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创作-第1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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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了，我想到黑龙江去，到遥远的地方去肯定很有意思，所以我就赶回杭州去报名到黑龙江去。这可能是我当时特别想改变自己的一种欲望吧，特别强烈。到北大荒以后，也是一直在尝试写作啊，学习啊，不放过一个学习的机会，在小兴安岭伐木的时候，晚上点着蜡烛还在看书。然后，自己会搭着公路上的便车——运木头的车到深山里去听抬木头、装车的喊号子——那时候还在伐木，很粗的原木，八个人、十个人、十二个人抬一根木头才能装上车，他们有“号子”，他们自己创造的，都是节奏感很强的，然后就往车上走。为了听这个号子，我就自己从帐蓬棚里出来利用休息天，跑到公路上等一个卡车。那时候比较安全，让那卡车司机把我带到深山里去，带一点干粮，然后在深山里听了后搭那车再回来。我觉得人在青春期会有比较鲜明的“作”欲和“作”的表现。后来我写作以后，因为紧张，要花大量的时间读书、写作、思考，没有那么多时间折腾别的事了。1992年，那时候，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很多人下海，干点什么呀，我想我好像也没有兴趣。　　　　
　　　　傅：或者说您的“作”主要在精神层面上，您在写作的时候，在写《作女》以前的作品，《隐形伴侣》也好，《赤彤丹朱》也好，是不是在写作的过程当中体验到“作”的畅快？　　　　
　　　　张：对呀。我很同意这个看法。可能因为每个人都有“作”欲，实际上就是他不能够实现。“作”欲每个人都有，男人、女人都有。女人“作”的表现就被称为“作”了。我的这种“作”欲实际上是通过写作不断地释放啊。而且，我作品当中的那种不断求新、改变那种愿望的实现给我极大的快感。所以，我的创作我觉得不说好坏，它也是二十多年写作。我觉得我一直在不希望重复自己，一直希望能给自己找到新的东西，也给读者新的东西。所以，我每一部作品都好像有很大的改变，无论从取材也好，从结构也好，从它的表现形式也好，从它的记述方式也好，都有较大的改变。我不知你是不是赞成啊？　　　　
　　　　傅：我知道，从您作品风格上的改变来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您精神上“作”的延续，“作”的一种形态。　　　　
　　　　张：对呀。不安于现状，写作的现状。当你自己已经具体构成前一个文体的时候，当你进入下一个创作的时候，你希望里面又融入了你全新的创造力——创作。　　　　
　　　　傅：抛开“作女”这个文学形象，回到现实生活中，如果现实生活中的“作女”多了，男人的承受度会怎么样？　　　　
　　　　张：这个承受度会有一点问题，因为我们的习俗吧，或者说历史沉积下来的土壤是给男人一个男权社会，确实是给男人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我们进入现代社会，女性，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后，获得了更大的精神自由，或者心理自由，还有，走出社会，从事各种职业选择的自由。当然会对男人构成威胁，因为不是很容易控制了，所以在单位里会受到压力，回到家里面，妻子不断地有新想法，我想，作为丈夫来说也会应接不暇的。　　　　
　　　　傅：所以，在现实生活中男性不太愿意娶个“作女”作老婆。　　　　　
　　　　张：对呀，我的小说里有一个小标题是“谁敢把‘作女’娶回家？”我想我也是很有体会的。不停的家里要改变，改变家具搬来搬去，做饭每天都要换，试验一些新的菜——这是日常生活小事；大的事情上，在职业的选择上要不断地“跳槽”。　　　　
　　　　傅：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您有没有觉得女性解放也只是理论层面上的，很难达到。　　　　
　　　　张：不是啊。社会的进步实际上是通过每一个个人和很多的具体的实体来体现的。我们不会说有一天打开窗子，这个社会就变了，这是一种乌托邦的幻想。它的变化就是非常潜移默化的，循序渐进的。或者说在某段时间秩序可能有些混乱，不为我们注意，悄悄地在发生变化。“作女”这个现象，我把它提炼出来，是想告诉人们女性身上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而在她们的表现当中有很多正在生长的积极的因素。这本书的读者不仅仅是女人，很多是男性读者，他们通过我的书对女性多一点了解：她们为什么会这样想？为什么会这样做？　　　　
