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近距离看美国1_历史深处的忧虑-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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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的时刻。有的记者有意地去重复“莫蓝历程”。他们运用他们可利用的公共图书馆之类的途径，企图去复制同样的工作，有人得到的结果，与莫蓝十分相近。也有一些记者，他们的本意是了解“进步”案的全过程，可是他们在调查的过程中，实际上就频频闯入了氢弹的“秘密”领地，有时完全就是瞎猫碰死耗子碰上的，糊里糊涂就已经掌握了一些氢弹“秘密”。
　　事情已经足够热闹了，这时，冒出来一个叫恰克·汉森的。你可以说他是“原子爱好者”，也可以说他是“氢弹迷”。我又要发感叹了：在美国，什么样的怪人没有啊！他发起了一个反对政府起诉“进步”杂志的运动。他不但使抗议信象雪花一样铺天盖地飞向议员和美国能源部，他还发起了一场“氢弹设计竞赛“，谁的设计能第一个让能源部定为必须保密，谁就是这个竟赛的优胜者。到了秋天的时候，他给一个参议员寄了一封信，里面描绘了他自己版本的氢弹秘密的轮廓，他搞出来的东西和莫蓝的很接近。他还把这封信寄往全美各地的一些报社。
　　9月16日，威斯康新州的一家很小的报纸，发表了他的信。第二天，政府就对“进步”杂志案撤诉了。司法部长承认起诉已经毫无意义，汉森的信已经发表，有关报导已经满世界都是了，再去阻止另一家出版社还有什么意义呢？
　　当年“进步”杂志的11月号以通栏标题“氢弹秘密：我们怎么得到的－为什么我们要告诉你”全文刊登了莫蓝的文章，尽管在此案过程中，作者已经发现了一些技术错误，但是整篇文章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改动，只是在后面附了一页作者的更正。
　　这就是这个案子的结果。可以说，它说明了一些问题，也留下了很多问题。这也是我上封信打住的原因，我说过，我要想一想。作为一个外来者，我首先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撇开这文章该不该发表这样的问题，只谈操作的话，在美国，阻止它发表的操作比在任何地方都困难。就这个案子，你也看到了，就象司法部长事后所说的，“我不认为预禁起什么作用”。就算那个实验室的图书馆没有犯错误，也会有无数人出来向这个案子挑战，不出那个汉森，也肯定会出个汤姆，或者约翰什么的。更何况，由于没有检查制度，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来不及禁止，等美国政府看到的时候，百姓们个个都已经看到了。同时，作为一个外来者，我感受到这个国家对于新闻自由的敏感程度。一份小小的杂志，一篇可以说很少有人能够看懂的文章，如果它不发表，影响也许是很小的，如果它发表了，后果有可能是很大的。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巨大的波澜呢？我感受到在表面的戏剧化后面，深藏着美国人的恐惧。不论是民众，还是法院，他们所在乎的，不仅是一篇文章作者的权利，也不仅是一个杂志社的权利，尽管他们很看重这样权利。他们中间有很多人，也并不赞成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讨论核问题，可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深切担忧也不愿看到政府所警告的可能发生的严重后果。但是，他们还是坚决站到了支持“进步”杂志社的一方。我感到，他们真正在心中无法平息的，是对于美国政府将要突破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条防线的恐惧。
　　你的来信说，你猜不出这个案子的结果，和你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也处在两难之间有关。是的，案子撤销了，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政府仍然认为，这些资料的发表，对于美国是有害的。对其是否真的有害和可能的伤害程度，没有人能够作出准确而权威的判断。人们仍然要问：这些资料的发表，到底应该，还是不应该。以后，可能还会发生类似的问题，也许，涉及更严重的国家安全，那时，又怎么办呢？你经常问的问题是：什么是美国的自由。我最想告诉你的总是：什么是美国自由的代价。