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潜规则-第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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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或日本的地方分权比中国稳定得多，解决地方势力纷争所采取的手段也并非仅仅是武力。这是他们迅速走上现代化之路的最基本的因素之一。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艰难，原因同样在于此。权力过于集中，行动过于一致，染指权力的人数过少，扼杀了地方乃至个人的积极性，使得很难自我调节，也使得中国始终处于国强民弱的状态，社会发展极不谐调。在许多场合，皇权的破车根本拉不动方圆如此辽阔的大地，所以中国文明的步伐格外缓慢。儒家是讲伦理道德的，但道德在中国恰恰是个致命的弱点，中国只存在封闭的道德体系，不存在开放的道德体系，单纯靠封闭的道德体系（只涉及特殊人际关系———如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而不涉及一般的人际关系，这样的道德体系是封闭的道德体系）治理国家，卒难遂愿。
第二部分第十一章秦始皇与“皇帝”
王夫之认为，郡县制在秦之前已有，“封建”虽不可复，但三代依赖的封建制仍糅在秦后的郡县制里，所以，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是一部没有真正社会性变革的历史。王夫之的话不全对。
秦之前的郡县制与秦始皇开创的郡县制岂可同日而语？秦始皇的郡县制是大一统的，不封王的，专制到极点的，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包括诸侯、王对天子的制约，也包括天子对诸侯、王的制约）彻底丧失，最高权力成为无忧无虑、为所欲为的怪物。
“形式”是实质的保证。郡县制的形式是为大一统皇权专制服务的。丞相王绾劝秦始皇封王，他说不封王无法镇抚偏远的诸如燕、齐、楚等原诸侯国。群臣都认为王绾说得有道理，支持他的这一建议，惟有李斯反对，李斯说不见得非要封王，用重赏的方法也能够取得镇抚的效果。秦始皇拒绝了王绾与群臣的建议，采纳了李斯的意见。李斯是中国历史上大牌的投机家，他的一言一行，并非出于他的学识与良知，而是出于他龌龊的心理与卑鄙的目的。也许李斯的意见正合秦始皇的心思，李斯不提出来，秦始皇也会这样做。秦始皇像秦始皇结束了分封制，政治权力归于一统，中央的权力直接延伸到基层的乡里。地方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力被彻底收缴了。中国人不得不为维持这一庞大的权力机器而付出难以想像的代价。随着集权制度的建立，不但政治、经济的权力归于一统，话语权也归于一统。士的功能随之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原来的士大夫为诸侯王出主意（互相制约）改为士大夫阿谀皇帝（一体化）。士大夫想向皇帝进一言，要看皇帝高兴不高兴，不高兴的话可能掉脑袋。我们不妨做个假设：如果说秦之前有一万个士大夫握有话语权，到了秦，能够给于皇帝以影响的士大夫恐怕连十个也不足了。话语舞台一下子变得局促起来。从此，中国历史上多了忠骨孝颅的牌坊，而少了理性思想者的丰碑。士大夫渐渐不会思考问题了，因为在皇权专制的威严之下，一切独立思考成为多余。独立的思考与独到的见解，往往成为引灾惹祸的根源，惟恐避之不及。中国人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也渐渐丧失。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世代因袭，习惯而成自然。秦始皇开创郡县制皇权专制。这种皇权专制恶性发展下去，终于走向极端，皇帝之言称为纶音，皇后之命谓之懿旨，皇帝一人垄断了话语权，万马齐喑，以言定谳，芸芸众生只能唯唯诺诺。昔日政治舞台上万人攒动的场面不复再有了，只是皇帝一个人在舞台上蹦蹦跳跳，施展威风。众人游戏变为了一人游戏，众人学问变为了一人学问。汉之后，逐渐建立了“礼制”，用以制约皇帝。到明清，这种礼制臻于完善。在礼制之下，皇帝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被匡范了起来，也不是完全自由的。让皇帝有些不自由当然比让其为所欲为强得多。但礼制同时也匡范了大臣的一举一动，匡范了百姓（布衣不议政就是礼制中的一个内容）。可见，礼制这把双面刃并没有彻底解决独裁问题。《史记》记述了“皇帝”的由来：
丞相绾、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他如议。”制曰：“可。”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
《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中国的“集体记忆”历来薄弱，喜欢破而后立，不喜欢传承。秦始皇之后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万花筒似地变幻着，然而几乎任何东西都长久不了，气数一尽，就被新的政治势力掀翻重来，重新打鼓另开张。惟有秦始皇发明的“皇帝”、“朕”等称谓以及皇帝坐在龙椅上接受山呼万岁是万世不易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撼动它。
