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50-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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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在南京大学的宿舍，王轶琼正在谈恋爱。我一来，就开始和他们吹牛皮，什么艺术啊，宇宙啊。说着说着，王轶琼对我说，张东，你应该离开南京大学去北京了。我说，是的，王轶琼，我要走了，但是，你有钱吗？王轶琼下意识地，现在回想起来感觉像演话剧，拉开抽屉，张东，这是我最后的100块钱，献给你。王轶琼从中央美院毕业以后分回南京江苏省版画院。10年前，一个月工资也就二三百元。这个人很有意思，有个账本，酱油6毛，牙膏2毛，每花出一分钱，都要登记下来。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把最后的100元给了我，我很感动。我从口袋里掏出50块钱，说，兄弟，你留50块。当时拿到王轶琼给我的那100块钱时，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北京，我的舌头尝到了一种美的滋味，美的滋味在哪儿呢？我不知道，我就抱着王轶琼狠狠地吻了他，嘴对嘴，很疯狂。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吻一个男人。
王轶琼的女朋友在旁边都看傻了。吻了以后，我坐在那里，再也没话了，真成神经病了。“啪”——我把门使劲一关，就离开了。当时南京大学的宿舍是国民党时代留下的老房子。那个力量，感觉整个房子都要塌了。我从南京大学走回南师大女生宿生。楼下停了很多自行车，我眼睛瞪着，看哪辆自行车没有锁，当时我也顾不上犯罪了，我知道我要去火车站，我需要一辆自行车。还真有一辆车没锁，我骑上那辆自行车，放声高喊，再见！南京！再见！南京！疯狂地奔出了南师大的大门。我骑得飞块，呼地一下超过一个人，就拍一下别人的肩膀说，再见！我要去北京了！再见！我要去北京了！一路上都处在这种年轻的亢奋状态。到了火车站，我买了一张站台票，鞋底里塞了100块钱，1993年5月18号来到了北京。
到中央美院的时候正赶上吃晚饭的时间。看到有个小女孩拿着碗，比紫清还矮，学民间美术的， 很质朴。我发现我经常跟矮个子的女人比较有缘。我走上前去。同学，你好。小女孩看我还挺有礼貌。你吃了吗？我问她。吃过了。你吃了吗？她问。我还没有吃啊。那你赶快去嘛！我现在连碗都没有，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你用我的碗吧。我没有菜票啊？！那你用我的菜票吧。好，你在这儿等我一会儿，等吃完饭咱们再聊聊天。就这样，我拿着小女孩给我的菜票还有她的碗去食堂吃饭。吃完饭，开始和小女孩吹年皮，小女孩听了一会儿，就走了。我以前认识浙江美院的徐广池，对我很好，到中央美院不知道怎么回事，对我不太好了，我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他让我睡了一宿，后来有一次，他给了我20块钱，让我自己去住旅馆，用文人的优雅对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在美院住不合适。一听这个，我的内心很受伤，其实我只是调皮嘛，可是到哪儿，哪儿都拒绝我，我就是在不断的拒绝和伤心中变得疯狂。我知道只有很善良、内心特别宽阔的人才能接纳我。见一间屋里一拨人正在喝酒。嘎地，西藏人，有纯洁的眼神和心灵。嘎地递给我一瓶酒，喝得很愉快。我在戛地宿舍一连睡了几天。最后嘎地也不能接受我了。老师给他打招呼，不能让那个神经病来睡觉。