在新闻自由这个问题上，如果忽略一些次要的问题和争执，将会对新闻自由形成最大威胁的，就是国家利益。因为在上述案件中你可以看到，真正能够对新闻自由构成威胁，真正有可能迫使新闻自由让步的，就是国家利益。可以说，在某种意义上，新闻自由和国家利益是互为代价的。美国人始终站在两难之间，安全与自由。在真正紧迫和严重的关口，比如说，在这个“进步”杂志案子里，我想，美国政府也是相信国家利益真的有可能受到伤害，发急了才出此下策，因为政府官员是最不便去向新闻界挑战的。几个部长也知道，这很有可能就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下赌注。他们也是没办法。这个案子的结果，美国人民在捍卫新闻自由的同时，很可能确实支付了国家利益的代价。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他们当然应该知道，所支付的国家利益并不是政府的，而是整个国家，也就是整体美国人民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作这样的选择呢？
　　我想，首先是，如果一遇到“国家利益”这个震慑力量就让步的话，早就没有美国的新闻自由了。因为，你已经看到，他们所遇到的真正困扰总是来自美国政府，只有政府才可能提出检查制度和禁止发行之类的要求。如果说，美国政府打算以预检预禁这样的手段来限制新闻自由的话，或者说，某一届政府不希望公布不利于它的材料的时候，他们不费力气就可以找到的最好的借口，就是国家利益了。比如，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丑闻。我相信没有一个尼克松会愿意这样的材料被公布。如果要以国家利益为借口，应该也是很容易的。至少这些材料的公布，可能引起政局的动荡，社会的不安定，说是这是一种国家利益，也完全说得过去。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每一个案例来看，力量对比之悬殊是一目了然的。不仅仅是一个报社或杂志社与整个美国政府的人力，财力和掌握的手段无法匹敌，而且发表一篇文章的份量和国家利益的份量也根本无法较量。因此，一旦“国家利益”这个重磅炸弹能够有朝一日炸开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一个缺口，整个美国的新闻自由就很可能全线崩溃了。
　　这不仅仅是美国新闻界的恐惧，这是美国人的恐惧。你已经看到，这种恐惧甚至压倒了他们对于热核武器威胁的恐惧。为什么这么说呢？大致说来，美国人现在的生活是过得很好的，并且自由自在。他们有数量比例相当大的一批人，在关心着各种只有衣食无忧，思想无拘无束才会去关心的问题。你只要想一想，连“核专业”都会冒出这么一大群“业余专家”和“迷”来，是不是都是吃饱了撑的。他们认为，这个社会从根本上的运作正常，才是他们继续这样自由自在生活下去的保障，而新闻监督是整个游戏规则在操作过程中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如果没有这样的约束，一个聚集了巨大财富的美国政府，会迅速腐败下去，一个拥有强大权势的美国政府，会很容易地制造一些借口，轻易地拿走老百姓的那点自由。这是二百多年来，他们感到真正应该害怕的东西。
　　那么，你一定要问了，美国政府还怎么保住国家秘密呢？除了他们自己看牢点，别让新闻界给弄了去，是至今为止我所看到的唯一办法。
　　你的信中谈到，国内现在涉及新闻界的诽谤案特别多，你想知道，在美国，，这一类问题的是怎么解决的。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娱乐界明星声誉的轻松话题，这是在新闻自由中的一个重大议题。因为，如果新闻界在批评美国政府官员的时候，一个细节失实就要面临巨额赔偿的话，新闻界的步履就要艰难得多，它对于美国政府的约束力也要大大减弱。
　　在美国，有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又没有检查制度，我也曾经以为，这里的诽谤讼诉一定忙得不可开交了。到了这里以后，我才奇怪地发现，这类案子非常少。首先，一般来说，此类案子不论在哪里，牵涉普通人的，总是较为罕见，因为新闻界对他们没兴趣；其次，容易牵扯进去的，最多的是有点职权的人，，即“公职人员”，以及有点名气的，即“公众人物”。然而在美国，这两类人都知道，要和新闻界打赢所谓诽谤罪的官司，几乎是难于上青天。由于他们的知难而退，这类官司当然就少了。几年前，对中国来的一个公众人物，美国新闻界作了各个角度的报导，使其一下子无法适应，就对记者报怨，你们美国不是最讲隐私权的吗？怎么可以这样？实际上，这是对美国知其一却不知其二。