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71-江湖中国-第1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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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奘拢�并大大裨益各人，增进二人情谊。若非如此，反而出现意外误解和矛盾，譬如甲所还人情尚不及乙的办事成本，至少在乙看来如此，便出现人际关系的麻烦和危机。然而，人情习俗的“软肋”（或故障）是：乙一般碍于情面绝对不便开口，开口小气，没有人当面指责对方让自己折本，而将矛盾隐藏心里，或在背后向别人诉苦，一不留神传到甲耳里，往往恶性循环导致私人关系危机。危机的结果往往不确定，实际取决于乙的态度——忍让，还是爆发。这个看似拉拉扯扯、纠缠不休的过程，其实是中国人情互动的特色。拉扯和纠缠，是真正的维系力量。　　　　
　　　　鉴于人情依赖价值观的沟通，因而人情交往必然产生对象的筛选，形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价值观接近而聚拢，又以价值观分歧而分开，这是关系和关系网因人情交换而得以凝聚的原因。价值观像一把筛子，成为替不同背景的人群划线的裁判。实际上，日常生活的人情交易远比此复杂，私人的毕生交往是一个人情增减损益的开放计量系统，是一张反复颠倒的损益表，有时我欠你，有时你欠我，没完没了，无法割清。无法割清，正是人情得以凝聚的要义，它像一束纽带，维系关系和关系网生生不息。若割清，关系便淡化，转而消逝。　　　　
　　　　譬如华人走向世界各地，为何聚而不散，有人说是儒家文化。作者敢言非也，此言过于大而化之。答案是中国人的人情制度，它源于儒家而非儒家，是中国的泛化江湖制度，是中国移民文化的延伸。有人情，则有关系，有关系也有网络，于是生成遍及世界的华人圈。　　　　
　　　　此篇概述人情与金钱相似之处，后面要说人情与金钱不同属性，譬如遵守刻意的不等价交换，还有忌讳清算。　　　　
　　　　人情诉求利益交换，既养成做人做事规范，还让本身充当交换媒介，让不同类型利益——譬如帮助、关心、优惠、金钱、救命、通融、后门、特权、服务等等，相互进行心理换算和复杂交换，每一次收受之后都折算成人情，然后以另一项利惠去偿还。要进行如此复杂的折算，背后必有类似价格制度的天平，用以评估人情数量大小，否则无以知人情多少。这项制度保障人情往来的总量平衡，维系公正和正义，维持私人关系正常运作。然而，依例而行的人情评估也是一项繁琐哲学，它不具明文制度，也无法明码标价，完全依赖私人交往的感性过程，以及当事人背景的相似性，此外，还要参照双方昔日交往曾经发生的债务损益表，一起算总账。然而在某些特例下，存在类似的人情市场行情可供参照。譬如，在20世纪90年代，甲帮乙办一本护照，酬谢可能只是一瓶洋酒。托人的辛苦与洋酒之间本没有可比性，如果当地行情一概如此，那也是一个参照，双方遂无异议。但是，如果甲帮乙不是一本护照，是一块地皮，那酬谢肯定不止一瓶洋酒，而是土地金额的一个适当百分率。　　　　
　　　　不论多大人情，大家最终追求的结果都是二人在人情评价上达成认同和默契。假如不认同，便导致冷淡或破裂。


三、人情制度人情二字的各种含义

　　　　中国人几乎天天接触人情，若在中小型城市或乡镇生活，则几乎浸泡在人情的汪洋大海。由于人情起源于习俗、口语和惯例，未经显学校正，所以具有民间性和含糊性。同样二字，有时指一件事，有时指另一件事，并非违背逻辑同一律，而是从来就未被整合过，相互之间关联未被廓清。下面，我们就来逐一分析。　　　　
　　　　1．人情最常见的是礼物　　　　
　　　　做人情大多要送礼，钱或物，皆可入“礼”。“礼”，最低限度上必须是有意义物品，其意义可务虚，也可务实。务虚诉求精神价值，譬如纪念品或个人嗜好，务实涉及钱财，其中暗含邀约，欲托人办事。至于称“礼”而不称其他，从“礼”字可推测其来源于西周古礼制度。在上古年代，“礼”是宏大涵盖一切的制度平台，超过现在宪法，是法律、伦理、宗教三者的总和。关系网将托人办事称作“送礼”，暗示一定规范，而非彻头彻尾商品交易。　　　　
