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之痛-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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涞嚼胂爻鞘字獾暮忧判⊙В晌患胰说敝形ㄒ弧俺怨曳埂钡娜恕Ｃ缬⒐ぷ髑诜埽涸穑负跄昴甑毖∮判惆嘀魅巍Ａ侥昵埃ü匝Э际曰竦昧舜笞ㄑЮ晌＝鲇械�3位县级“骨干教师”之一。而她原先所在的河桥小学是一所重点小学，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地位甚至超过了镇上的中心小学。从河桥小学调到乐山小学，意味着毛淑英在领导心目中重要性的下降，意味着她被边缘化了，这是她最难以接受的。从乐山小学一位学生那里，记者得知了毛淑英调到新学校以后发生的变化。记者：你们平时怕她吗？
小学生：怕。
记者：为什么？
小学生：打得狠，上课说话的时候打我。
记者：她怎么打？
小学生：皮条，打右手手心。
记者：班上有多少同学挨过她打？
小学生：几乎全部挨过。她来教书的时候把全班都骂了，基本上没见她笑过。可是，发生在毛淑英身上细微的变化却并没有引起周围人足够的重视。在同事眼中，她每天依然正常上班教学。就连和毛淑英朝夕相处的家人也没有把她日益焦躁的情绪当回事。毛的母亲：她的意思就是说，你为啥把我调了？是工作上不好吗？我工作上挺好的。但如果工作上好，为啥要调我？我要知道为什么……她心里不平衡，越来越睡不着。
毛的姐姐：严重的时候，就吃安眠药、安定片，那时候她已经睡不着了，整夜彻底失眠。
毛的母亲：她的脾气越变越躁了，孩子不听话，她有时狠狠地打。她在家里啥都不想做，原来她爱收拾家务。2007年过春节的时候，我说你买个衣服，买个裤子，她啥都不买。我跟女婿说，不行你给厂里请假，领她到医院治一治。我女婿也不信，说睡不着能是个啥病？！据家人回忆，毛淑英至少有4个月没法好好睡觉。她在失眠和焦躁的情绪中挨过了一个学期，直到2007年春节，才在家人的陪同下去兰州看了病，结果被诊断为抑郁症。家人本打算过完春节就带毛淑英住院治疗，谁知道看完病后仅隔了一天，惨剧就发生了。毛的母亲：大夫说，你想过自杀没有？她说，我想过，想过一次。大夫说，你干了没有？她说，我没干。
毛的姐姐：她回来说，那个大夫说得也对，没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的，该放弃的就要放弃。在这之前，她总觉得自己的病治不好了。
张健虎：她当时向河桥镇教育专干请过假，他们知道这个老师有精神类疾病，依然继续让她上课？有精神疾病的老师应该先让她暂时停止工作。
毛母：我女儿出这个事情全部是专干的责任，我女儿口口声声说的就是这个专干。毛淑英母亲和受害人家属口中提到的“专干”是河桥镇教办的领导，负责河桥镇所有中小学的行政和人事工作。除毛淑英外，受害儿童小宇的母亲以及当地的其他老师也曾经被这位专干调动过工作。事件发生后，这位专干已被免职。张健虎：当时河桥镇文教办的主任叫王爱民。当时是9月几号，已经开学了，我爱人到河桥小学上班都两天了。两天以后，突然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校长通知她到山岑小学去报到。调动前，他没有通知我们，调动后也没有找过我们。只是通知河桥小学的校长，通知她到哪个学校去上班。
记者：就他一个人说了算吗？
张健虎：不清楚。
记者：这种调动对你们来说是不是已经习惯了？
罗老师（毛淑英同事）：我们现在是无所谓了，人家叫调到哪里就去哪里，当老师的嘛，调到哪里都是当老师。
记者：听说王专干被撤职了，是不是真的？
王道显（永登县教育局局长）：不是撤职，是免职。
记者：他有什么责任吗？
王道显：我们县上有规定，乡镇教师的工作需要调整，应该由中心校拿出调整意见，由当地政府党委会议进行决定，决定以后把调整方案上报教育局进行备案。但是上报教育局备案的程序，他没有履行。按照县上规定，要给予处罚，因此我们给予他免职处分。
