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夜的幽光-第3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4）
知识分子基本上关注的是知识和自由。他认为，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而是以个人的体验获致的。这种体验，是边缘人的体验，流亡者的体验。真正的体验，决不能遵循惯常的逻辑，跟随别人规定的路线进行，而必须是自创的。知识分子的全部行为都是自创的，即是一个实验的、发现的、创新的过程，充满风险的过程，勇敢无畏地不断作着自由选择的过程。对此，他打譬喻说：“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宾逊那样把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殖民的目标，而像马可波罗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
知识分子作为“自由流动的资源”而为社会所利用，大抵表现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在前现代民族国家里，权力及其统治相对衰微时期；其二是在现代民主社会。这时，知识分子的行动受到一定的保护，甚至得到鼓励，因此思想相对活跃。人类的精神文化遗产，其源头及主要部分，都是在这个时候积累起来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所谓“游士”，在春秋时期开创了为后来的统治者常常借以标榜的“百家争鸣”的局面，留下大量经典，支配了长达两千年的学术界。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知识分子国有化，这样的自由创造的局面便告完结了。在专制主义的统治下，知识分子或者大量逃亡，遗下大块的空白地，如纳粹德国；或者集体留守，被迫发出抗议的声音，如沙俄时代的知识者群。但是，就一个时代的整体的文化建设而言，即使有挑战破坏之声，也仍然是不够的。一个专制黑暗的社会，不可能有多元的、健全的声音，不可能众声喧哗。何况，像俄国知识分子一样优异的人物世所罕见，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社会只有沉默，少数异己者的声音则被淹没，唯一的旋律或主旋律，是鲁迅所说的“顺世和乐之音”。
曼海姆把知识分子分为两类：“有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和“没有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
有社会依附者，如中世纪的教会，是一个封闭的社会阶层，内部高度统一；葛兰西说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是近世的一个发展，这样的知识分子将愈来愈多。没有社会依附者，由于不依赖现实中的特定的物质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外部的打击之下，显得特别刚强也特别脆弱，对现行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潮流特别敏感。对于他们的出路，曼海姆相当悲观，认为随着独立的中间阶级的衰落，从中补充兵员的无所依附的知识分子只能日渐减少；自由研究及独立表达，也就因此失去了它的社会基础。
教会履行牧人式职能，由教士演变而来的知识分子则反叛这种职能。但是，由于社会理性与个体意识相冲突，结果如卢梭所言——“必须强迫人们自由”——而使知识分子自身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之中。
在俄国和德国知识分子的常用词典里，几乎每个词条的后面，都连着一个触目的短语：“内心流亡”。
在极权主义的境遇里，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曾经历过内心流亡。
否定与批判
鲍德里亚强调知识分子不可能促成肯定性。他指出：“认为自已能够促成或创造肯定性价值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右倾的。大众层面的社会创造性与知识分子的边缘性——这种边缘性固然有其作用——两者之间必须保持一种互动，而社会机体必须从这种差异、分裂和间距中获得其动能。”
所谓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只能是否定性方面的影响。
伯林说：“我只能说，任何一个和我一样相信民主，人权和自由国家的人都不能否认，批判精神是必不可少的。任何一个禁止或限制批评的政权，在非常时期里，都必然会以统一行动来维持稳定和避免毁灭，从而走上集权主义的狂热的道路。”
知识分子先天地带有幻想的性质，乌托邦性质。乌托邦理想的存在，对知识分子来说，乃是一种权衡、批判和改造现实的实践，以及对从事改造本身的准绳。
无论在任何时代，知识分子都是一群不合时宜的人。
针对康德的关于启蒙的观点，福柯摒弃理性的绝对性，着重阐述批判的本体论所特有的哲学气质。正是这种在启蒙中被激活的气质，质疑历史的存在与现实中的诸种关系，并且使启蒙的主体自身成为问题。
不同的气质，区别了古典的康德与现代的福柯。
既然启蒙被看作是一种气质、态度、哲学生活，它就必然地同知识分子的职能有关，而不仅仅是某一种社会型态或历史阶段的需要。福柯说：“我不知道今天是否应该说批判工作包含着启蒙的信念。我认为，这种批判工作必须对我们的界限作研究，即，它是一种赋予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的耐心的劳作。”
如果说启蒙已经过时，除非消灭了自由知识分子。
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曼海姆在其名著《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把两种相反形态的文化归结为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前者指在政治冲突中占统治地位的一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构建的知识体系；后者则属于反对派，表现为被统治者的集体意识，反对占优势的现存秩序，完全是另一种知识体系试图通过想象而改变现存。
这是一对共时的，又是对立的文化形态或话语形态。
在现实中，往往是由维护现存秩序的统治集团来决定什么是乌托邦；而与现存事物相冲突的上升集团，则决定把什么看作是意识形态。但是，困难的在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在历史进程中并非单独出现，或者泾渭分明；上升阶级的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夹带着，甚至渗透着意识形态因素。而这，常常是一些正统的学者所以嘲笑乌托邦，指责所谓的“激进主义者”的地方。
