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崛起-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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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头头名声也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这是一种真实的政治考虑。即使将来中国强大了，也永远不当头，不称霸，不谋求势力范围，不搞集团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它强调，要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二十字方针，在学者的圈子里悄悄地流传，有一段时间还显得相当的神秘。
一旦中国转型的方向变得明确，一旦与国际接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的身份问题，便被置于新的背景下了。如果说，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前的身份焦虑带有一厢情愿的特点，那么，９０年代中期以后的焦虑，则是一种崛起焦虑，一种体会到力量增长之后的那种焦虑。如果说９０年代中期前的焦虑是从不平等的感觉中、从受欺负的体验中产生的话，那么，之后的焦虑则是有所凭借、有所支撑之下而要求表达的焦虑。这样的焦虑是在意识到中国崛起、世界格局正面临调整的情况下，对如何定义未来身份感到不确定所产生的焦虑。
第一部分倒退性认同：光荣孤立心态
在身份变得复杂的情况下，中国的身份认同在一些人那里出现了所谓的“减法民族性”的倒退性集体身份认同：“这种认同把民族文化当做某种乌托邦整体，把国家或民族及其文化想象为某种理想的‘纯真性’。在它看来，破坏和威胁这种整体的力量来自外部，只要能清除来自外界的‘污染’，排除外界对它的歪曲和压制，就会出现真正的本土文化，共同体便会呈现出真正的民族性，民族国家就能形成既纯又真的本质，具有一种神话般的纯洁性和统一性。减法民族主义常常被用来掩盖共同体内部的歧异、矛盾和冲突，因而当国家和国民个体（文化主权权威和文化共同体成员）在共同体身份问题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必然成为国家强权的意识形态工具”。
在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之前出现的身份认同，确实曾表现出了向血缘、地缘等初级认同倒退的情形。外部世界则相应地被赋予了邪恶的性格，他们围堵、破坏、欺负“我们”，阻止“我们”愿望的实现。
外部世界是“由西方霸权把持的充满邪恶”的建构，是倒退性身份认同的基本内容之一。一位学者写道：中国西方化的知识分子们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强烈地呼吁抛弃“传统的内求”，坚决地选择“外取”。他们很少想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由西方人主宰的外部世界不欢迎我们“外取”，甚至阻挠我们“外取”，怎么办？在未来的岁月中，中国人很可能将面临这样的阻挠，无论你的“外取”意味着什么（是对外贸易、向外移民，还是别的什么），中国人有必要认识到两点：一，西方人始终对中国存有戒心；二，就中国潜在的经济能量来说，发散到世界上将会产生一定影响。因此，他的建议是中国要准备“光荣孤立”。作为一项政治战略建议，其背后还蕴藏着文化上的“光荣孤立”、心理上的“光荣孤立”，总之，包含着倒退性的身份认同。
对外部世界的这种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被抛弃。中国已经广泛地卷入了国际社会的进程，中国公民越来越多地到国外旅行，中国相当多的官员都有在国外接受培训的经历。中国人发现，外部世界实际上并不那么可怕，在很多时候，对我们的戒心是存在的，他们也担心中国经济上的崛起会对他们的经济产生巨大的冲击。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发现，建立在市场经济原则上的中国，向着政治文明方向演变的中国，实实在在地为外部世界提供了一次机遇，他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的需求。很多中国人发现，外部世界实际上是多元的，即使“西方人”概念，也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多元的。根据市场原则组织起来的世界经济，是无法形成一项团结起来共同阻挠中国的政策的。“光荣孤立”的前提坍塌了。
