘:对,它就没重复。当然,我还搞建筑评论,这个就是种边缘文字了。文学和建筑评论之间有联系,但还是有一定区别。我搞建筑评论,已经出过一本《我眼中的建筑与环境》。最近又出了一本,也是专业出版社出的,第一本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的,这本是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出的,叫做《材质之美》。    
    傅:您是1995年开始写建筑评论的?    
    刘:对。到现在也快十年了。


《生命与创作》 第三部分刘心武:给自己营造安静写作的人文环境(3)

    傅:您当初写建筑评论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您?    
    刘:我想,是一个城市的发展。一个因素是外在的因素,城市发展,难道你不觉得北京现在盖了很多新的楼房,对你构成了一种强迫性的审美吗?你不看它都不行,你躲都躲不过去,变化多大呀?强迫你审美。这是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客观因素,再加上旧的四合院儿、胡同儿不断地被拆毁,开发不断地蔓延。作为一个市民来说,我有话要说。另外,我个人长期对建筑是感兴趣的。我在中学时代,经常画水彩画儿,建筑是我水彩画儿的写生对象,因为我在城市里居住嘛,不可能有很多的自然景物,基本上是建筑。首先是古建筑,比如画白塔,画故宫的宫殿,画天坛的祈年殿,画城楼门子,是吧。所以,我对建筑的兴趣也是埋伏很久了,外在的刺激加上内在我自身的这个底子,一激发,我的建筑评论就出来了。    
    傅:如果纯粹从建筑布局上来说,您觉得中国哪个城市是您最喜欢的,觉得它整个儿的建筑格局是最好的?    
    刘:这牵涉到一个城市整个的、大的规划问题。建筑格局应该是有两层含义,中国是一个古国了,很多城市都是历史名城,是很多的历史底蕴。是说它留存下来的那个底子?还是说它新的发展?因为这个城市是在不断地更新、发展。    
    傅:如果纯粹从历史的遗存来看一个城市。    
    刘:那我当然最喜欢北京。    
    傅:最喜欢北京?    
    刘:当然最喜欢北京。    
    傅:那新的发展呢?上海?    
    刘:我还不敢断言。因为最近几年没有去过,它几乎每个月都在发生变化。很难说。但是就城市的改造以及城市和提高市民的生活品质来说,天津是一个典范。因为上海,没有调查,究竟市民是不是觉得他的生活品质得到提升了,我不是很清楚。但是你接触天津人没有?天津在改革开放以后的近二十年来,天津人的生活品质得到了很大的提升。这是最根本的感觉,他们喝的水,生存的空间,行走的马路,发生了和他个人生活很密切的良性的变化,我觉得天津值得研究。    
    傅:等于说,您觉得北京现在从建筑方面来说它的发展不够?    
    刘:建筑有大概念和小概念。大概念是,一直要扩展到关于城市规划,一个城市整个的这个布局,包括它的道路都是建筑,是吧?另外,说的就是单栋的建筑或者单组的建筑。这是两个概念,北京在规划上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在单栋的建筑上,失败的例子远比上海多。所以这两方面都使我感到焦虑。我有很多文章探讨这个问题。    
    傅:就您所到过的国外的城市,您觉得哪个城市纯粹从建筑上来说,给您的印象最深?您觉得哪个城市从建筑上来说最漂亮?    
    刘:当然是巴黎。    
    傅:罗马呢?    
    刘:罗马对古迹的保存,还是做了很多工作。但罗马城在大概300年前,它的城市规划,就不是像巴黎那么样的,让你觉得它那么十全十美。巴黎几乎到完美的程度,罗马虽然古迹留得很多,但就整个城市的大概念来说,不如巴黎那么好。巴黎也有败笔,比如蒙巴拉斯大厦,一栋盖在市区里的美国式摩天楼。    
    傅:中外合起来谈,用世界主义的眼光来看,选一个您最喜欢的城市,是哪个?    
    刘:哎哟,这不太好回答。因为我个人…    
    傅:撇开个人,比如说生长在北京几十年什么的…    
    刘:是我很愿意游览的城市,还是我愿意在那儿定居的城市?咱把这概念搞清楚。    
    傅:您最愿意去哪个城市游览?又最愿意在哪个城市定居?    
    刘:游览,我觉得巴黎当然是百游不厌,包括西欧的一些其他城市,都是可以多次去游览,每次游览都会有新的发现。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本身的语言是汉语,所以我如果要是定居的话,我要住在东方,我要住在中国,想来想去,尽管北京有那么多让我失望的新的发展当中出现的那么多败笔,我还是要选择北京来定居。    
    傅:这是不是跟您在这儿生活的时间长有关系?    
    刘:有关系。但我觉得这不是惟一的因素,也不是完全因为生活的时间长,我有迁徙自由呀,是吧?现在不移户口,我也可以在别的地方买房子,我可以选择度过晚年的一个空间,现在无论从法律上,或从我个人的能力上,都不存在问题。是不是?更多的还是来自于个人的品性,北京与我的性格吻合点很多。    
    傅:人们特别喜欢问作家,他的写作是受了谁的影响。我也一直想有机会问您,您的写作有没有受过谁的影响?谁的作品的影响?中国的或者外国的?    
    刘:一般问这个问题都是问,从你已有的作品里面,已有的作家里受到什么影响?但其实我的影响主要是我的家族、我的父母、我的哥哥和姐姐。我生活的家庭,有非常浓郁的文艺气氛或者文学气氛,这对我是最大的影响。我走上文学道路跟这个家族影响分不开,像我母亲说起《红楼梦》来她就如数家珍。她可以告诉你,这个周瑞家的和王善保家的有什么勾连。这是一般弄“红学”都不去注意的。再比如说司棋这个角色,她的家庭背景、血缘背景等等,读得很细的啊。比如说像我的哥哥、姐姐,他们都是很早就读西方名著,读俄罗斯的古典文学、读苏联的一些现代小说,对我影响也很大。另外,我们家族,像我父母喜欢京剧,我和我哥哥后来就成为著名的票友。在北大,他曾风靡一时,成为“梅派青衣”。还有音乐方面,这对我走上文学道路起了很大的影响。    
    傅:更多是来自家庭?    
    刘:来自家族的影响是直接的。也有间接的,通过文本,或者通过一个我没见过,我没有谋面的作家的影响。如果要说作家和作品的影响,那很多。我可以举出一个例子,就是它对别人也许影响不那么大,就是我们四川籍李劼人的《死水微澜》,阅读的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是一种启蒙。    
    傅:那是很短的一个长篇。    
    刘:篇幅也不能说很短,当然比那种大厚本的长篇要短一些。我很惊讶,他能够通过那么生动的个人命运的这种幽微的描写,透视整个那个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四川的“保路运动”,教民和袍哥儿之间那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的激荡,等等。我的祖籍是四川,父母都是四川的,我的家族里面有的也是跟教民有关系,跟袍哥儿有关系。在长辈的叙述当中,我知道这些事情,没想到他能够那么生动地使我这么一个晚辈,获得一种对社会对人生的透视力。这个作家的这部作品对我走上文学道路,启蒙作用很大的。    
    傅:您好像不喜欢别人给您的小说贴上标签,包括比说“伤痕文学”、“京味文学”什么的。记得您有一个比喻说,这好比把您关在天鹅绒制成的一间“牢房”。觉得这种给作家定标签,评论家的作法也好,读者的作法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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