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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

午夜的幽光-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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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4) 

    知识分子基本上关注的是知识和自由。他认为,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以个人的体验获致的。这种体验,是边缘人的体验,流亡者的体验。真正的体验,决不能遵循惯常的逻辑,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进行,而必须是自创的。知识分子的全部行为都是自创的,即是一个实验的、发现的、创新的过程,充满风险的过程,勇敢无畏地不断作着自由选择的过程。对此,他打譬喻说:“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宾逊那样把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殖民的目标,而像马可波罗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知识分子作为“自由流动的资源”而为社会所利用,大抵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在前现代民族国家里,权力及其统治相对衰微时期;其二是在现代民主社会。这时,知识分子的行动受到一定的保护,甚至得到鼓励,因此思想相对活跃。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其源头及主要部分,都是在这个时候积累起来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所谓“游士”,在春秋时期开创了为后来的统治者常常借以标榜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留下大量经典,支配了长达两千年的学术界。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知识分子国有化,这样的自由创造的局面便告完结了。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知识分子或者大量逃亡,遗下大块的空白地,如纳粹德国;或者集体留守,被迫发出抗议的声音,如沙俄时代的知识者群。但是,就一个时代的整体的文化建设而言,即使有挑战破坏之声,也仍然是不够的。一个专制黑暗的社会,不可能有多元的、健全的声音,不可能众声喧哗。何况,像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优异的人物世所罕见,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社会只有沉默,少数异己者的声音则被淹没,唯一的旋律或主旋律,是鲁迅所说的“顺世和乐之音”。    
    曼海姆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有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    
    有社会依附者,如中世纪的教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阶层,内部高度统一;葛兰西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是近世的一个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将愈来愈多。没有社会依附者,由于不依赖现实中的特定的物质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外部的打击之下,显得特别刚强也特别脆弱,对现行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潮流特别敏感。对于他们的出路,曼海姆相当悲观,认为随着独立的中间阶级的衰落,从中补充兵员的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只能日渐减少;自由研究及独立表达,也就因此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    
    教会履行牧人式职能,由教士演变而来的知识分子则反叛这种职能。但是,由于社会理性与个体意识相冲突,结果如卢梭所言——“必须强迫人们自由”——而使知识分子自身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    
    在俄国和德国知识分子的常用词典里,几乎每个词条的后面,都连着一个触目的短语:“内心流亡”。    
    在极权主义的境遇里,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曾经历过内心流亡。    
    否定与批判    
    鲍德里亚强调知识分子不可能促成肯定性。他指出:“认为自已能够促成或创造肯定性价值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右倾的。大众层面的社会创造性与知识分子的边缘性——这种边缘性固然有其作用——两者之间必须保持一种互动,而社会机体必须从这种差异、分裂和间距中获得其动能。”    
    所谓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只能是否定性方面的影响。    
    伯林说:“我只能说,任何一个和我一样相信民主,人权和自由国家的人都不能否认,批判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个禁止或限制批评的政权,在非常时期里,都必然会以统一行动来维持稳定和避免毁灭,从而走上集权主义的狂热的道路。”    
    知识分子先天地带有幻想的性质,乌托邦性质。乌托邦理想的存在,对知识分子来说,乃是一种权衡、批判和改造现实的实践,以及对从事改造本身的准绳。    
    无论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    
    针对康德的关于启蒙的观点,福柯摒弃理性的绝对性,着重阐述批判的本体论所特有的哲学气质。正是这种在启蒙中被激活的气质,质疑历史的存在与现实中的诸种关系,并且使启蒙的主体自身成为问题。    
    不同的气质,区别了古典的康德与现代的福柯。    
    既然启蒙被看作是一种气质、态度、哲学生活,它就必然地同知识分子的职能有关,而不仅仅是某一种社会型态或历史阶段的需要。福柯说:“我不知道今天是否应该说批判工作包含着启蒙的信念。我认为,这种批判工作必须对我们的界限作研究,即,它是一种赋予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的耐心的劳作。”    
    如果说启蒙已经过时,除非消灭了自由知识分子。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曼海姆在其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把两种相反形态的文化归结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前者指在政治冲突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构建的知识体系;后者则属于反对派,表现为被统治者的集体意识,反对占优势的现存秩序,完全是另一种知识体系试图通过想象而改变现存。    
    这是一对共时的,又是对立的文化形态或话语形态。    
    在现实中,往往是由维护现存秩序的统治集团来决定什么是乌托邦;而与现存事物相冲突的上升集团,则决定把什么看作是意识形态。但是,困难的在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并非单独出现,或者泾渭分明;上升阶级的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夹带着,甚至渗透着意识形态因素。而这,常常是一些正统的学者所以嘲笑乌托邦,指责所谓的“激进主义者”的地方。    
    在既存的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强大的。    
    拉马丁说:“乌托邦只是早熟的真理。”    
    曼海姆在书中特别指出,日本对物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成果的热情接受,与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方面的谨慎和防范,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大部分被日本当局归结为“危险的思想”;其中,民主、自由、宪政等有关课题的讨论所以被看作是危险的,乃因为它们有可能动摇被神圣化的信仰,削弱现存秩序。“但是,”曼海姆说,“人们不那么容易认识到的事实是,即使没有官方的审查,思想也是扰乱人心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危险的和颠覆性的。因为思想是一种催化剂,它能够反叛传统,打乱常规,破坏信仰,引发怀疑。”    
    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服务,并非因为意识形态专家有什么特别的创造,而是它除了赤赤裸裸的说教之外,还通过掩饰矛盾,客观上有利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结构合法化的工具,它是行使权力以保障和掩饰局部利益的媒介;换言之,它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统治阶级或集团的意义环境,以掩盖统治的本质。由于意义结构是通过含义结构产生和复制的,因此,组织成员的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论的社会化程度。一系列的推论,形成了一条“意识形态链”。意识形态的成立,不可能依靠一个人,一个概念,一个链环,而是必然地联系着别的人,别的概念和语词;它是通过集合的方式,在语义场中发挥作用的。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5) 