87这么说也是有原因的。我刚到美院的时候，天天说疯话，差点被人打死。主要是我被南京艺术学院开除以后，神经受到了刺激。在南京的时候，我和王轶琼就编出一段话：张东是个艺术家，起码长得像艺术家；还有一句是：我不断地追求真理，惟一的信念就是把头发留长。一天之内，跟人说了无数遍。有一天，在美院食堂。我转过头来对后面的人说：朋友，你好，我是个艺术家，起码我长得像艺术家。后来我才知道，站在我后面的人叫寒冻，雕塑系的，长相和名字非常吻合，没有表情，人像雕塑一样，很结实，有一种尊严。第二句刚说到一半的时候，寒冻用他做雕塑的充满力量的手指着我说：神经病，你再敢说半句，我打死你！我下意识地不敢说了，那一瞬间，我清醒过来了。这事很快就传遍了，说美院来了一个疯子。一开始，通过各种才华还是能够找到睡觉的地方，到后来，越传越厉害，很多人都知道我了。
只要我一出现，人家就关门。怎么办呢？有一天晚上，我在电梯里来来回回上来下去下去上来，最后，把一个快散架的厕所大门卸下来。我也不是傻子，躺在厕所的门上我也不好受，难受得都要哭了，我想，我一个大学的高材生，在南京人们都说我是大师，那么多女孩爱我，为什么会被开除？到了北京，大家都拒绝我，现在睡在厕所的门上，我是不是疯了？这时候，为了以防万一，我从中午就开始提前找晚上睡觉的地方。一看张东，人家就把门关上，我就一层一层挨个走，到了五楼，有一个屋子没关门，门大敞着，有人在打呼噜，一看，有个人在上铺睡觉，大白天，睁着眼睛。我推了他一下，没反应。又重重推了一下，他说话了，有事吗？我说，朋友，想借个地方睡觉。他手一指，就像睁着眼睛说梦话一样，随便睡。
《我与艺术家的私生活》 Ⅱ他也不在乎
他这句话跟所有人不让我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当时谢老师是毕业班的。我在他那儿睡了很长时间。学生处处长知道了，就找谢老师谈话，谢老师也不管，说，反正床也空着，为什么不让他睡？保卫科说要处分他，他也不在乎。保卫科就跟美院的门卫说，张东是个神经病，捣乱教学秩序，见到张东，千万别让进。半夜三更回来，门卫一看是我，就把大门关上。这也挡不住我，我就从另一边老师进出的小门进来。那时候我白天出去活动，经常出入美院附近的各大饭店。一到饭店，我就先进洗手间，把手把脸洗干净，那时候披肩长发，口袋里有梳子，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坐在那儿，寻找各种各样的机会，想办法弄点钱来。聪明才智全都发挥出来了，画肖像都是小意思。有一回，英国艺术家吉尔伯特来北京，就住在王府饭店。我从前台小姐那儿问到吉尔伯特住802房间，就拿了一卷画，直接奔向802。吉尔伯特给我开了门，我自我介绍，I’m young Chinese artist。给吉尔拍特看画，我说，这是我的作品，送给你。吉尔伯特先生特别高兴，说，very good，跟我拥抱，然后从酒柜拿出英国最好的酒送给我。吉尔伯特特别喜欢喝酒，来中国的时候他随身带了一些酒。打算告辞的时候，我对吉尔伯特先生说，我是年轻的艺术家，你能不能在经济上给我些帮助，吉尔伯特从口袋里掏出2000美金给我。2000美金有点夸张，但对我当时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从此，我就过上了幸福生活，很多学生都羡慕我，我天天请谢老师189去教师食堂吃鱼，抽最好的烟，带着谢老师活动在各大饭店。有一次，谢老师和我合作一个行为艺术，想把中央美院改造成一个五星级的饭店。
我们计划凌晨一两点的时候把中央美院的牌子摘下来，挂上我们自己做的牌子，然后弄一些鼓乐队，再把崔健请来，名人效应嘛。我们做了一张请柬，封面是北京王府饭店的菜单，印得很精致。拿着请柬去找崔健，崔健一看菜单，很兴奋，说，既然有音乐，你要我参加的话，我就做音乐部分。太好了。谢老师又找人将请柬翻译成英文。结果，事情没弄成，我跟谢老师开始喝酒，一开始是在中央美院对面的小饭馆，喝着喝着，不知道怎么回事，晚上10点多了，我们把桌面搬到中央美院宿舍楼下的操场上，继续喝。说话声音很大。学生都睡觉了，一听，这谁啊？这么牛？劈里啪啦，操场上就响起了从楼上扔下的酒瓶子的爆炸声。谢老师声音洪亮，手指着楼上，说，你们统统都给我听着，我是谢勃。“交响乐”停止了。美院人人都知道谢勃是谁。谁还敢往下砸？不要命了？“交响乐”停止了以后，有个民工，做画框的民工，突然像个抽象画出现在我面前。我的确是喝多了，好像是我热情高涨地让民工来喝酒。民工走到我们跟前，就听到“啪”一声，谢老师一巴掌摔在民工的脸上，把那民工打傻了，我都喝醉了，把我也打醒了，见民工满操场乱跑，最后消失在夜幕下的美院操场。后面的事我都记不起来了。那天，确实是喝多了，谢老师说，那天，我和他足足喝了六七十瓶。具体喝了多少也记不得了，至少有个三四十瓶。我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多酒。我和谢老师为什么能到一起，那真是惺惺相惜，我们那时就是两个疯子。谢老师说，如果后来没有信佛，没有走到光明的地方，他就是一个大魔鬼。后来，谢老师再也不喝很多酒，他知道酒一喝多了，美的意念就变成了丑的意念，人一被丑的意念包围，就会干坏事，会出现很多龌龊。
