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6-觅渡:梁衡第一本自选集-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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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农民和他们的顶头上司相持不下时，1979年，邓小平登上了黄山之巅，他对万里说：“不要拘泥于形式，要千方百计，先让农民富起来！”小平同志的这句话，宣布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风从黄山来，雷起江淮地。它的意义不亚于30年前，毛泽东同志在天安门城楼振臂高呼“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它标志着成熟的共产党人已经开始摆脱“姓社姓资”的字面纠缠，甩脱空想，要一心发展生产力。中国老百姓要一心过日子了。
从村里出来，我们一伙人心里沉甸甸、热乎乎的。窗外，秋风送着稻香，收获后的田野里退去深绿露出诚实的土黄。远处绿树间闪过一排排新房的屋顶。我想，那些年是政府不想让老百姓吃饱吗？不是，它每年又发贷款，又发救济，又派工作队，像小岗村，甚至一家派住一人，还一块儿劳动，但是农民并不感激，反而盟誓画押，搞地下活动。政府要是个血肉之躯，一定要捶胸跺脚，痛心疾首。“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政府何求呢？确实没有。那几年我正在北方一个县里工作，县政府住的是平房土院，全县只有一辆老式吉普车，干部穿补丁衣服，一身泥，一身水。冬日下乡，和农民一起挖土平地，大风吹得帽檐朝后，人张不开嘴。政府和它的工作人员确实没有一点私心，没有什么贪欲。但是我们“忧心”太多，那时，常年下乡指导，半夜半夜地开会，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规划，培养典型，讲阶级斗争，搞大批判，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恨不能手把手地教农民种地，苦口婆心地对农民讲共同富裕，讲美丽纯洁的社会主义。就像家长替子女包办前程，自以为设计了一套最好的方案，处处指点，又时时督促，但是孩子并不感激，感到只有痛苦、压抑，于是就逃学，就离家，就反抗。
在回县城的路上，有人建议我们就近去看一下朱元璋的皇城。我们一行中正好有一位地方志专家。汽车穿过收割后的田野，沿乡间土路前行，专家遥指远处的人家，说那边正是皇宫大殿的旧址，我们现已走在皇城的东西大道上了。我惊叹这城之大。他说：“共24条街，108坊，是北京故宫的一倍半。”原来朱元璋1368年在南京登基，这之前的1362年他先是决定定都在自己的家乡。共调集了100万民工，花了6年时间完成。朱元璋虽贵为皇帝，但总还脱不了农民出身，他不但要衣锦还乡，还要把皇城修在家门口。但这城修好之后却没有使用。后人猜测是有谋士提醒，此地处江淮之间，无险可守，不宜建都。朱皇帝随手一挥，也就作罢。但这一挥之间就是百万人6年的血汗啊。现在我们登上城南一座残留的城门，城砖上还清晰可见当年烧砖匠人的名字。远处衰草连天，旧时城郭依稀可辨，而近处，那沉重的明砖皇瓦已垒上谁家的猪圈短墙。有几处城墙已经塌成土堆，我小心地躲开荆棘枣刺在土堆上觅路，心想，这就是那方埋有百万民工的600多年前的黄土吗？
《觅渡》 第一部分印在黄土地上的红手印（2）
从皇城出来，我们又去看了朱元璋当年出家的龙兴寺和发家后为其父修的陵。朱从小家贫，曾讨饭，如我们前面谈到的小岗农民一样。一年大水，全家父母兄嫂四人皆亡，只剩元璋小儿，孑然一人，家里真是穷得死无葬身之地。一户人家舍他一块乱石岗，一捆高粱秆，三道草绳埋了亲人，便去寺上当小和尚。当和尚也是讨饭，不过换了说法叫“化缘”。化缘4年，天下大乱，郭子兴起兵，他就摔掉僧钵去当兵，时年19岁。当时也不过是为求个肚饱，想不到这一去倒走上了登基称帝的金光大道。我们现在看到的龙兴寺早已不是当年收留乞儿元璋的小庙，气宇轩昂，金碧辉煌。到朱家坟上一看，也不是那个高粱秆葬人的乱坟岗了。朱一称帝，就重修寺庙，加高祖坟。至今陵前还矗立着石人石兽32对。朱的父亲，这个老农民，600多年来在地下一定非常困惑。地面上施工的斧凿声，祭祀的喧闹声，仪仗的车马声，吵得他心烦难眠。他一定想，我现在一个人何用睡这么大的百亩坟场，哪用得了供桌上如山如峦的酒肉，要是当初能给我一分耕地，每天能吃上一个窝头，也就赛如神仙。
确实，历来农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能有一块种谷打粮的土地，这是农民的根，活命之根，是农民的保护神。小时，我清楚地记得，每个村口都有一个土地庙，每家窑洞旁的墙上还要专挖出一个小神龛供土地爷。龛两侧每年春节要换一副对联：“土能生万物，地可载山川。”他们的一切都靠这块黄土啊！所以千百年来，耕者有其田一直是农民革命的目标。朱元璋一当皇帝就迁二万余户豪强离乡入京，逼他们让出土地。又鼓励农民认耕荒地，并承认其所有权。到洪武二十四年，全国耕地比洪武元年增加一倍，社会大大稳定。土地问题向来是维系民心、维系国家安危的基础，要不，为什么在皇宫旁还要用五色土建一个社稷坛呢？皇权至上，但对土地的膜拜哪一朝也不敢稍有疏忽。当农民有土地时就自给自足；没有土地时，就四方游走，卖力换饭；无处卖力就讨饭；连饭也讨不下去，便要铤而走险了。可以说，这几个阶段小岗农民都经历过了。当年盟誓画押的盟主，生产队副队长严俊昌，三个孩子，秋后全家外出，老婆孩子讨饭，他五尺汉子，实在张不开口，就到工地上找苦活干。冬天将至，没活了，又携妇将雏回村。秋风吹，黄叶落，明年路在何处呢？他一咬牙，夜深人静，邀集穷兄弟共盟山誓，那种悲壮的气氛真有点像当年陈胜吴广：“与其饿死，不如造反死。”