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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

午夜的幽光-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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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交给她一项在敌占区进行的并不要求专门技术知识,却具有高度危险性和有效性的任务。她在信中写道:    
    鉴于我的精神构成,艰难与危险是必然的事。很幸运,并非人人如此,不然,任何有组织的行动将是不可能的,但是,我无法改变这种精神构成;我从长期经验中得知这一点,尘世间的不幸萦绕在我脑中,重压着我,以至使我失去自己的官能,而我只有自己经受巨大的危险和痛苦才可能恢复它们,并从这种萦绕着我的念头中解脱出来……    
    我恳求你,如果您能办到的话,请给予我许多的苦难和必要的危险,使我不被忧伤彻底耗尽精力。我无法在现在的处境中生活。这使我近于绝望。    
    在纽约逗留了四个月之后,这位充满内在激情的法国女子终于到了伦敦。但是,她很快发现,动身前做好的“小计划”已告破灭。    
    接待的人,包括舒曼,全都避谈她要求派往法国敌占区及组建火线女救护队的事。在他们的眼中,一个自由散漫的,近视的,行动笨拙的知识分子,在战时还能做些什么呢?结果,她做了“编辑”,被调到法兰西行动委员会工作。    
    在办公大楼,薇依不停地读,写,桌面上堆满了纸张。她的任务是:研究从法国秘密寄来的由抵抗运动属下的委员会起草的各种计划,参与寻求战后法国将要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答案。思想的嗜好与献身的热忱,使她进入一种近于激战的状态,常常忘记下班时间;当来不及乘坐末班地铁返回寓所时,就睡在办公桌上。在此期间,她写下收入《伦敦论文集》、《压迫与自由》、《扎根》等文集中的大量文字。针对法国战后如何建设的问题,她提出正义、思想独立和产业权等要求,声明“集权国家”是“最严重的恶”,突出人的价值在国家未来政策中的地位,表现了她的远见。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6) 

    然而,写作的亢奋无法淹没内心的孤独、疑虑和忧伤。薇依自觉身处自己的位置之外的痛苦愈来愈厉害,不久,即重新提起过去为自由法兰西效力的计划。她坚持让组织领导人给她一项去法兰西从事破坏活动的任务,说是不能再吃英国人的面包而置身局外了。“就我个人来说,生命别无其他意义,说到底从不曾有其他意义,除了期待真理。”她表示说,“甚至当我还是孩子时,当我自认为是无神论者的唯物主义者时,我就一直担心会错过死,而不是生。”    
    组织到底没有满足她的请求。而事实上,她的身体已经不堪一击。她太虚弱了。    
    有一天,她终于昏倒在卧室的地板上。    
    医院的粉色围墙阻绝了淡蓝色的、美丽而深邃的天空。在异国,凝望远方是一种慰藉,也是一种焦虑,一种忧伤。春天寂寥而漫长。    
    此时的薇依,已是一支不堪风雨的帕斯卡式的苇草了。过去,她长期将薪金分散给穷人,到了伦敦,连该领的薪金也拒绝领取。平时,她吃得很少,说自己无权比留在法国的同胞们吃得更多。当她同梯蓬一家人同桌进餐时,拒绝接受城里人缺乏的食品,要她吃一个蛋也不容易,有时仅仅吃一些沿途采摘的桑葚充饥。上司克洛松和夫人请她吃饭,她不吃饭后的苹果,就因为法国儿童吃不上苹果。她到一位寡妇家里去,遇上严寒的天气也不让生火,不要任何食品。直到住进医院,她仍然拒绝享受作为结核病人的额外伙食补助。精神的渴求令她拒绝物质。一路拒绝。    
    本来,她并不承认维希政府的合法性,但是,她表示说,“在不涉及意识领域的方面,可以服从现政权;若我听命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指令,我会玷污自己的灵魂。但是,在配给制方面,遵守它的指令,我至多是饿死而已,而这并非罪过。”所以,她把超出法国国内按配给票证规定的食品数量的消费看作是一种“特权”,即使作为一名重病人,也不能享受这种特权。你觉得可笑吧?如果这也算特权,像苏联一类国家的官僚阶层所享受的一切,应当用什么语词才能做出恰当的说明呢?仅仅为了维护这点可怜的特权,她只能变得越来越虚弱,直到提前死去。死后,法医作出结论,说是“由于营养不良和肺结核引起的心肌衰弱导致心力衰竭”。报界直接说她饥饿至死,甚至有评论说,她原来拒绝食品便带有自杀的意向。    
