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潜规则-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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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单于。”大将军青亦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这又是一次消灭匈奴的绝好时机，由于李广得不到皇帝的信任，又与大将军卫青不和，终于坐失良机。李广被迫自杀。李广死，军士无不痛哭，而匈奴无不弹冠相庆。例证之三：　　　　
　　　　单于既得陵，素闻其家声，及战又壮，乃以其女妻陵而贵之。汉闻，族陵母妻子。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史记·李将军列传第四十九》李陵降匈奴，令皇帝气愤，情理之中，然而“族陵母妻子”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如此，不仅断了李氏血脉，而且寒了将士之心。　　　　
　　　　


第九部分第八十三章　“土崩瓦解”论

　　　　司马迁记述了赵人徐乐给汉武帝的上书。上书中提出了“土崩瓦解”之说，即帝王不患“瓦解”而患“土崩”的高论。解决处理“瓦解”不难，而一旦出现“土崩”，事情就难办了。徐乐上书是这样阐释其理论的：　　　　
　　　　臣闻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于瓦解，古今一也。何谓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陈涉无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后，无乡曲之誉，非有孔、墨、曾子之贤，陶朱、猗顿之富也，然起穷巷，奋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从风，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乱而政不修，此三者陈涉之所以为资也。是之谓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何谓瓦解？吴、楚、齐、赵之兵是也。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权轻于匹夫而兵弱于陈涉也，当是之时，先帝之德泽未衰而安土乐俗之民众，故诸侯无境外之助。此之谓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观之，天下诚有土崩之势，虽布衣穷处之士或首恶而危海内，陈涉是也，况三晋之君或存乎！天下虽未有大治也，诚能无土崩之势，虽有强国劲兵，不得旋踵而身为禽矣，吴、楚、齐、赵是也，况群臣百姓能为乱乎哉？此二体者，安危之明要也，贤主所留意而深察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第五十二》河西之战示意图惜墨如金的司马迁大篇幅地转引徐乐上书，清楚无误地表明，司马迁也是同意其理论的。他与徐乐一样怀有对汉武帝穷兵黩武、刻薄寡恩的丝丝隐忧。　　　　
　　　　土崩指民变　　　　
　　　　或曰农民暴动。在平息吴楚七国之乱不久的情况下，徐乐独具慧眼，把民变（而非“诸侯王之变”）视为撼动江山的首要因素，确实是见解独到，入木三分。后来，这一论点逐渐纳入正统，为历代帝王所重视。　　　　
　　　　治民术与治臣术不同，统治者防“土崩”与防“瓦解”所采用的手段与策略自然也是不同的。前者多采用愚民政策辅以高压控制，不许百姓乱说乱动，否则毫不客气地予以镇压；后者也用镇压的办法，但更多的是施展“法术势”，反间挑拨，怀柔拉拢，不战屈人。汉武帝深谙其中三昧，所以阅过徐乐等人的上书之后连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汉武帝选择儒家作为统治术，恐怕也有防止“土崩瓦解”的用意在其中。特别是“土崩”重于“瓦解”的思路一定给予了他极大的刺激与启迪，使他于太平中感受到了危机。　　　　
　　　　