　　　　傅：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女性自己的解放还相对容易达到，关键是要解放另一半。如果男性不解放的话，女性的解放可以说是不完全的。　　　　
　　　　张：对。您说的也是很有道理。我曾经说过一句话，女性解放最大的障碍是女人自己。因为女人经常把自己看成弱者，而我们的社会文化、我们的舆论宣传也是这样的。事实上，历史延续下来造成今天的现实，也是这样的，要保护妇女和儿童的利益。确实是把妇女和儿童都当作弱者来看，长期以后，就形成对女性自身心理的一种认定，所以这种障碍首先是来自女性。在妇女解放史上，呼吁妇女解放的，很多都是男性，就是那些优秀的进步学者。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当中，都有很多著名的学者。比如说放小脚，就是改变裹脚、废除裹足吧，然后办女子学堂，提倡女子就业，很多都是由男性来做的。我觉得这一直是一个互相作用的问题。但是社会进步以后，我觉得我们有一种萌芽。在九十年代，“作女”的大量涌现正说明了这种进步。好了，那么男性也是应该随之进步的，这个时候，反过来对女性构成威胁，然后需要女性推动男性的进步。男性要接受这种现实，男性要支持女性的解放，深度解放啊。　　　　
　　　　傅：这个过程可能很漫长，可能当女性解放完成的时候，男性的解放不知道是落后多远。　　　　
　　　　张：就是说，它有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这个往前走一步了，那个就得跟着往前走。男人本来是带着女人的，女人跟上去了，女人的步子加快了，和男人可能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女人再走快点，男人在后面了，她需要拽着他走了。历史的进步就是这样交错进行的。


《生命与创作》　第二部分张抗抗：“作”实际上是一种创造力（3）

　　　　傅：作为“作女”来说，在小说里面你安排她拒绝婚姻、选择独立，是不是您在这上边有一个疑惑或思考，作为“作女”她的女性命运在婚姻上可能是不能得到完全的保证的，或者只有独女才会“作”，或者说“作”了以后有可能成为单身女性？　　　　
　　　　张：对。一方面是生活本身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作女”她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也会给别人带来一大堆麻烦。通常我们正常的家庭秩序是很难容忍这样的生活方式的。所以，她们为了坚守自己的一种信念和尊重自己的愿望，只能选择独身。这其实是一种无奈，这种无奈来自于实际，男性还不能够完全接受女性的这种极强烈的独立精神。得有一个过程。在整个社会进步过程中，婚姻逐渐变得不是独一无二的情感方式。还有一个也不是了，男人同样“作”，男人也选择独身。比如说，社会私有制家庭起源的时候，他建立一个家庭的稳定的婚姻，首先是为了保证它的继承权，财产的问题。后来，经过很多很多年以后，进入科技时代，他也会变化呀，他的财产观念就不那么强了。很多亿万富翁都把他们的财产捐给社会，回归于社会啊。　　　　
　　　　傅：如果“作女”要选择婚姻和家庭，自己就要在“作”上打折扣，否则目前的男性是不能接受的。　　　　
　　　　张：婚姻在社会上不是惟一的形式。现在不管是“作”，还是“不作”，很多人都选择不结婚。还有，由于住房条件的改善，由于社会生活空间的加大，都不需要婚姻这一种形式了。这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呀！　　　　
　　　　傅：目前，日本、台湾、香港的这种单亲家庭或者不婚、不孕的成功的女性已经非常多。从您的小说来看，这样的单亲家庭、单身女性，而且是成功的，有可能是来自“作女”的形态。　　　　
　　　　张：它实际上已经是了。不一定我们把它套在这里头。我的小说的“作女”只是写了一部分“作女”，我觉得她应该是千姿百态的，我这个小说也不是一个“作女”大全，不可能把每一个“作”的形式都写出来，每一个个体都不一样。也可能一个“作女”她刚好碰到一个充满活力的男性，他们觉得一块“作”特别有意思，然后互相支持。我觉得我也碰到过这样的事情，当初他们相遇以后，都觉得找到了世界上惟一的另一半，他们俩合起来“作”更有力量，然后把房产都卖掉了，到什么地方去，他们觉得这样生活才是最刺激的，最有意思的。两人情投意合，多好啊。两人一块“作”也是有的。　　　　