记者：是出事后才知道他这种做法的吗？
王道显：就这样吧，先到这里，我已经把情况跟你们说了，实在对不起……事实上，当地教育局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经表示，他们是要把一些比较优秀的教师调到偏远的小学，去支持当地。考虑到乐山小学教育质量差一些，而且上面也有教师调配规定，再加上河桥小学教师超编，因此就把毛淑英调动到乐山小学，这里面带有一定的支援性质。但是由此竟引发教师杀童案，谁也没有想到。张先生：再傻的人都能想到这种说法。假如说我妹妹得到这个（调动）结果，去找他谈心，他的借口是什么？你不是教得好吗？教得好就调到别的地方去……这其实是对老师工作积极性的一种打击。
子墨：从事发到现在，你们家是怎么过的？
张先生：我妹妹前天还跟我说，你不是最后抱着她嘛，有没有再摸摸她，是不是还有救，你就确定没救了？说着就哭了。都这么长时间了，她还在幻想。出事的时候，家里天天很多人，亲朋好友全都来慰问安慰啊，她就光是哭，感觉还处于一种懵懂状态，我当时就特别担心。一个月以后大家都走了，慢慢再回味这个事情，是最彻底的痛。
子墨：你外甥女的照片你都随身带着吗？
张先生：以前没有，以前在手机里存着。这次我专门要了一张，过了塑封，随身带着。我小外甥女3岁多的时候，买钢琴是我陪着去的。她参加运动会还拿过第一名，挣了一个锅，考试还拿了100分，我答应好回来给她奖励。那天她妈妈放她出去的时候，她正在画画，给姥爷、姥姥，给我画画，刚把她的名字签完，放下笔，就出去了，没再回来。遇害儿童的家属目前已经向毛淑英的丈夫提出了民事赔偿诉讼，然而他们最希望的是能够离开原来生活的地方，尽量避免回忆过去。受害儿童小宇的父母也暂时借住在朋友家里，他们不愿回到原来的地方居住。张健虎：我做了好长时间的思想斗争，想回去上班。那天回家拿衣服，正好碰见楼下一个男孩，和我姑娘是同班同学。我刚走到楼下，他们正好放学。他就问我，你们家小宇呢？她咋不上学？我当时强忍悲痛，对他说，小宇到兰州去上学了。结果那小孩说，你骗人，别人都说小宇死了！我当时就崩溃了，跑上楼，回到家里大哭了一场。那个小孩，他其实是无心的，但是对我的刺激太大了。我那天晚上静静地在屋里待了一夜，看着我们小孩的照片，一边看一边流泪。心里太难受了，一晚上没睡，第二天一早立马回来了，我想逃避那个地方。受害儿童小蕾的父母也暂时住在亲属家中。出事以后，家里是朋友们来帮忙收拾的，和小孩有关的东西全都收了起来，只剩下一套孩子用过的小桌椅和冰箱上贴的孩子在幼儿园里得的小红花。事隔多天之后，小蕾的父亲张义昌才鼓起勇气，第一次回到自己家里，然而痛苦的回忆像决堤的海水一样，无法阻挡。他努力回避谈起自己的孩子，却聊起了另一个孩子——毛淑英的女儿安琪。张义昌：现在烦得很，整天不爱说话。以前的照片，电脑里有一些，我记得有1000多张，都是我们小孩的，全删光了，删光了。我就关心她（安琪）是不是还在正常地生活着。
记者：您觉得这个孩子也不正常？
张义昌：她能正常吗？越大越懂事，她能正常吗？她妈是杀人犯，她能正常吗？一个房间里4个小孩，就她自己留下来了，剩下的都杀了，她能正常吗？为了让同样是教师的遇害儿童的母亲工作能够调动，几家人自己也做出过努力。子墨：关于这件事情，你们企盼有个什么样的结果？
张先生：这个事情后续的上诉什么的，按照我妹妹的话讲，孩子没了就什么都没了。孩子是心血，是生命啊，就算是讨回公道，又能有什么用呢？当务之急是把孩子的父母调走，离开那个环境。考虑到我妹妹的心理承受能力，她在那种环境中太难受了，难保以后不出什么乱子，再发生什么悲剧。
记者：这个要求向谁说过呢？
张健虎：我们向市教育局提出了，给主管教育的副市长写过求助信。想求助政府部门给我爱人换一个工作环境，使她能重新振作起来，我担心她会精神失常。但是，没有任何答复任何消息。教育局答复说这个事情很难办，没给任何承诺。
记者：难办的原因是什么？