第一部分草根民主还是民族主义？
如果用这些原生意义上的民族主义作为标准，那么中国目前所谓的民族主义，都是不够格的。即使被称为极端民族主义的那些言论、行为，大多也是不够格的。网络民族主义尽管有“排外”的外表，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更类似于一种草根民主，而不是民族主义。“愤青”不只是指这些“民族主义者”在年龄上是青年或者其参与者的主体是青年，而且，还指他们在情绪上处在国家成长时期个体身份不确定所带来的焦虑，一种属于青年期才有的那种焦虑情感。
在欧洲，民族认同和公民认同是一起到来的。近代著名的民族自决原则，首先是公民权原则的一部分。伴随法国大革命而来的民族主义与近代的民主主义运动一同塑造了现代欧洲。虽然其间多次出现民族主义向部族主义的转向，出现部族主义压倒民主体制的情况，部族民族主义把欧洲多次推向了残酷、血腥的战争，但是，民主仍然稳固地向前迈进，公民权逐渐得到了全面的尊重和保护。正如曼纽尔·卡斯特（Ｍａｎｕｅｌ Ｃａｓｔｅｌｌｓ）所指出的，在身份认同方面，目前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拒斥性认同和主体认同甚至超过了公民认同。然而，在中国，则是另外的情形。转型的现实造成了中国在身份认同的各个方面，都处在比较低的层次上。比如公民权认同。在中国，存在着城乡之间公民权利分布上的不平衡，农民的基本权利与城市居民的权利中间有一条巨大的鸿沟。这近乎是永久性的身份鸿沟。转换这一身份的途径十分有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近２０年来，城市化速度明显加速，身份转换取得了一些进展。在距离城市较近的地域，政府通过圈地，把一些农民转换成了市民。而这样的机会，相对于全国８亿农民来说，就显得太少了。在一般情况下，只有农村中的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才拥有这样的权利。农民如此，相比他们拥有更多权利的城市居民在公民权方面，也存在着大量缺失。即使在公民的财产权利这样基本的权利问题上，也存在着大量亟待改进的地方。例如，公民的住宅，就经常面临着被侵犯的问题。
批评网络民族主义的学者，往往对于他们的草根性注意不够。对于他们的行为所蕴含的积极的、建设性的一面注意不够。实际上，他们的言论和行为，包含着公民权认同的成分。而批评他们的人，反而带有国家主义的内在视角。其次，作为网络写作者和网络活动的组织者，他们的身份认同具有拒斥性认同的性质。他们标新立异，他们活跃于大众沉睡后的深夜，象“地下群体”一样挥起语言利刃，对他们不满的一切“乱刀砍去”，他们不讲大道理，不使用温文尔雅的词汇，他们用这些鲜明的色彩，把自己与其他人区隔开来。在网络社区里，“我们”获得了新的含义。
当然，他们被视做“民族主义者”，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他们确实是“反日”、“反美”，在他们排外的背后，所诉求的，乃是“中国人”这族群身份。对“我们中国”的张扬，使他们看起来确实是民族主义者。在他们这样标榜中国属性的同时，对于身边发生的、对于历史上存在的、对于同世界潮流相违的种种不好的东西，则不闻不问。
但是，正如我们前面所言，这种倒退性的身份认同，包含着与民族主义原生形态的巨大背离。“中华民族”不是一个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国家概念。当他们坚执于“我们中国”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宣扬一种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样，他们便面临着一种内在的困境，他们与中国一般学者们面临的困境一样，对很多不满的抗议，最后却仍然诉诸于国家力量来解决。网络民族主义者觉得自己是在帮助政府，是为了民族的利益，但是，他们却只能呆在“地下”、冒着政治风险从事“帮助政府”的活动。