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人，这里是最有隐私权的地方。但是，你要想竞选总统，想当官（大官小官不论），想当明星，当民间组织的头头，想在公众事务中成为一个“人物”，那么，可以说，从头到尾，你都在新闻的监督之下。也许你天天在报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也许你很少见报，但是这已经是取决于新闻界对你感兴趣的程度了，而不是取决于你自己。所以，一般来说，他们要保持良好形象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端正自己的行为，二是以最大可能隐藏自己的劣迹，躲过新闻界的目光。当然，这很难。这就是“做名人难”在美国的版本。
　　在这种情况下，被新闻界触怒的公众人物，马上会自然地想到他们的反击武器－诽谤罪和名誉损失赔款。这里的报社和杂志社都是私营的，一旦巨额的赔款成立，对大多数新闻机构来说，都将是一场灭顶之灾。我前面谈到过，美国没有对于新闻的检查和预先禁止，所以，有可能对新闻界形成的最大威胁，就是在出版物发行之后的诉讼，和由此引出的巨额赔款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美国人也是在逐步摸索中寻找答案的。
　　使这一目标在判例上明朗化，制定出明确原则来的是轰动一时的沙利文案。
　　这个案子的发生是在1960年。你也知道，这是黑人的人权运动最风起云涌的年代。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转折的前夕，是种族问题最敏感，也是种族冲突最容易爆发的时候。那年的3月29日，纽约时报以整版刊登了一幅广告。这是由64人签名的一个宣传广告，签名人中间包括一些南方的黑人牧师。宣传的内容是当时在美国南方，黑人进行的非暴力示威行动。他们呼吁着：“在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的许诺下，我们有权利以人的尊严生活。”接下来，这份宣传广告谈到，黑人遭到了由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所教唆的“恐怖浪潮”的攻击，还举了一些警察虐待黑人的例子。可是，事后发现，这些例子有很多不实之处。
　　看到这份宣传广告之后，蒙哥马利市专管警察部门的一名政府官员，名叫沙利文的，向法院告状，以诽谤罪告纽约时报和四名黑人牧师。尽管那个宣传广告上的指责，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但是他认为，既然他的职位使他必须为该市的警察行为负责，因此，纽约时报刊登的广告，已经诋毁了他的名誉。一开始，法院的陪审团判给他50万美元的损失陪偿金。而且，阿拉巴马州高级法院支持了这一判决。
　　纽约时报上诉到了联邦最高法院，这时，已经是1964年了。
　　纽约时报的律师辩称，这篇宣传广告是由64名知名人士签署的，如果他们知道内容不实，他们是不会这样做的。也就是说，他们不是故意的诽谤行为。至于纽约时报，他们并没有责任要对发表的东西都作精确的核实，他们有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新闻自由，有权决定是否发表。
　　最高法院一致通过推翻了初级法院的判决。并且，针对公职人员提出的诽谤案，第一次宣布了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当公职人员遇到不实的批评而受到伤害的时候，他不能以诽谤罪要求赔偿金，除非他能够提出证据，证明这是出于“真实的恶意”。你也一定注意到了，当事人要拿出这样的证据，证明新闻媒体事先就有污陷的企图，是非常困难的。这样，公职人员几乎不可能打赢这样的官司。法庭同时指出：在自由辩论中，发生失误是不可避免的，必须保护新闻界有“喘气的空间”，使他们有可能生存下去。
　　在三年以后的另外两个案子中，美国最高法院又把这一原则从“公职人员”扩大到了“公众人物”。在1986年，这一原则再一次扩大到“卷入公众事物”的普通人。
　　我再告诉你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没准，你听了又要感到意外了。
　　这个一直告到最高法院的案子，牵涉到对一个公众人物可以说是很恶心的攻击。发生的时间距离现在也不是太久，这个案子到达最高法院的时候是1988年。事情发生在1983年，美国的一个比较大的色情杂志刊登了一份以滑稽漫画形式出现的烈酒广告，在这个广告里，漫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