第九部分第八十四章　华夏文明圈

　　　　“华夏文明圈”与“大一统中国”是迥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古代的“华夏文明圈”国家，有的属于属国或藩国（如西藏），有的属于征伐的附属国（如朝鲜），有的成为名正言顺的版图国（如南越从公元十世纪起独立成国）……　　　　
　　　　“华夏文明圈”不是十分确定的概念，成吉思汗与乾隆时版图最大（远远大于现在）。成吉思汗时的帝国，后来至少分化成了数十个国家。　　　　
　　　　《史记》中共有五篇是专门写华夏文明圈中原之外的地域，分别是：　　　　
　　　　《匈奴列传第五十》《南越列传第五十三》《东越列传第五十四》《朝鲜列传第五十五》《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　　　　
　　　　显然，司马迁是把以上所涉及的领域全部当作“大一统中国”来理解的。在司马迁头脑里并没有中原与夷蛮之分，换言之，并没有蔑视或轻视落后地区的意识，一律平等对待。这正好与绝大多数帝王对待国土的态度不谋而合。　　　　
　　　　司马迁生活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的治绩并不突出，而缺点昭彰：相信长生不老，沉湎于黄老之术，打击忠良……不一而足。然而汉武帝却是一代名君，主要在于他崇尚武力征伐，扩张国土的野心强烈，所以为历代帝王所推崇。加之汉武帝的运气也不错，他的时代各方面人才辈出，令人目不暇接。　　　　
　　　　卫青像汉武帝是主张讨伐匈奴的。虽然也有谈判，但始终是以战争为主。匈奴居无定所，四处游牧，机动性极强，虽有卫青、霍去病等名将，也难得占匈奴便宜。将汉武帝扩充版图、攻打匈奴说成是“雄才大略”，有失公允。岂止汉武帝，几乎每一个帝王对领土都是朝思暮想的，恨不得据天下所有土地为己有。只不过扩张版图要受国力影响，国力强盛，帝王扩充版图的欲望自然也随之增强，因为那样的话，可以统治更多的子民。还有什么比统治更多的子民让帝王更开心呢？汉武帝承接“文景之治”，相对来说国库充盈，吴楚七国之乱也已经被平息，这一切为他提供了炫耀武力的资本，仅此而已。　　　　
　　　　按照卢梭的观点，评判治国者业绩的因素不在国之大小，毋宁说，国土面积应该与治国者的能力相符，否则鞭长莫及，绝对治理不好。所以，卢梭反复表示自己愿意生活在日内瓦共和国（参见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据此，我们可以重新评价汉武帝攻灭南越、抚定西南夷的政治行动。这个行动固然有将中原文明扩散至周边的功效，但从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视角看，合为一体，改变了政治生态，也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而“文明一体化”目标，直至现在也未真正实现。　　　　
　　　　司马迁施笔墨于中原之外的荒蛮地区，并非出于对汉武帝歌功颂德，而是出于自己的历史观。在司马迁看来，统治地域的大小，是衡量帝王治绩功业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以他之为人，不可能对汉武帝这方面的所作所为视而不见，佯装不知，为了忠于史实，忠于自己的理念，他不得不给予迫害过自己的汉武帝以并不由衷的褒扬与肯定。　　　　
　　　　


第九部分第八十五章　悖论人物

　　　　———司马相如　　　　
　　　　司马迁笔下的司马相如是个典型的悖论人物。　　　　
　　　　司马相如是与司马迁齐名的西汉文学大师，如果说司马迁善于纪实与描写的话，司马相如则善于创造与想像。司马相如是屈原之后中国最伟大的想像大师，笔锋凌厉，奥衍宏深，泓涵演迤，庄谐间作，神气流注，章法浑成，螭魅魍魉，神仙力怪，经其勾勒，毕现尺幅。司马相如之赋别出手眼，既有凿险缒幽之思，又不乏蹑云乘风之势，一涕一笑其味无穷。往往通篇游虚，不实写一笔，然而读之如云驱飙驰，澹宕多奇。奇崛之文，倚天拔地。　　　　
　　　　如此奇才，想必指麾好恶，旁若无人，一定是“凛凛然，皓皓然，其与琨玉秋霜比质可也”的独行者。　　　　
　　　　否。就是这个大家，却倚偎在皇帝膝下，分明是一位专讨帝王欢的谄谀者。他的《子虚赋》、《上林赋》、《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上书谏猎》、《哀二世赋》、《大人赋》、《封禅文》等几乎都是写给汉武帝的。柳宗元说，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快意恩仇，浇铸真情，直摅己意，方得妙文。屈原之诗，愤极而作，有感而发，故冰清玉然而读司马相如之赋，疑窦顿时冰释，深信不疑。临时命题，临时作文，同样可出佳品。我想，这并不具有普遍性，只适用于司马相如一人而已。文君听琴图悖论并不仅在此。司马相如为汉武帝作文，理应投其所好，处处顺从。事实并非如此。司马相如赋或文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主张戒奢持俭，汉武帝是穷奢极侈的，看了司马相如的文章，汉武帝非但不迁怒于他，反而还大加赞赏。也许是其文之美，彻底折服了汉武帝。何止是折服了汉武帝，也折服了司马迁，于是司马迁才将司马相如的作品悉数照录。诗人屈原都没有享此殊荣！到此，司马相如的悖论仍未完结。　　　　
　　　　司马相如提倡节俭，但他本人遣词造句却极其奢侈。他是用世间最华贵的词语阐释他的节俭主张的。随意摘录一段，即见全豹：　　　　
　　　　子虚曰：“可。王驾车千乘，选徒万骑，田于海滨。列卒满泽，罘罔弥山，掩兔辚鹿，射麇脚麟。骛于盐浦，割鲜染轮。射中获多，矜而自功。顾谓仆曰：‘楚亦有平原广泽游猎之地饶乐若此者乎？楚王之猎何与寡人？’仆下车对曰：‘臣，楚国之鄙人也，幸得宿卫十有余年，时从出游，游于后园，览于有无，然犹未能遍睹也，又恶足以言其外泽者乎！’齐王曰：‘虽然，略以子之所闻见而言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第五十七》怪不得司马迁也感到莫名其妙，在论赞中说，杨雄认为，司马相如的华丽无比的辞赋，其中讲求奢侈的词汇与提倡节俭的词汇，二者之比为一百比一，这就如同尽兴地演奏郑、卫的音乐，而仅仅在曲终时演奏一点雅乐一样，这不是削弱了相如辞赋的价值了吗？　　　　
　　　　


