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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节

5271-江湖中国-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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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点疑惑    
    疑惑何在?先从几个新民谚及社会现象背后折射的问题说起。    
    其一曰:“社会上的东西,书本里学不到;书本上的东西,社会上没有用。”    
    从小听到这句话,作者就对身陷其中的中国社会产生了神秘莫测的幽深感,仿佛某种玄机深锁其中,社会的真相仿佛一团“迷雾”,散发着莫名的潮湿和黑暗。而另一方面,“迷雾”仿佛永远只是书呆子的“迷雾”,它对另一种人却是开放透明的,这种人练就一身“武林真功”,拥有超凡本领,置身层层浓雾而如鱼得水,游刃有余。这些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老江湖”。他们世事洞明,人情练达,长袖善舞。    
    平心而论,人的本事有大有小,或飞黄腾达,或虎落平阳,本是常事。这个社会迷雾氛围令人生疑,并不因为人生起落成败本身,而在于其中原因不让说,被一种集体无意识狠狠地捂盖住,结果变成书本里学不到的“少儿不宜”。这究竟是世界通例,还是中国国情?是真的“国情”?还是借口“国情”玩猫腻?叫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旦书本和社会脱节,那不叫书本,不叫学问。比方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道理的学问。既是研究社会道理,就该反映社会现象,或者反过来说,若不反映社会现象,便不是真的社会学。一般而论,社会道理在书本里能学,书本上的道理在社会上也能用。到这一步,书本才是书本。不到这一步,书本不算书本。中国社会为什么在现实与书本之间有一道“沟”呢?这道“沟”又是什么?为何不让书本介入呢?    
    其二曰:“老实人吃亏”。    
    当下,父母经常教育初涉世的子女:“做人不要太老实,老实人吃亏哦”。孩子刚懂事,有些年轻父母常陷入这样的困惑:遇到孩子纠纷,究竟应该教以礼让,还是以牙还牙;假若挨同学揍,应该更狠地回揍他,还是告诉老师?    
    这也是一种博弈论的“囚徒困境”,教育孩子就像囚犯过堂:当老实人挨揍,弄不好孩子被打得头破血流;教孩子揍人是学坏,弄不好把别人孩子打得头破血流。不同父母,便有不同策略和博弈,建立不同的均衡,养成不同性格。    
    做老实人真的吃亏。去公共场所办事,老老实实排队吃亏,小滑头耍心眼插队占便宜;单位里,埋头苦干吃亏,拍马屁献殷勤反占便宜;良商卖真货赚不到钱,奸商卖假货次货占便宜;教授真做学问白辛苦,反而剽窃、买文章、耍花样的占便宜;本分学生老实考试吃亏,考场作弊的、花钱请“枪手”的占便宜……老实人吃亏的现象,违背人类社会基本的公义原则和秩序性。但为何老实人偏偏吃亏?    
    “老实人”不是笨人,IQ没有问题,只不过是做事有操守,一板一眼。老实人是良民,是维护秩序的人。守秩序就吃亏,不守规矩反倒占便宜,这就奇怪了,黑白颠倒了。    
    明清以后的数百年,为数不少的中国人顶礼膜拜“乱世枭雄”以至无以复加。这些被崇拜的偶像不是正道上的英雄,譬如秦始皇、岳飞、文天祥、戚继光、林则徐……反倒是韦小宝、令狐冲、燕子李三,黄金荣、杜月笙、张大帅、许大马棒、座山雕……他们都是在体制外翻云覆雨的江湖大侠、流氓土匪。这些人大多身处体制之外,也有少数僭越体制之内,却依然按体制外的江湖规矩行事。他们好勇斗狠,手段毒辣,从不创造一分钱财富,却以打家劫舍、坐地分赃、抢夺财富为荣:你种田,他抢粮;你开店,他收保护费;你上路,他剪径;你办事,他揩油;你认真工作,他整人;你拒贿,他捅一刀……老实做事不如打家劫舍,遵纪守法不如舞枪挥拳,慢慢演变成一种凌驾法律秩序之上的现实,天皇老子奈何不得。此情此景之下,世道百业维艰,好人自甘堕落,良民被逼上梁山,为活命纷纷转而抢劫他人,最终演变成近代以来古怪的社会寄生格局。正如一幅楹联悲凉陈述:“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水,水落石出”。这上联的下联曾在民国被悬赏过,但至今未有人对出下联,并非技巧问题,只因内涵太过悲凉,无以复加。乱世只有一个本质,没有第二个,因而有上联便无下联。    
    如今武侠鸦片何其多,随便逛逛书摊、书店,在文学网站冲冲浪,或是用电视遥控器扫扫数十个频道,其泛滥不言自明。电视传媒、专家讲学动辄以武侠人作比喻,新人类一代读武侠长大,金庸、古龙们崛起而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对语言、文学乃至文化影响至深。枭雄文化的繁荣,恰是一个自诩的五千年文明蜕变的征兆。难道除了靠拳打脚踢,中国人就无法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大侠令人羡慕,他不劳动,却很富有,这背后隐藏着大家心知肚明的秘密。一个自诩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大国,大家最后非要效法不劳而获的“大侠”去巧取豪夺?