秦始皇本身就是个巨大的悖论：他一方面开创了王朝短命的记录，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登基，到公元前206年，赢氏王朝就被刘邦取而代之，只有短短15年时间；然而秦始皇所创建的中央专制集权却意想不到的牢固，两千多年，从未受到过动摇。皇帝的姓氏以平均一二百年为周期不断地变换着，中央集权的皇权专制却依然故我地在同一轨道上运行，从未出过轨。这才是秦始皇“伟业”精华之所在。秦始皇所制定的基本统治术更被历史证明是有效的，比如西汉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乃焚书坑儒之翻版。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仙药演化成了喊皇帝万岁，秦始皇滥杀无辜以显示尊敬权威的做法也被许多皇帝继承了下来……令人吃惊的是，秦始皇的许多统治术都是一步到位，无可更改，让人咨嗟不已。
第二部分第十二章 焚书坑儒
焚书坑儒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大的国耻。
除了耻辱而外，焚书坑儒还是一个强大表征：中国人善于“破旧立新”。把存在的文明消灭掉，建立新文明，这是中国人所独有的一种思考方法。秦始皇破天荒地实施了这一思路，并将之留传后人。
焚书起源于博士淳于越与李斯的一场辩论，这是士大夫与官吏之间的一场辩论。要害问题有两个：一个问题是文化可不可以传承？另一个问题是，士大夫可不可以议论学问与朝政？两个问题都是带有根本性的，将对中国社会的演变与发展起到巨大作用。
这个问题，西方基本上解决了。而中国，却在两千多年中苦苦地寻求答案而未得。
关于第一个问题。博士淳于越认为，没有听说过不师法古人而能长久的。李斯针锋相对地说，五皇各有不同，夏商周也是各行其制，并不存在“师法古人”的问题。淳于越阐释问题不太清晰，李斯对他的反驳纯属狡辩，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不说别的，周朝对殷朝的继承就是有目共睹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李斯声色俱厉地指出，不能让士大夫们乱发谤言，不能让他们“入朝
心里指责，出朝街谈巷议”，一句话，就是必须堵住读书人的嘴。惟如此方能维护帝王尊严。
中国由封建政治转换为皇权专制政治，如此大事，只小小的一个回合就中止了讨论，一锤定音，书籍大多被焚毁，实在不可思议。中国的新政治制度就是在没有充分酝酿的情况下草草开场了。更不可思议的是，许多辛辛苦苦集累起来的文明被付之一炬，不得不从头再来。许多文明在瞬间倒退了千年甚至数千年。文明的延续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也许有人认为，中央集权并非突兀而起，已经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的准备酝酿了。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不足以支持秦始皇的孟浪和专断。中国地大人众，哪种政治制度更有利于统治，大有商榷余地。然而，秦始皇不容商榷，狠狠地下达了焚书令。坑儒是焚书的继续，也是焚书的必然后续步骤。坑儒起因于侯生、卢生发泄了一些对秦始皇专制不满的言论并离他而去。这气坏了秦始皇，非追究不可。秦始皇让御史做了一个花名册，上册的四百六十多人悉数被活埋。秦始皇长子扶苏好意进谏劝阻，恳请父皇三思，结果被发配到北方上郡监督蒙恬的军队，秦始皇死后扶苏被赵高所害。
秦之前，再残民以逞的统治者也没有能够制造出钳口封舌之锁，把民之口封杀得严严实实。在一定程度上，言路还算是敞开的。竹简（秦律杂抄）显然，秦始皇对此极为不满，听他人之言而惴惴，闻街头巷议而惶惶。坑儒的真正目的是以酷刑诛士大夫之心，从而以儆效尤。试想，四百多人被活埋，那场面也够惨烈的了，谁还敢言？正所谓诛人诛心者。
有意思的是，历史与秦始皇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被秦始皇焚的“书”，恰恰成为西汉之后各朝各代皇帝的统治依据，成为被奉为圭皋的道统。被坑之“儒”也恰恰成为帮助皇帝巩固江山的栋梁，不仅不能“坑”，还要重用———当然后来的儒也学乖了，不再像淳于越那么动辄露出“反骨”，“反骨”渐渐变为了媚骨。阿谀奉迎，卑躬屈膝，无所不用其极。这从一个侧面说明，秦的迅速灭亡与其焚书坑儒的暴行具有最直接的关系，其他都是次要的。即使是从维护集权统治的需要考虑，秦始皇的所作所为也非上策。任何统治，如若一无道统支持二无群臣捧附，终将难于长久。秦始皇仅依靠李斯等少数几个人为其鼓噪，仅凭赤裸裸的杀人暴政维持统治，当然难于持久。
人们都知道“要历史地看问题”。问题是，即使历史地看问题，焚书坑儒也是不可饶恕的。与世界其他地方同时期文明相比，显然中国的文明中缺乏民主的胚芽与人道主义关怀。秦始皇的权力空前的畸形、残暴，充满了血腥与反人权、反人类。他的严密统治完全是以民众为假想敌的，他制造了一个牢笼，不许民众越出牢笼一步。这样的政治，没有丝毫“进步性”可言。至于统一了度量衡，那属于政治之外的问题，兹不论。
第二部分第十三章 指鹿为马
指鹿为马是焚书坑儒的后续故事，是中国历史的又一个神秘的谶语，而且惊人的灵验。故事是这样的：
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后群臣皆畏高。《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赵高篡权，口称夷齐，心怀盗跖，故意尊为玉，谓肿为胖，看一看众人反应，顺者昌，逆者亡。狼子野心，昭昭可见。赵高的权威通过这个荒诞至极的故事而得到确认与加强。
需要注意的是“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赵高是假借法律处死“指鹿为鹿”的人。再荒唐的暴政也不乏法律依据，这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
讲假话者活，说真话者死；察言观色者活，给个棒槌就“认真”者死；阿谀者活，耿直者死；助纣为虐者活，嫉恶如仇者死；无独立意志的奴才活，有独立意志的思想者死……指鹿为马的故事为士大夫辟出两条泾渭分明的路，让他们选择。一条是活路，一条是死路。
政治与正义交合的部分越来越小，几乎小到不可辨认的地步。政治中充满了野蛮、欺诈与虚伪。从正义角度看，秦始皇与赵高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