睡到第二天中午，我和谢老师出现在美院食堂。前一天晚上的民工也在食堂吃饭。一回头，民工不见了。过了一会儿，来了五六个民工。其中有一个小个子，手放在兜里，抬头看着谢老师说，你把我耳朵打坏了，你看怎么办，谢老师看着他，说，你把兜里面的刀给我掏出来。声音洪亮。这时候，很多老师过来，把他们劝开了。刚才插曲了一下。现在倒叙回去。后来，老师走的小门也给我关上了，我就翻铁墙。反正，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我在美院睡觉。有一天，有人报信，说张东又来了。保卫科来抓我，要把我遣送回原籍。我把门锁上，把桌子凳子都堆在门口。但保卫科的人都有门钥匙，我顶了半天，眼看门要开了，怎么办？我就爬上窗户，说，你们敢进来，我就跳下去。我那时候真的紧张，不想被他们抓走，我一想把我送回老家，太丢人，还不如跳下去算了。保卫科没办法了，把谢老师找来。谢老师对他们说，这事你们别管了，我来处理，你们要管，我就不管，我管呢，你们就别管。谢老师的潜台词是，我让他走，但你们别抓他。保卫科说，行，只要让他离开美院就行。谢老师站在门口，很平静，问，张东啊，你跳不跳啊？！我说，你问我跳不跳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呢。谢老师说，他们都走了，你出来吧，我向你保证，他们不会抓你。我是相信谢老师的。出去一看，的确没有保安，但我还是有疑心，我担心保安在楼底口等着我呢。我也很聪明，从五楼一层一层往下走，走到二楼，我就跳下去了。宿舍楼就挨着美院餐厅，我跳到餐厅的房顶，离地面还有一层楼，然后又从房顶跳下去，就这样离开了美院。
生活把我逼到了绝境，我开始晚上睡澡堂子，白天出去大街小巷贴“即时贴”，走到一个饭馆，就对老板说，我是个艺术家，我看你们橱窗这儿应该贴个五角星，老板问多少钱？100元。老板看看我的样子，就说，好吧。偶尔还是回美院睡觉。最后，美院拿我也没办法，赶都赶不走。有一次，把我赶急了，我拿着一个炭精条，在美院学生宿舍的墙上画了一个张东的头像，我说，你们能把我张东赶走，你们赶不走张东的灵魂。我离开北京还是从美院走的。当时，父亲打来电话说，别在外面漂泊了，省人事厅干部科的人说，你儿子大学毕业，还是省级干部呢。我父亲一听，是干部，就想应该为这个干部做点什么事情，然后把户口落一落，就安排我回家当了半年老师。回福建的时候，我向谢老师借了一个包，带着2000块钱，衣锦还乡。福州工艺美术学校的校长叫王田亮，我们俩像兄弟，他一看我这个样子，觉得是个有才华的人，就把我招进去了，当美术老师。但是，王田亮是个副校长，我在那儿待了几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很难为情地跟我说，张东啊，你到底怎么回事？我天天跟学生喝酒。最后，我教的学生把屎啊尿啊都撒在教室里。一想，我这为人师表，也太反叛了，再呆也呆不下去了。就在这个时候，谢老师想我了，给我打电话。张东，你赶快来北京。干什么？我问。我们在北京的艺术要把它彻底做下去，我们要发财，我们要赚到100万。10年前，我们都没有多少钱，谢老师一召唤，我内心激动得不得了。你怎么过来？我他妈也没钱，只能买一张站台票到北京去。不行，不行，你必须坐飞机来。
我买不起。不行，你得想想办法，你这么聪明的人，飞机都没办法做？！我一想，也是，我怎么就不能坐飞机呢，我甚至想到飞机逃票试试看。但肯定是不行的，放下电话，我就问一个毕业了几年的朋友借了500块钱，我自己可能还有个二三百，就买了一部队的打折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