一、体制外还有一个“体制”难以破解的老问题(二)

    其三曰:“坏人占便宜”。    
    “好人吃亏,坏人发达”。这不是文学讥讽,而是一种常见社会现象。    
    近年来流行一句绕口令:“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坏”:性交易也。暗示一边交易,一边金钱从男人流向女人。至于男人前面如何来钱,女人来钱后面干啥,并未涉及。一位老江湖反复琢磨这两句,豁然开朗道:“男人又如何来钱呢?也是‘变坏’得来的嘛。男女‘变坏’都来钱,不过男人的坏不同女人的坏。”他列举说:这年头要走捷径迅速发达,必居以下其一:溜须拍马、阿谀奉承、行贿索贿、偷税漏税、赖账混账、欺生宰客、走私贩毒、贪污挪用、损公肥私、以次充好、坑蒙拐骗、撒谎撂白、厚颜无耻、沽名钓誉、剽窃他人、自我吹嘘、拆白搅屎、恐吓威胁、敲诈勒索……当然,女人也可选择男人式复杂的坏法,不过女人们并不擅长,不及卖色来得简单,一坏抵百坏。    
    财富和名气的积累是个漫长和辛勤的过程。若有人真能一夜暴富成新贵,必是闯荡江湖从合法规则外走偏门而来。暴风雨式的原始积累过程,屁股底下难免不干净。媒体每年炒作富人排行榜蕴含了许多意味,上榜富豪年年不同,更迭惊人。无名氏迅速崛起,显贵为“首富”,正当红得发紫时稍纵即逝,第二年东窗事发潜逃国外;还有,江湖卖艺人一炮走红娱乐圈,不久猫腻泄漏,锒铛入狱……    
    上世纪90年代初,作者调查乡镇企业纳税情况,在现实中感悟到逃税现象背后的制度博弈规律。事实上,那时某一个镇子的企业偷逃税现象十分普遍。生成这一博弈论所谓“非稳定均衡”,历经一个博弈过程。早先,部分业主与税官私交良好,被网开一面,允许暗中偷漏税,结果在行业中导致不公平竞争。其他缴税企业比逃税企业生产成本高,企业运作自然难以为继。于是,没有关系的缴税业主被迫攀附、行贿税员,以达到同样逃税目的。博弈力量之下,有了第一个必有第二个,然后第三、第四……否则后面的企业都活不了,直至最后一个。风气扩散,大家竞相效尤,直到最终逃税成了普遍现象。客观看,地方某一行业普遍逃税,逻辑上便可推理出税员吃税的“陋规”。用江湖黑话说,税员们“吃码头”。这不是某一个人,而是一个系统化的隐形规则,古时称“陋规”。老百姓心里明白得很,当地有民谚道破天机:“家里有个税务,全家致富”。致富靠啥,大家心知肚明。    
    邻县一镇另有一番情景。乡民集体参与诈骗,人数之多令人惊骇。当地工业基础薄弱,许多闲散农民参加手机短信和网络购物诈骗。驾车走一圈,放眼望去非常古怪,镇里百业凋敝,街道冷清,唯独洋楼林立,建筑业一枝独秀,砖瓦建材遍地堆积。这盖房子的钱,从何而来?答曰:骗来的。欺诈可以形成一个行业,而且居然养活一方人,成为地方上的支柱产业,可说是空前绝后。    
    一人逃税、一人诈骗,可说是法律和道德问题。众人逃税、众人诈骗,就不止是个道德问题,甚至也不止是执法不严问题,必需提高层次来考量,因为“法不责众”。    
    “责众”与法,在概念上有内涵冲突。法是什么?弗里德里希•;哈耶克说:法是众人生活生成的惯例,然后被政治权力所确认。也就是说,法首先来源于众人惯例,而不只是立法者的意志。法与惯例有了矛盾,自然首先不是检讨惯例,而是检讨法。一旦作为法的对立面的“陋规”通行,成为流行惯例,这个问题就大了,可能社会秩序出现了危机。上面这两个例子就运行在矛盾的名实程序之上,合法程序不实际,实际程序不合法,体制名存实亡。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整个地区全体逃税,公共财政从何而来?公共设施何以建设?社会福利如何保障?公共安全谁来负责?官员谁来养活?没钱养活的官员会不会被“逼上梁山”?譬如,部分警察拿不到财政,改“执法为民”为“执法为钱”,有油水案件多接,没油水的案件置之不理。更有甚者,他们不仅不保障公共安全,而且故意“放水养鱼”,纵容甚至豢养犯罪源头和流氓团伙以作生财之道。    