    对于薇依,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从她那里,你见到了一个残酷的生命现象:剥夺自身。你知道,这是需要力量的。她太看重精神了。其实,物质一样是强大的。她可以战胜各种压力和诱惑,但是,就是无法克服生命物质的匮乏。这样,她,一个在理论上否弃了祖国的人,最后只好遭到命运的否弃,而永远留在异国的穷人的墓地里了。    
    如果能够选择,这个归宿肯定不是薇依所愿意接受的。事实上,她一直渴望返回法国。在医院里,有一天她突然向克洛松夫人问道:“您认为我会康复吗?能回法国吗?”后来她希望转地治疗,接纳她的疗养院远离自由法兰西部队的所在地,这使她深感遗憾,因为直到那时,她仍然觉得只要靠近部队所在地,就有返回法国的希望。然而,法国是再也见不到了。直到遗体安葬时,坟地里摆放的一束三色鲜花,才重现了受难的法兰西。    
    6    
    薇依,在内心深处爱着她所在的世界:众多的人们,事物,一切的善,真理,正义,正当性,合理的秩序,等等;然而,一切都在压迫她,撕裂她,粉碎她。与其说,这是人生的不幸,不如说是信仰的失败。严格地说,她是没有什么人生的,因为斗争生活与普通生活相距实在太远了。这样一个从来不曾追求过世俗幸福的人,可以说,她的全部生活都是精神的投影,正如柏拉图在洞穴里所见的;不同的是,在她那里不是一般的理念,其中保持了智性的绝对正直,而且饱含着献身的道德激情。事实上,她所爱的一切是不可靠的,以致为了爱而牺牲自己也变得不可能。为此,她必须找到一个超乎尘世的对象,寄托至爱,安妥动荡的痛苦的灵魂。    
    皈依上帝是必然的事情。    
    可是,薇依的上帝并非基督徒的上帝,万能的上帝,不是说有光就有了光。相反,她的上帝是弱者,有时又解释为虚无,因为它的存在是缺乏证据的。在她的心中,上帝从来不是一个实体,只是一种精神,一种关怀和拯救弱者的精神。“凡是不幸者被爱之处,上帝总在。”作为精神象征,她的上帝是遥远不可及的。她认为,只有远离上帝,才能接近上帝;上帝所能给予的信心、力量和勇气,惟在永远的期待之中。    
    “我觉得我自己生来就是基督徒,”薇依说。可是,她从来不愿与那些膜拜上帝的信徒为伍,不曾感到有信教的必要,认为无需选择某一种教义,不曾做过祷告,也不受洗。一位神父把她比作一座召唤人们入会的钟,而她本人并不加入教会。她表白说:“我的天职是作一个教会外的基督徒。”就这样,她确立了适合于自己的与上帝的一种特殊关系,长期站在基督教和一切非基督教之间的地方。    
    教会有着宗教裁判所的罪恶历史。所以,对于教会,薇依不但说不上喜欢,而且简直憎恶。在她看来,教会是垄断的,强制的,集体的,带有极权主义性质。“不管谁入教,天主教会始终热情接纳。然而,”她说,“我不愿被这样一个地方接纳,堕入‘我们’的圈内并成为‘我们’中的一分子,不愿置身随便什么样的人际环境中。”她特别强调说,“不应当成为‘我’,但更不应成为‘我们’。”的确,她不只一次说过需要同她所接触的任何环境打成一片,消融于其中,可是事实上,所谓消融,并非意味着成为整体的一部分,而只是意味着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方。因此,她坚持说;“我必须或命定要成为孤身一人,对任何人际环境来说,我都是局外人,游离在外。”整个社会都可以看作是扩大了的教会,权力中心化及一致化倾向,使群体中的单个人要成为自己变得极其艰难。就说薇依,她不是那种美国式的个人主义者,而是法国式的存在主义者,行动时始终离不开对境遇的质询。可是说到底,她也不是完全的存在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忽略了自身的存在。如果说,她也曾为自己考虑过的话,那只是作为个体的精神存在,而不是生命的存在。也就是说,她考虑的只是如何保持自己的独立方式以耗损生命。热爱他人已经使她从根本上丧失了选择的自由。    
    薇依说:“上帝允许我在他以外存在。”接着,她做了重要的补充,就是:“由我决定拒绝这种准许。”拒绝在上帝之外存在是一种屈辱,你说,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吗?无论是把爱他人当作爱上帝的首要形式,还是把自己的选择——包括选择必然性也即不自由——看得高于上帝的意志,她的上帝都不是基督徒的上帝。这样,她站在教会门槛的这边或者那边有什么不同呢?    