　　　　傅：我记得您说过，您好像其实更加关注《作女》的女二号——陶陶。她是处在想“作”而不敢“作”的一种境地。是不是这样一个人物更贴近了我们今天的现实，所以您赋予了她多更多的关注呢？　　　　
　　　　张：这个我觉得理解上有一点偏差。陶陶这个人物设计是很重要的，在电视剧的改编中，我看到了他们也给她了更重的戏量。实际上，我自己想表达的就是说在早期她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作”。“作”实际上是带有不合章法的意思，比如说在城市里有家庭条件比较好的人，他可以从小学上重点中学，上重点高中，然后送到很好的大学。大学毕业以后，进入很好的公司，然后会选择跳槽，改变一下暂时的处境，都是很有章法的，他有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而“作”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它是无序的。所以说陶陶为了改变生活，她非常盲目地离开家乡，她知道她一定要走出去。到了哈尔滨以后，她还是觉得没找到她自己。她推不开这个门，她又跑到了深圳，寻找更多的机会，又碰到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可以为他提供生活费，她又跑去读书。因为她知道知识是有用的。她是带有盲目性的，她是在寻找、在摸索，但有一点很明确，她要改变她的命运。其实这种“作”不是我写的那种在精神上的“作”，她是带有一种改变命运、很实在的而没有章法的行动。　　　　
　　　　傅：是不是没有上升到精神的层面上？　　　　
　　　　张：对。她实际上是一直要改变自己的物质生活，而这种现象在我们女性当中占大多数。大部分人在“作”的时候都是带有改变自己的意味。我说的改变自己是带有很多的精神意识和心灵的要求在里面。但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要改变自己，只是不满意自己的现状，她要改变这种状态，当然也是非常好的，她比不改变好。陶陶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她最终改变了。　　　　
　　　　傅：虽然带有盲目性，但她很主动。　　　　
　　　　张：对。她是主动的，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女性所需要的。她在不断地改变，而最后她基本上接近了自己的目标，可以说她改变大概成功了。那么这个时候，她觉得这种日子是非常可怕的，女人在不断地漂泊，苦苦地挣扎，她觉得到一定的时候她可以停下来，不要再“作”。她已经厌恶了这种“作”的生活，因为她的愿望实现了，她的目标达到了，所以至于精神上的“作”对她来说并不是特别重要的。于是开始过按部就班的白领的生活，也就是她一再劝告卓尔的。她与卓尔有相合和交汇的地方，但是，她们俩最终还是会分道，因为卓尔要的是更大的空间，这跟陶陶就有本质的区别了。这个时候她不希望再“作”下去，再“作”下去女人是没有好的结果的，因为女人按着我们的世俗的传统要求应该在家里，而她过去偏僻乡村的家不能实现她的愿望，而她改变了这一切，最后女人还是需要一个家。　　　　
　　　　傅：她在生命改变的过程当中，享受了一种生命的快感，之后又觉得付出得太多，作为一个女人还是应该有所回归。　　　　
　　　　张：实际上这个过程中，她并没有享受到快感，她是追求结果的快感，她跟卓尔不一样，卓尔要的是过程中的快感，这就是她们俩的不同。当陶陶找到这种结果时，就不希望“作”下去了，她自己的“作”欲自然地就会消退，这就是陶陶开始逐渐逐渐回到传统的安分守己、温柔娴熟的女人的位置上来的原因。　　　　
　　　　傅：《情爱画廊》的秦水红也有“作”的成分，她的“作”和卓尔的“作”有什么异同？像您刚才对比她和陶陶那样。　　　　
　　　　张：你这个问题很好。她们俩是有很大的不同。《情爱画廊》写于九十年代中期，“作女”写在2000年开始吧。我也是积累了很长时间的生活素材，人物形象，故事也是准备了很长时间。我们现在再回过头去看这两个人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