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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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变革显然是国内政治的基本矛盾，对此人们几无争议。本节要谈论的是：中国国内的这一基本矛盾，将外溢到世界中来，从而构成了２１世纪全球的重大挑战，世界不得不与中国分享这一矛盾。中国需要意识到，２１世纪的世界除了分享中国的增长和繁荣之外，还要分享中国的矛盾和挑战。这就是中国受到广泛关注的原因。
中国的崛起在国际体系中正日益引起对冲的反应。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２０余年来，中国把稳定发展置于优先的位置，尤其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十余年，比较成功地使自身避开了全球规模的动荡和危机，维持了一个和平的国际小环境。在此期间，俄国、中亚、东欧、巴尔干、中东、东南亚、拉美莫不处在动荡中。战争、金融危机、恐怖主义袭击以及被亨廷顿称为民主第三波的政治变革相互交织，此起彼伏，不亦乐乎。而中国却能置身事外，埋头经济建设。进入新世纪之后，全球形势出现了奇迹般的转折，除了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触发恐怖主义袭击浪潮导致地区形势不稳定外，上世纪９０年代的那些热点区域，大都稳定下来了，稳定发展成为主导趋势，激进的革命，让位于保守的发展。俄国、东欧、巴尔干、中亚、东南亚、拉美莫不如此。俄国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进入新世纪之后，叶利钦让位于普京，不可思议的是，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的不只是权力，同时还有稳定，叶利钦时代的动荡奇迹般地消失了，普京政府得到了８０％以上俄国民众的支持。９０年代主政俄国的自由派，被挤到了政治舞台的边缘，这些自由派政党甚至达不到５％的议会门槛。如果伊拉克新政权不垮掉，可以期望，中东地区也会加入到稳定的潮流中。稳定发展成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基本价值取向。当他们经历沧桑，蓦然回首，却发现中国已然稳定多时了。于是他们把目光投向中国，“发现中国”成为一时风尚。“北京共识”提出者显然就是看到了这一点。
中国作为“稳定轴心”还有另一面的含义。从中国在各种场合所发布的声明来看，中国同时还是国际秩序变革的积极提倡者和推动者。冷战结束前后，世界一些国家竞相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比如美国总统布什在１９８９年６月１４日最先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１９９０年８月２６日美国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也强调建立世界新秩序。第二个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是日本，１９９０年１月９日，日本首相海部在给布什的信中提出建立以美日欧为主的新秩序。欧洲国家和前苏联也提出建立世界新秩序问题。邓小平１９８８年也提出了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标。
第二部分文明与权力
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末，英国不管是干出了多大的罪行，它在造成这个革命的时候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卡尔·马克思）
“萨达姆锁定”
在国际体系中的“暴力史观”往往是国内既得利益集团和民族主义者用以掩饰政策失败和文明失败的借口。比如，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表面上看是毁灭于美国及其联盟的暴力。然而，打败萨达姆的是美国的暴力吗？作为萨达姆政权后盾的伊拉克军队为什么临阵倒戈呢？萨达姆希望出现的“巷战”没有出现，军队一触即溃，为什么？芽我想真正的原因，是他的政权在国内是“无道的”、不得人心的。这是一个寄生在石油资源上的残暴政权。对石油的依赖，阻挡了这个国家文明的发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政治学学者米歇尔·罗斯？穴ＭｉｃｈａｅｌＬＲｏｓｓ？雪研究发现，自然资源与民主之间成反比关系：“使用资源收入的政府与使用纳税人钱的政府有很大的不同。使用矿产资源收入的政府把钱大量花在了腐败、军队和笼络上，只有很少的钱用在了基础公用事业上”。萨达姆政权借助对石油资源的垄断，方便地获得了文化、政治等领域的支配地位，文明和政治的发展于是就终止了。其次，这个政权无法找到成为国际体系中正常国家的途径，他把自己装扮成无辜的“梦游者”。这里的“国际体系”不只是指西方的霸权体系，事实上，萨达姆所破坏的主要是阿拉伯世界的文明体系。萨达姆家族政权形成的独特文明有强烈的通过暴力解决阿拉伯世界内部争端的趋向。第三，美国最后诉诸暴力解决萨达姆的问题，同样显示了主导当前世界的文明体系存在着局限性。主权至上的国际体系在和平应对国境线以内的文明失败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同时，战后的伊拉克如果要长期依靠美国军队维持秩序，如果美国及其盟国不能提供和平地解决萨达姆之后伊拉克问题的办法，那么，美国文明也是失败的。目前中东地区极其猖獗的恐怖主义，电视和网站上不断播放的人质被砍头的画面，是二战后形成的国际体系和国际文明所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当然也是美国所面临的挑战。约瑟夫·奈指出的军事力量的局限性，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得到了体现。至今，“９·１１”之后美国宣布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如果战争的一方一直采取抓人质、在网站上发布恐怖攻击警告、邮寄碳疽菌、自杀性爆炸等形式，那么，美国能不能取得像一战、二战那样类型的胜利，就是大可怀疑的。因为，在这样的战争中，不需要诺曼底登陆，也不需要攻占柏林，常规的军事力量根本用不上。
当然，美国的困境也是别的正常国家面临此种战争形式时的困境。除了接受战争一方提出的条件——例如菲律宾政府就接受了伊拉克绑架人质的恐怖组织提出的条件——文明国家在面对这种类型的战争时，都一样会产生无力感。产生这样的无力感并不是由于军事力量不够，而是由于庞大的军事机器基本上“没有用武之地”。
第二部分文明再生的能力
在面对这一扩张中的文明的时候，非市场体系以暴力应对并不是惟一的选择。比如日本，在看到了中国、印度的遭遇后，就作出了另外的选择。在幕府末期的１８６２年，日本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出访欧洲，在来回的路上，他目睹了欧洲列强对亚洲的侵略，这给福泽谕吉很大的触动。从这时起，日本“脱亚入欧”的大战略就产生了。福泽谕吉对中国人民的遭遇表示同情，但同时也羡慕英国人，他想的是“吾等日本人也当何时耀我日本国威，不仅高慢于制印度支那土人之英人，也当窘其英人，使东洋权威为我一手掌握。”在这项大战略中，首先不是抵抗英国人，而是向他们学习，向他们开放，最后以英国的方式对待中国和朝鲜。他说：“今我所谋者，不可待我邻国开明，以共兴亚细亚，无宁应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与支那朝鲜交往之法也不应因邻国而得特别会释，惟依西洋人与之交往风格处之”。
中日两国近代的不同遭遇清楚地说明了，决定历史进程的枢纽并不是挑战者的暴力，而是一个文明是否拥有再生的能力，是否具有凝聚起内外资源应对挑战的能力和意愿。一个文明遭遇的灾难自然令人同情，例如马克思对印度社会组织的解体就表示了强烈的同情，但是，很多灾难本来可以避免，然而由于这一文明处于沉睡状态，由于社会丧失了热情和活力，由于国家内部的混乱，由于统治集团的僵化和固执，使它找不到通向外部世界的出口，结果是在盲目的情绪支配下走向了战场。１９００年中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就是一个例子。这方面最近的例证是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问题最后是用暴力来解决的，但是萨达姆有足够多的机会避免这一结局。然而，在长达１０年的时间里，萨达姆政权无所作为，这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对于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十分热衷，而对和平解决问题却不感兴趣。伊拉克被锁定在萨达姆确定的游戏规则中，其内部丧失了解锁的可能性，惟一的办法是靠外部的暴力和内部的暴力对抗来打破“萨达姆锁定”。萨达姆治下发生着的实际上是文明毁灭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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