在既存的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力量是强大的。
拉马丁说：“乌托邦只是早熟的真理。”
曼海姆在书中特别指出，日本对物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成果的热情接受，与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研究方面的谨慎和防范，恰好形成鲜明的对照。后者大部分被日本当局归结为“危险的思想”；其中，民主、自由、宪政等有关课题的讨论所以被看作是危险的，乃因为它们有可能动摇被神圣化的信仰，削弱现存秩序。“但是，”曼海姆说，“人们不那么容易认识到的事实是，即使没有官方的审查，思想也是扰乱人心的，在某些情况下是危险的和颠覆性的。因为思想是一种催化剂，它能够反叛传统，打乱常规，破坏信仰，引发怀疑。”
意识形态为统治阶级服务，并非因为意识形态专家有什么特别的创造，而是它除了赤赤裸裸的说教之外，还通过掩饰矛盾，客观上有利于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作为统治结构合法化的工具，它是行使权力以保障和掩饰局部利益的媒介；换言之，它提供了一个有利于统治阶级或集团的意义环境，以掩盖统治的本质。由于意义结构是通过含义结构产生和复制的，因此，组织成员的意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推论的社会化程度。一系列的推论，形成了一条“意识形态链”。意识形态的成立，不可能依靠一个人，一个概念，一个链环，而是必然地联系着别的人，别的概念和语词；它是通过集合的方式，在语义场中发挥作用的。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5）
法兰克福学派的整个批判的社会理论，都可以看作是对现存的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这些流亡思想家，倾全力批判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工具性和对人的奴役性，饱含了整整一个时代的痛感。
对于意识形态与乌托邦，法国知识者中的左派和右派的态度全然不同。
鲍德里亚说：“世界并非处在乌托邦之中，但知识分子却是某种乌托邦的传播者。这是他们所能发挥的唯一一种积极性。这是一种否定的积极性，因为乌托邦根本不存在，并且也不可能存在。”阿隆则指责这类不安分的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往往不把当前的现实跟其他的现实相比较，而宁可以一种理论上的理想来比较当前的现实，譬如，不比较法国的现在与过去，而宁可以法国应该如何的观点比较法国的现状；知识分子就依此来裁决他的国家。没有任何一种人为设造的制度可以经得起这种试验，而不遭到损害。”
知识分子是站在未来看现在的人，所以是批判家，而不是辩护士。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乔治·齐美尔草草写下数语：“不同于过去的人类，从现在起，直到未来，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活着，没有共同的理想，甚至完全没有任何理想。”这是全人类的悲哀。这种没有理想的生存状态是与人类的劫难并存的。事实证明，这并非是敏感的哲学家的预感。
知识分子是人类精神的燃灯者。只要他们不让手中的火把熄灭，人们就不会害怕黑暗。
知识与权力
权力与知识从根本上说是对立的。
正如权力者与知识者的关系一样，作为社会结构的要素，两者自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能量，处在不同的运动方向之中。
权力趋于集中，知识是分散的，即便经由系统化处理，仍然无改于多元状态。权力是封闭的，而知识是开放的，袒呈事物的形相、事实、经验和真理。权力的质地是强硬的，不容改变的，所以尼采辈乃将生命职能权力化，创“权力意志”之说；知识不同，它是可补充，可修正的，一直处在形成的过程中。从本质上说，知识是反决定论的，它没有固定的目标；而权力的目的是明确的，所有的道路都通向征服。权力就是终结。
福柯从尼采的谱牒学那里获得灵感，构建他的知识社会学。所谓“知识霸权”，其实在政治霸权面前，几乎是不能成立的；尤其在政治发育不全，政教不分，专制政治以致极权政治阶段。与其说是知识自身形成霸权，毋宁说是权力深入知识内部，借知识而现身的结果。
作为相互对立和冲突的双方，权力和知识也有相互依存的方面。知识依赖权力进行传播，不独保存而已；由于知识可以赋予权力以合法性和有效性，因此权力乐于利用知识充实自己，完善自己。但是在这里，依赖性不可能表现为对称的方式，权力不会委身于知识，相反，对知识只能实行剥夺，占有和支配，故也谓之“保护”。在权力和知识之间，利用和被利用，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一直在公开地，或者隐蔽地进行。
少数知识者不满于知识的依附的地位，他们力图使自己不受保护，充当文化上的反对派。捷克哲学家帕托切克在《持异议者文集》中，称这样的知识者为“不受保护者”。
从谱牒考察，知识分子的原型有占卜者、巫祝、行吟诗人、史官、俳优、教士、圣愚等等，由此可以开出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传统。与权力的距离的远近，造就了知识分子不同的职能、性质、精神风貌。
由于国家、民族、阶级、团体、宗教、语言、文化传统的差异，知识分子是特殊的个人；但是，自由精神的一致性，对非物质方面的利益的追求，都可以在众多的变数中间产生一种可通约性、普遍性、超越性。他们都是知识分子意识的拥有者，“漫漫长夜的守更人”。
萨义德说：“我相信，知识分子的重大责任在于明确地把危机普遍化，把特定的种族或国家所蒙受的苦难赋与更伟大的人类范畴，把那个经验连接上其他人的苦难。”所谓普遍性，在这里变做了知识分子的责任感；而且，这责任不可避免地同人类的苦难和危机有关。
可以说，知识分子的职业，是一种充满着精神冒险的痛苦的职业。所谓“智慧的痛苦”，对知识分子来说，不可能脱离思想实践性。一个知识分子，如果与现实世界——主要集中在苦难和危机上面——不发生任何关联，有智慧而无痛苦，势必蜕变为一般学者和文人。
知识分子是否如利奥塔所说，已经进入了“坟墓”？
根据利奥塔的阐释，知识分子被等同于一种普遍主体，是由20世纪初法国德雷福斯事件而制造出来的一个神话。由于一体化的知识状态分解为各自独立的“语言游戏”，加速了普遍主体的消解，所以说，“分离”才是知识活动的基础性原则。这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