张健虎：具体也没有说什么。在家属的同意下，记者陪同家属来到兰州市教育局寻求答复。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我们不管你是谁，不管你们认识不认识，我的意思是把（拍摄）带子扣下来……”采访的影像资料被教育局工作人员以侵犯隐私为由，强行删除，而希望解决问题的张健虎被赶出局长办公室……
子墨点评： 人们常常会把教师比喻成蜡烛，是一个无私奉献的代名词。然而也正是这样一种伟大和光荣的使命，让许许多多的教师长年都在承受着我们想象不到的压力，当这种压力无法释放时，我们就不得不为那些每天都要面对他们的孩子担忧。当甘肃省永登县的这起事件发生以后，所有的受害人家庭目前依然只能在痛苦当中继续等待，等待社会给予他们更多的温暖。而同时，所有那些在山区中默默奉献的教师们也在等待，等待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怀。近日，记者从受害儿童家属那里得知，当地政府部门已经承诺，开始为他们调动工作。
2006年7月16日，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平梁镇一座海拔2000多米的道观中，当晚留宿的6名管理人员和4名香客全部被刀斧砍死，住持熊万成双眼被割下，心、肺被掏出，并被切细炒熟，现场惨不忍睹。警方调查分析，48岁的农民邱兴华被认为有重大嫌疑。然而，就在警方抓捕邱兴华的过程中，一场关于凶手是不是有精神病的争论已经开始。73岁的精神病领域教授刘锡伟开始为邱兴华奔走。他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总结了精神病人杀人的十大特点。根据邱兴华一案的情况，刘锡伟初步判断邱兴华有精神病，呼吁给他做一次精神病的司法鉴定。在刘教授的提示下，邱兴华的妻子何冉凤开始回忆两年来邱兴华那些让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怪异行为。子墨：什么时候发现他有变化？
何冉凤：2005年开始稍微有点变化，但是不太要紧。他的变化就是，无形之中总发脾气，在屋里走来走去，也不坐下。
子墨：你们之间会闹矛盾吗？
何冉凤：那段时间他老是不明不白地发脾气，我以为他是想到家里（经济不好），思想上有压力。变化最凶是在2006年，他突然说大女儿和二女儿不是他的孩子，把我气得没办法。我说，你晕了，从来没听你说这些话，现在孩子这么大了，你为啥说两个孩子不是你的？你从哪一点能证明？
子墨：他以前怀疑过吗？
何冉凤：以前他从来没有这个想法和说法。何冉凤和邱兴华从小同住一个院子。因为父亲死得早，邱兴华靠给人刻印章完成了自己的中学学业，之后靠修理机械挣钱谋生。邱兴华大何冉凤6岁，两人的婚姻遭到何家反对。他们选择了逃婚，但很快被人抓到，押了回来。邱兴华于是找人写好“状纸”，将岳父告到法院。最后乡法庭介入，批评何家“干涉婚姻自由”，两人才得以结婚。1999年，因为无力负担超生第三个孩子的罚款，夫妇两人被迫离开老家，然而生活却一直不顺利。
从离开家乡至今，邱兴华搬了6次家。原因各种各样，结果却都一致：越搬越穷。邱兴华3个孩子上学的学费几乎从未按时交齐过。他自己则至少从事过10个行业，唯一一个有着较稳定收入的是捕鱼。据何冉凤说，邱兴华一天能捕40斤鱼，两天可赚到100元钱。但是，由于要交房租、买粮食，给3个孩子交学费和借读费，所以一直无法过上宽裕的生活。2002年，汉江发了一场大水，没法下网捕鱼，只能另谋出路。之后，他陆续从事过建筑、养蚕、修补等数个行业，但均没有很好的收益。2005年下半年，邱兴华承包的一处土方工程发生事故，赔偿了一名受伤工人4000块钱，导致这一年几乎没有收入，邱兴华的情绪由此跌入谷底。他晚上经常一个人闷头抽烟，一坐就是一通宵。他与何冉凤的关系也越来越差，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都会成为夫妻吵架的理由。案发两个月前，邱兴华突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