　　　　2．不是钱物的人情　　　　
　　　　人情除了是礼物，有时也不是钱物，譬如典型的人情是救助、赞助、提携、帮忙、支援、通融、特权、后门等非物质、非经济“软类目”……，是一般的泛化生存价值，当中部分可折算成金钱，部分则不可。在现代话语里，人情是利益的一种类型，是有中国特色的、拥有特殊交换机制和惯例制度的利益载体。　　　　
　　　　3．人情含有模糊的情义　　　　
　　　　21世纪以来，人情现象受市场经济冲击而彻底蜕变，渐与生意市场混淆不清。但在典型传统之下，人情蕴含一种无法剥离的情义，譬如救命之恩、助人之善，以及心存报答、感恩戴德，这当中除开好处，还有情义。人情之所以叫人情，就因为传统人情曾经含有过“情”和“义”，传统人情是以“利”带“义”的二元设计，至于这情义是真心还是做戏，礼教文化并不看重。它是一种格式，允许真也允许假，唯表达心意即可。人情既是江湖宪法，江湖既是蜕化的礼教，那就不可能不受礼教影响。　　　　
　　　　人情的启动在讲义气，朋友之间尤其如此。情义既付出，即便主人不要求回报，制度规则上也要求对方回报。既回报，便要基本对等。财物归财物，情义归情义，两路各走。若大家只专注钱财，帮助者、受惠者都对财物锱铢必较都等于一笔勾销人情背后应有的情义。往更高层次说，帮助者吃亏，是对帮助者情义的不尊重，被对方或自己践踏了。　　　　
　　　　4．人情只存于二人之间，无关群体和公共现象　　　　
　　　　两人间的事才算人情，若离开两人关系，一旦涉及团体或公共社会，利益问题就不是人情问题而是经济体制问题，是社会合作和分配问题。人情与私人关系网相互依存，二者共济组成一组组以各自为中心的交叉群落。人情是二人关系通过利益传递结成关系网的机制，同时也是虚拟的价值载体。　　　　
　　　　5．凡讲人情必有交换　　　　
　　　　民间社会交换合作需求是人情的根基，人情不过是社会交换大系统之一环节。所有人情运作都存在双向互动：假设在某个方向上（甲→乙）出现一次人情，那么必然在相反方向（乙→甲）隔一个时间差，产生一个相反人情来履行义务，类似牛顿第三定律之“大小相若、方向相反”。这是人情的互动性。人情往来遵循“来而无往非礼也”规矩，其中包含自然辩证法。一人“送人情”，就这事情本身，意味着对方开始“欠人情”，二者是同时发生的。“欠人情”，就要“还人情”。依规则，“还”还要过量（孔圣人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理当所还超过所欠，于是导致效果倒置，反过来对方欠自己人情。如此欠还相生，纠缠不清，就保证了人际关系越绑越紧，维系持久和稳定，人情活水不断更新。　　　　
　　　　交换是人情运作的内在特征，但是人情交换与市场交易相比有根本不同。人情交换中，规则故意安排明显的时间差，不搞“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以免“绝情”、“无情无义”。人情倒更像期货生意，订立与交易，买与卖，“送”与“还”之间要错开，让人情债务拖延一段时间。拖延本身比债务更重要，它是维系私人关系的制度因素。没有时间差，就没有人情制度。除了交易时间差，人情交换还不能像结算债务一样，欠一分钱还一分钱，这样也是“绝情”。这两个特征——时间差和不结算，故意回避“交易割清”，诉求私人关系维系与凝聚。交易割清，两人没有瓜葛，维系就不存在了。恰恰是不时反复倒置的人情债务成全了两人的团结。时间差和不结算是博弈生成的惯例制度，也是非人为的巧妙设计。如果没有这两条，人情就不成其为人情，而是买卖。　　　　
　　　　6．人情本身就是交换媒介　　　　