可以说，网络民族主义面临着严重的身份问题。他们经常性的躁进、激烈，与这种身份的无法明确界定相关。他们的焦虑是一种身份焦虑。而身份的焦虑，就是认同的焦虑。当无法认同或者说认同受挫的时候，焦虑就生成了。这种焦虑最后总是向着“中国人”趋归，而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缓解焦虑，反而使焦虑变得更加强烈。当然需要指出，焦虑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情绪，其中还包含着积极的生产性的趋向。但是，这种焦虑由于从认同受挫或自我矛盾而起，由于没有合适的出口，导致他们经常面临荒谬的处境。
第一部分力量难题
前苏联的败亡并不是其领导人不重视提高综合国力，而在于国家长期追求稳定所形成的分利集团，一味地根据自己集团的特殊利益综合国家力量。在于统治者对于国内结构变化缺乏敏感性。日常发生着的细小突变被忽视了。这就最终导致了系统出现革命性突变。前苏联败亡的教训是，领导集团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这一点，缺乏认识，反而认为自己通过国力的积累，就可以控制住时间。
力量论：一个悠久的传统
这一传统的形成始于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此之前，对历史的解释总是充满了天意、神话以及偶然性，比如希罗多德在说明希波战争发生的原因时说：“希腊人从异邦人那里劫走了一个妇女，异邦人从希腊人那里劫走一个妇女，希腊人又从异邦人那里劫走了一个妇女”。阿里斯多芬在《阿卡奈人》一剧中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一些年轻人喝醉了酒，抢来了麦加拉人西迈塔的妓女，麦加拉人反过来抢劫了阿斯帕西亚的两个妓女，“为了三个娼妓，战火就在全希腊烧起来了”。再比如特洛伊战争，荷马是这样说的：特洛伊王子巴黎斯诱拐了斯巴达国王的王后海伦。总之这一系列战争，全是因为对女人的争夺所致。但到了修昔底德，就不这样看了。他注意到了力量消长的不平衡在历史事变中起的作用。在解释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指出：长期以来雅典势力的增长，引起了斯巴达的嫉妒以及科林斯和麦加拉的恐惧，“雅典的势力达到顶点，人人都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了；同时，雅典人开始侵略斯巴达的盟国了。在这时候，斯巴达人感到这种形势不能再容忍下去了，所以决定发动这场战争，企图以全力进攻，如果能的话，他们想消灭雅典的势力。”在修昔底德看来，“阿伽门农一定是当时最有势力的统治者，正因为这个缘故，他才能够召集舰队，进攻特洛伊，而不是因为那些向海伦求婚者对丁达里阿斯宣了誓，必须跟随他的缘故”。而科西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事件只是战争的借口而已，但是这个真实原因，常常被争执的言词掩盖了。
修昔底德对历史的这种解释，是用力量平衡消长解释事变这一悠久传统的起点，它成为一个最为基本的世界观。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大国备战的描述，在用词上与修昔底德有着惊人的类似。他描述了一战前５年德国力量的增强“如何最彻底地唤醒了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中的三国”，即英、法、俄。在谈到英国时，他写道：“英国所有头脑清醒的人开始陷于深度忧虑。德国为什么要有这么庞大的海军？德国用海军与谁为敌，与谁较量，它使用海军除了我们之外对付谁呢？一种日益沉重的感觉不再限于政治和外交圈子，人们已意识到普鲁士人居心不良，他们妒忌不列颠帝国的辉煌，一旦找到于我们不利的良机，他们会尽可能利用它。此外人们开始了解，以放弃针锋相对的手段试图说服德国离开它的既定路线是毫无用处的。我方建设舰只的态度优柔寡断，在德国人看来是缺乏民族精神的表现，因此再次证明骁勇的种族应该替代衰弱的、过分文雅的、追求和平的种族，后者已不能在世界事务中继续保持强大地位。任何人目睹英德两国在英国自由党执政的头三年建设舰只的一系列数字，都会感到置身于危险（如果不是致命）的阴谋中”。
丘吉尔准确地描述了在力量结构推动下国家是如何走向对抗和战争的，即使那些真诚地追求和平的国家，也被这种宿命推动着走向战争。那些以生存为第一目标的国家，都不停地根据自己的力量计算方程估算着在国际体系中自己的力量。对于那些大国来说，就更是如此了。这是以国家为主体的世界大国的宿命，用米尔斯海默的话说，是“大国政治的悲剧”。
正是这一逻辑，推动着各个国家去提高综合国力。一些国家还把对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