但是与那些历史故事有本质的不同，这时小岗农民一还有土地，二没有贫富分化。可是农民为什么会这样不满呢？用当时一位省委领导同志的话说：“农民虽然有土地，但对土地已经失去了热情。”农民被公社这根绳子捆在土地上，出工不出力，“头遍哨子探头看，二遍哨子慢慢晃”。他们讨厌这许多的设计与摆布，讨厌这种不切实际的生产关系。就像一个姑娘被捆起来，嫁给某一个男人，尽管是个好男人，还是过不下去。马克思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当然包括他所处的生产关系。人不能超越这种关系，就像鱼不能跳出水域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历史上也曾有不少聪明人做过这种超越关系的试验，但都一一失败。有英国欧文、法国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试验，有苏联的集体农庄试验，在中国曾有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还有我们的人民公社试验。大约革命者一掌权之后都有一种急切的跃进心理，都急着要设计一个前所未有的、美丽无比的理想世界，并为这目标的实现设计出许多具体步骤。根据凤阳县老县委书记王昌太所藏一大摞笔记本所载，我们从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就用过400多种记工办法。你想农民怎么能受得了这种摆布呢？他们感到很不自在。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黄土地，亲亲热热、如爹如娘的黄土地，能载山川、养人畜、生万物的黄土地，现在怎么变得这样冰凉，这样别扭？
许多书上都一遍又一遍讲着这样的故事，游子离乡前总要在身上带把土，华侨一归国门先伏身吻一下脚下的土。黄土是母亲，是永远亲不够，忘不了，放不下的啊。但是现在，凤阳农民面对这大片的土地，这属于自己的土地却怎么也提不起心劲儿。书中记载，有老少父子二人干脆逃离这块大地，在深山里自耕自食，反而丰衣足食，向国家交余粮。金寨县金桥大队地处深山之中，1962年就私自实行包产到户，直到1980年全省推广承包制时，才发现这个世外桃源丰衣足食，已经18年了。事实上在小岗之前，安徽就先后有三次“包产”高潮。1957年称“包产到户”，1959年称“五包六定”，1961年称“责任田”。但三次都是肚子饿了才试行，肚子稍饱就停止。因为我们总觉得这样做是资本主义。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一次中国出了邓小平，他在黄山之巅，果敢地一声拍板，宣布了农村生产关系的革命。到1980年10月，实行了22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终于取消。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说，要是没有马克思，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不知还要在黑暗中摸索多少年。今天，当我重返凤阳大地时，深切地感到，要是没有小平同志，我们的农村改革又不知还要再推迟多少年。
车子离开皇城和朱家祖陵，沿着柏油大道在这20世纪末的秋风中疾驰。我脑子里总是闪过那18个红手印，它忽而叠印在皇城的断墙上，忽而在西风古陵前的石人石马上，一会儿又落在小岗村崭新的院落旁。在中国史书上和文学作品中，手印的使用大概是穷人的专利。富人有石刻、玉制甚至金制的名章可用，皇帝则用最大的传国玉玺。只有穷人，穷到一贫如洗，穷得只剩下干活卖力的十指，和指头肚上的手印。像杨白劳卖喜儿被强按手印一样，穷人的手印总是做着无奈的挣扎或最后的抗争。在20世纪70年代末，凤阳这个曾经出了一个农民皇帝的地方，18条汉子，捋臂挽袖，伸出18个手指，把它深深地印在这片黄土地上，然后相约“苟富贵，毋相忘”。这是中国农民发起的改革，是中国农村的二次革命，革掉那些不合理的体制，革掉束缚生产力的生产关系。
这是一次人民对政府的批评，农民伸出他们的泥手在我们的失误之处重重地按了一记。我们虔诚地接受了这一记指责。就像当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听了农民一句尖刻的批评，宽厚地减去公粮4万担。现在我们面对这张血红的手印，自省自责，一下松去农民身上“左”的生产关系之绑。我们这个民族历来有下面犯颜直谏、上面从善如流的好传统。在中国农村这一个“包”字的三起三落中，大至中央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等同志，小到县委书记、公社干部等都有中肯的意见，都有长长的谏书。《起点》一书中就收有数篇，最长的达一万言。但最有力的却是这张印有18个红手印的巴掌大的纸片。古有文谏、武谏，甚至血谏，这是“土谏”。凤阳农民怀抱一块黄土，包定这块黄土，苦呈一种治国兴邦之策。我又想起了1945年，黄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同志那段著名的对话。黄说，一个政权怎么永葆活力？毛说，靠群众，靠民主。其言至真。只有共产党才是真心想为老百姓办事，有错就改；而一旦我们解开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种种锁链，停止了在空想社会主义大海中的穷过渡，就立即如有神助，就会到达胜利的彼岸。你看小岗不是一年超过5年、20年吗？你看中国广大城乡这改革开放的20多年不是天翻地覆了吗？我们的党、我们的政权又焕发了活力。
我离开凤阳，几天后报上公布了新消息。党中央决定，农村土地承包制再延长30年。
凤阳，真是一个中国农村问题的实验室和博物馆。
（1988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