    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批判的社会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现存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这些流亡思想家,倾全力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工具性和对人的奴役性,饱含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痛感。    
    对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法国知识者中的左派和右派的态度全然不同。    
    鲍德里亚说:“世界并非处在乌托邦之中,但知识分子却是某种乌托邦的传播者。这是他们所能发挥的唯一一种积极性。这是一种否定的积极性,因为乌托邦根本不存在,并且也不可能存在。”阿隆则指责这类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往往不把当前的现实跟其他的现实相比较,而宁可以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来比较当前的现实,譬如,不比较法国的现在与过去,而宁可以法国应该如何的观点比较法国的现状;知识分子就依此来裁决他的国家。没有任何一种人为设造的制度可以经得起这种试验,而不遭到损害。”    
    知识分子是站在未来看现在的人,所以是批判家,而不是辩护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乔治·齐美尔草草写下数语:“不同于过去的人类,从现在起,直到未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活着,没有共同的理想,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理想。”这是全人类的悲哀。这种没有理想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劫难并存的。事实证明,这并非是敏感的哲学家的预感。    
    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的燃灯者。只要他们不让手中的火把熄灭,人们就不会害怕黑暗。    
    知识与权力    
    权力与知识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    
    正如权力者与知识者的关系一样,作为社会结构的要素,两者自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能量,处在不同的运动方向之中。    
    权力趋于集中,知识是分散的,即便经由系统化处理,仍然无改于多元状态。权力是封闭的,而知识是开放的,袒呈事物的形相、事实、经验和真理。权力的质地是强硬的,不容改变的,所以尼采辈乃将生命职能权力化,创“权力意志”之说;知识不同,它是可补充,可修正的,一直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从本质上说,知识是反决定论的,它没有固定的目标;而权力的目的是明确的,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征服。权力就是终结。    
    福柯从尼采的谱牒学那里获得灵感,构建他的知识社会学。所谓“知识霸权”,其实在政治霸权面前,几乎是不能成立的;尤其在政治发育不全,政教不分,专制政治以致极权政治阶段。与其说是知识自身形成霸权,毋宁说是权力深入知识内部,借知识而现身的结果。    
    作为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双方,权力和知识也有相互依存的方面。知识依赖权力进行传播,不独保存而已;由于知识可以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权力乐于利用知识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但是在这里,依赖性不可能表现为对称的方式,权力不会委身于知识,相反,对知识只能实行剥夺,占有和支配,故也谓之“保护”。在权力和知识之间,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公开地,或者隐蔽地进行。    
    少数知识者不满于知识的依附的地位,他们力图使自己不受保护,充当文化上的反对派。捷克哲学家帕托切克在《持异议者文集》中,称这样的知识者为“不受保护者”。    
    从谱牒考察,知识分子的原型有占卜者、巫祝、行吟诗人、史官、俳优、教士、圣愚等等,由此可以开出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传统。与权力的距离的远近,造就了知识分子不同的职能、性质、精神风貌。    
    由于国家、民族、阶级、团体、宗教、语言、文化传统的差异,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个人;但是,自由精神的一致性,对非物质方面的利益的追求,都可以在众多的变数中间产生一种可通约性、普遍性、超越性。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意识的拥有者,“漫漫长夜的守更人”。    
    萨义德说:“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把特定的种族或国家所蒙受的苦难赋与更伟大的人类范畴,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所谓普遍性,在这里变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而且,这责任不可避免地同人类的苦难和危机有关。    
    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职业,是一种充满着精神冒险的痛苦的职业。所谓“智慧的痛苦”,对知识分子来说,不可能脱离思想实践性。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与现实世界——主要集中在苦难和危机上面——不发生任何关联,有智慧而无痛苦,势必蜕变为一般学者和文人。    
    知识分子是否如利奥塔所说,已经进入了“坟墓”?    
    根据利奥塔的阐释,知识分子被等同于一种普遍主体,是由20世纪初法国德雷福斯事件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由于一体化的知识状态分解为各自独立的“语言游戏”,加速了普遍主体的消解,所以说,“分离”才是知识活动的基础性原则。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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