    关于教义,正如任何主义一样,如果被限于某一种,完全垄断了对于世界的解释权,薇依肯定不能接受。在她的哲学世界里,明显地是多元主义的,充满多种猜想、反驳与悖论。她声称,在接受基督教教义的同时,也接受其他教义,其实等于什么也没有接受。至于说她自己不配参与圣事,是因为在她看来,只有那些高于某种精神层次的人才具备参与的资格,而她本人则在这个层次之下。在真理面前,她是谦卑的。不过,这也可能是一种托词。你知道,她注重的是本质;在她那里,内在信念远大于教义,大于其他一切形式。在庞大的教会的宗教团体面前,她那么高傲,她要保持的首先是自我的神圣性。    
    是精神占据了薇依,使她的灵魂高涨如无垠的大海。宗教仅是其中的一片沉静的波涛。关于涤罪的无神论,关于暴力、战争、奴役的批判,关于科学和艺术,关于社会改革,都有着浪花激射的思想,来源于另一片海域,另一种精神。


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穿过黑暗的那一道幽光(7) 

    对于马克思的批评,纯然是精神本体论的。她承认马克思有双重思想,指出他确立把社会作为人的实在这一基本原则是一个贡献,但是不幸地引入了一种机械的和非人的体系;根据这个体系,社会结构的力量对比完全决定了人的命运,不但没有给正义留下任何希望,反而歪曲了原来的原则。在她看来,这是当时可悲的科学主义的表现。她认为,在马克思的世界里,没有善的位置,不承认超自然,不承认寓于个体的精神,以致于把物质当成为善的唯一物质基础。你也许会说,这未免太过份了。但是,就像你看到的,精神在薇依那里确实占有崇高的位置,价值问题就是精神问题。    
    所以,把薇依当作一名基督徒,把她的著作当作神学著作,只能算是她的宗教界朋友的偏见。在知识学的地图上,学者做了同样的划分,这也是很自然的事。学者是善于分类的。但是,由于思想的不安分,思想者的文本往往跨学科,跨文体,自成格局而无法按传统的方式归类。“上帝存在着,上帝并不存在”;“我应是无神论者,因为我自身有一部分并非上帝造就的。”薇依是什么人?薇依的著作是什么著作?她本人不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吗?    
    近些年来,许多学者大谈基督教及基督教精神,主张以此拯救民族和人类;他们对所谓的“爱”津津乐道,唯独讳言现实苦难和黑暗势力,他们不是对抗强权而是依附强权,顺从强权,颂扬强权,不是进行斗争而是主张宽容、退让和苟且。看看薇依,就知道她有多么特别。她把基督徒的爱与革命者的憎结合到一起,把哲学家的知与实践家的行结合到一起,把水与火结合到一起,任何特定的角色都不可能规范她。她是一,她是一切,然而又什么也不是。她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资产阶级,反对法西斯,反对强权和系统秩序,同整个社会相对立。她期待上帝,又不信任宗教,一如投身政治又不信任政治,不属于任何教派,当然也不会加入任何党派,潜伏在她身上的可怕的自发性,使她不可能同与之共同工作的任何团体保持一致。    
    她从来是一个边缘角色。一个不可救药的异类。    
    7    
    薇依一生只为成为一个人。    
    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回忆录中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叫“最低纲领派”和“最高纲领派”,喻指不同的人生目标和人生态度。薇依无疑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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