　　　　这种媒介不是物质，不是纸币不是硬币，而是由习俗规范和个人默认的虚拟价值，是一种心理评估值。它在于心，而不在物，是一种唯心主义的价格体系。它不像货币那样，有一张纸或一块金属承载面值，用制度保障其公信力。不同的是，对于每一次人情的大小分量，都要以二人价值观的公约数（共同部分）来评估，得到彼此相近的模糊值。两人估量不接近不要紧，这也是正常人情现象的一部分。合则聚，不合则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咫尺不相逢。人情以自然主义方式维系私人关系，毋须外力压迫。　　　　
　　　　说人情是交易媒介，因为它是交易的直接操作对象。看看常见的习语，譬如“买人情”、“卖人情”、“送人情”、“做人情”、“欠人情”、“还人情”……“人情”都作宾语，是被“做”的对象，是操作客体，等效于“买商品”、“卖商品”、“欠债”、“还债”种种说法中的商品或钱财。上面说“人情”是抽象制度，这里说它也是操作客体，即交易载体，这是一词两用，统称“人情”。人情尽管是虚拟、模糊的心理载体，但它承担交换活动的媒介功能，这种功能大体相当市场中的货币。市场交易行为——买卖、送货、提货、消费、欠账、赊账、还钱……最后要用货币结算，货币是市场交易的媒介和商品价值载体。与之相像，人情交换的内容形态也丰富多样，包括钱、物、恩惠、帮助、支援、服务、提携、解难、特权……这些差别可对应商品的种类差别。货币在公共市场交换中作媒介，人情在关系网的利益交换里作媒介。　　　　
　　　　人情作媒介，可产生关系网中价值的转换和流动，譬如，恩惠换礼物，服务换权力，权力换金钱。人情场（也就是关系网）也像大市场，个人各取所需，相互交换，人情充当中介，人情制度充当监控。　　　　
　　　　总之，要准确地理解人情的含义，须将以上六条对照辨析。人情是以中国江湖社会为背景，以私人关系为基础，利用惯例制度进行利益交换的媒介物。人情，也泛指相应的交易惯例。


三、人情制度追溯人情名称由来

　　　　翻阅史籍，发现今日所谓人情并非自古有之。相反，今天的人情概念很晚才出现，大抵是在清朝初年。唐宋以前，古人也说人情，但不是这个意思。用计算机检索史籍，发现明代以前“人情”，主要指民心、世情。　　　　
　　　　譬如，宋代小说《太平广记•；周穆王》：“然此等虽有不死之寿，去人情，远荣乐，有若雀化为蛤，雉化为蜃，失其本真，更守异气。”此处所谓“人情”乃人之常情，而非今日的人情债务，含义相去甚远。　　　　
　　　　又明代洪武元年所编《元史•；张起岩》：“起岩奋谓同列曰：‘方今嗣君未立，人情危疑，不亟诛此人，以杜奸谋，虑妨大计。’”此处“人情”则是民情、局势，与上述人之常“情”又不同。另外，《元史•；叛臣李鋋》：“至是，人情溃散，鋋不能制，各什伯相结，缒城以出。”此处“人情”仍是人心、局势。还有《元史•；奸臣》：“翰林学士赵孟畹龋�亦以为‘世荣初以财赋自任，当时人情不敢预料，将谓别有方术，可以增益国用’”，词意同上。《元史》总共出现“人情”六次，次次当人心、局势讲，与今日人情无涉。　　　　
　　　　综合检索历朝文献，“人情”由古至今历有三变，分别以上古、中古、近代为界，前后各不相同。在魏晋之前，人情作人的感情解释。譬如，《礼记•；礼运》：“何为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到了唐宋，人情又主要作民心、局势、世情来讲。到了清代，人情在民间社会主流话语中才被注入新含义——一种囊括了情义、社会地位和利益交易的载体。这个现象标志着一种特殊的交易制度逐渐形成，它在人类历史上有特殊意义。人类各种文明都有类似的人情现象，但是人情作为一种系统的惯例制度，甚至当做民间社会运行的支柱，是中国近代独有的现象。　　　　
　　　　那么，近代以后的人情概念具体起源于何时？用计算机检索经典文献发现，现在流行的人情概念出自明朝中叶后的市井口语和白话文学，与官方规范语言无关。　　　　
　　　　先说官方规范语言文本。在以文言文、书面语体为基础的官方文献系统中，直到清朝、民国初年都没有类似的现代“人情”概念。清初顺治年间编修《明史》，全书有四十六篇出现过“人情”，都当人心、局势讲。甚至到民国初年，柯劭忞主编《清史稿》，在《志八十三•；文科武科》中依然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