第九部分第八十六章　“三刘谋反”的联想

　　　　淮南厉王刘长及其子刘安、刘赐父子三人谋反，被司马迁打入了另册（本该将其列入“世家”，因谋反而降至“列传”）。如果简单地把三刘谋反解释为“纨绔子弟，浪荡不羁”就错了。刘长对母亲死于非命耿耿于怀，最后设计引出仇人辟阳侯，用藏在袖中的铁椎袭击辟阳侯，将其杀死。这固然有违法乱纪的一面，但也透出他对生母的念兹在兹，折射出他人性的一面。其子刘安酷爱文学，组织宾客编写了《淮南子》这部极有价值的文献。从道德上评判三刘，没有太大意义，不如将其放置到整个社会机制中加以考察。　　　　
　　　　淮南王刘长的骄横跋扈与朝廷缺乏管束“王”的法律法规有关。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刘长一次次犯法，一次次被皇帝宽宥，使刘长完全丧失了自我约束的意识与能力。特别是私杀辟阳侯而未受制裁，使他利令智昏，回封地之后搞起了自己的独立王国，一切体制都与朝廷一般无二。至此，祸已酿成。　　　　
　　　　刘长谋反，被擒获之后，皇帝还是网开一面，下诏说，我不忍心制裁淮南王，交列侯与两千石官议裁吧。　　　　
　　　　列侯与两千石官定罪刘长“图谋不轨”，建议制裁刘长，皇帝又一次下诏老调重弹，我不忍心制裁淮南王，免他一死，废掉他的王吧。群臣只得顺天子意，将刘长流放蜀郡。临走皇帝又特许对刘长“给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从居”。押解刘长的差役不敢私自给刘长的刑具开封，刘长受不了委屈，绝食而亡。皇帝得知，反而处死了解差。孝文帝还谥封刘长为厉王，为他建造了陵园。　　　　
　　　　法度松弛，良莠不辨，由是可知。　　　　
　　　　事情到此远未结束。孝文帝十六年，皇帝又封刘长的几个儿子为王，分享已故淮南王刘长的封地。其中一个儿子已死，实际上由刘安与刘赐兄弟俩分享。刘安袭了淮南王。　　　　
　　　　淮南王刘安的谋反更加不可思议。太尉田曾向他许诺说，现今皇帝没有儿子，大王您是高皇帝的亲孙子，皇帝百年之后，不是你即位是谁呢？刘安闻此非但不收敛，反而加紧了谋反的步骤。他认为，皇帝一旦驾崩，胶东王、常山王等诸侯王一定竞相争夺皇位，不能不做好准备。刘安策划谋反过程中，伍被是反对的，伍被曾引用《孟子》中的一句话：“纣贵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但伍被还是被胁迫参与了谋反，事发后刘安自杀而亡，伍被受诛。　　　　
　　　　彩绘漆案及杯盘衡山王刘赐本与淮南王有隙，后来共同谋反。　　　　
　　　　通过“三刘”谋反，可以得出结论：诸侯王制度与谋反存在一种必然关系，杜绝谋反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制度本身就鼓励谋反。制度之缺失表现为：皇帝无太子（尤其是根本无子嗣）的场合，引起旁系对权力真空的觊觎，引发争权争国的厮杀；皇帝的子嗣过多的场合，长幼之间明争暗斗，互相厮杀，往往逼出谋反之事；　　　　
　　　　外戚权力过重的场合，把朝政搅成一潭浑水，一场祸乱足以持续数十年，哀鸿遍野，百姓遭殃；更换太子的场合，往往惹出事端来；皇帝突然驾崩的场合，也会引发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