    类似在“某些”地域,交管部门是个利益集团,假使所有司机驾驶都循规蹈矩,道路上便太平无事,没人违章,没人求情,于是他们的油水就少。这谁干啊?于是渐渐地,这行业里产生一种默契,执法半紧半松,老到而恰到好处,目的是“油水”最大化。所谓松,就是纵容司机违规;所谓紧,就是揩油。一紧一松,如风箱一样来回捣鼓。车民就像风箱里的老鼠,头回被揩油,心理惊慌,下回还得继续巴结交警,以保日后太平。于是恶性循环,价码越来越高。譬如,2004年,福建某市就查处了一批专门在年检时刁难车主的交警“害群之马”,他们没事找碴儿,脚压着油门说你排气超标,必须到定点厂维修;又如2002~2003年,大量山西司机被路检刁难,空车被判罚超载。无可奈何之下,司机们权衡利弊,结论还是局里有人更太平,舍财去灾吧。所以结交交警成了司机的业余必修课。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说:交易费用决定了人们对一种制度的选择。“害群之马”深谙此理,其用心就是要增加按章办事的费用,让你走正道无门,只好求助于关系网和人情。有了人情,他的油水才有保障。    
    可见,许多情形下,“坏”并非可以单纯归咎为道德危机,后面还反映了社会秩序危机。正式规则一旦失范,非正式规则才有可乘之机。    
    其四曰:中国人做事不认真。    
    做事不认真,也是许多中国人的一个通病,不认真的人和事司空见惯,大概这也和时兴不认真的某些现实有关。你若认真,别人说你“傻帽儿”。譬如,随意夸海口,承诺不兑现。许多人一开始就没打算兑现,说着玩儿的。福建东部方言词儿“满说”,甚为流行。“满说”就是随便说,瞎说不当真。不当真也要说,而且常说,反映了一种奇特的价值观。福建南部方言另一词与之相近,叫做“画虎卵”。“卵”属闽南方言,指雄性生殖器。这话的妙处,乃是当地无虎,谁也没见过老虎,更没见过其生殖器,所以,随便画几笔很容易蒙人。经常“满说”,经常“画虎卵”,等于经常蒙人。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契约和法律规范没有明显约束力。签订的合同,承诺的事情,甚至法院的判决,后面执行都很难,要千叮咛万嘱咐,催了又催,挤牙膏似的一回一点,还未必奏效。大家做事普遍不认真,一旦遇到做事认真的人,反倒十分惊讶,仿佛老古董:“哇,这年头,还有这样认真的人。出土文物啊?”“这年头”三字本身即具深意,如今成了中国人口头禅,后面必跟定价值消解的话语——混、糊弄、马虎眼、敷衍塞责、反理想主义、不诚信……“这年头,谁跟谁啊,是不是?”意思是何必那么认真呢。    
    中国本是君子之国,信守契约之国,古人斩金截铁的金玉誓言——“言而守信”、“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尚在耳边回荡,不肖子孙的诚信堕落至此。呜呼哀哉!    
    其五曰:虽同属儒教国家,礼教大幅落后日韩。    
    中、日、韩同系东亚儒教国家,中国还是东亚文化发源地,为什么今天中国比日韩落后一大截?这个问题曾经被问过多遍,思想上仿佛解决,又仿佛没解决。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说法,是“吃人的礼教”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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