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24-孙氏兄弟谈鲁迅-第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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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伏园　　　　
　　　　鲁迅先生谈义和团起事和八国联军入京时说，“这年代很容易记，是恰在一千九百年，十九世纪的结束。”（《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鲁迅先生诞生之年也是很容易记，一八八一到一九义和团起事正是虚称二十岁，到一九三六逝世是虚称五十六岁，到今年一九五一年是实算七十岁。　　　　
　　　　我们先计算一下创造我们今日这新世界和这新时代的革命大师们：　　　　
　　　　一八八一年，达尔文（1809—1882）已经七十二岁，次年便要去世。这时他的《物种起源》已经发表（1859）后二十二年了。　　　　
　　　　一八八一年，马克思（1818—1883）六十三岁，恩格斯（1820—1895）六十一岁。再过两年，马克思去世了，鲁迅先生才两岁。恩格斯再过十四年去世，鲁迅先生正虚算十五岁。马恩两大师的《共产党宣言》这时已经是发表（1848）后三十三年了。　　　　
　　　　一八八一年，列宁（1870—1924）才十一岁，斯大林（1879—）才两岁。　　　　
　　　　一八八一年，毛主席降生以前十二年，一八九三年毛主席才降生。　　　　
　　　　以上六位，达尔文的思想对于鲁迅先生的影响是很深厚的，尤其在少年和中年时期，在科学思想上和学术工作上。马、恩、列、斯四位，对于鲁迅先生中年和晚年，特别是在十月革命以后，给予了革命斗争的思想影响。最后是毛主席，虽然少鲁迅先生十二岁，但在鲁迅先生晚年的艰苦斗争中，始终乐观，始终不感孤寂，毛主席的影响是很大的。　　　　
　　　　再计算一下那时的中国和世界的情势。　　　　
　　　　一八八一年，鸦片战争（1840）四十年以后，太平天国起义（1851）三十年以后，天京陷落（1864）十七年以后，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专制政府正十分反动残酷地压榨中国人民。七年以前（1874）日本武力侵犯台湾，两年以前（1879）日本武力掠取琉球。一年以后（1882），法国武力侵犯越南；四年以后（1885），越南成了法国的殖民地。十三年以后（1894），日本大举侵犯朝鲜、中国，中日开战，中国战败，专制腐败而又无能的满清政府不但放弃了台湾和辽东，还赔偿了兵费二百兆两。　　　　
　　　　鲁迅先生降生前后的中国和世界情势，充分教育了幼年和青年的鲁迅先生以高度的革命主义和爱国主义，我们可以通过“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诗句去体认他。　　　　
　　　　再计算一下国内较先一辈的知识工作者：　　　　
　　　　一八八一年，林纾（1852—1924）二十九岁，严复（1853—1921）二十八岁。　　　　
　　　　一八八一年，康有为（1858—1927）二十三岁，梁启超（1873—1929）八岁。　　　　
　　　　一八八一年，章炳麟（1866—1936）十五岁，蔡元培（1867—1940）十四岁。　　　　
　　　　以上三组一共六人。第一组的林纾和严复，都做介绍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工作，初期曾给鲁迅先生一些影响，但无论在思想上和方法上，都为鲁迅先生所不满，因而不久他就否定了他们的方向，认定了自己正确的方向前进。　　　　
　　　　第二组的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但也做一些启蒙的文化运动，初期也多少给予鲁迅先生一点影响，不久便知道气味完全不同，又成为鲁迅先生斗争的对象之一了。　　　　
　　　　第三组的章炳麟和蔡元培，和上两组迥不相同：两者都是鲁迅先生的辛亥革命战斗师友。章在早年曾受鲁迅先生的尊敬，因为他是革命的学者。死后（1936）鲁迅先生并给以公平的论断：“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的还要大。”（《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是先生逝世前十天，十月九日所作。）至于蔡，后死先生四年，还给先生作治丧委员，有十分恳切的挽词，并给先生的全集作序文，虽长先生十四岁，而三十余年间一贯尊敬先生。章、蔡两位同是先生的师友，同为中国革命前途而努力，但他们到底长先生十四五岁，不免“和时代隔绝”了。鲁迅先生的思想水平和奋斗业绩，都比他们崇高伟大得多。　　　　
　　　　此外，再计算两位先生的前辈，一位是高尔基（1868—1936），一位是孙中山（1868—1925），在一八八一年都是十三岁。　　　　
　　　　孙中山有革命的热诚，也有革命的功绩，鲁迅先生和他对辛亥革命的方向是相同的。辛亥革命失败了，孙中山正在寻求新方向，而十月革命爆发了。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他把中国革命确定了新方向，不久便去世了。鲁迅先生却一直遵循着正当的方向在思想文化上奋斗下去。　　　　
　　　　“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鲁迅先生曾经这样称许他。作为一个战斗的作家，鲁迅先生和高尔基是相等的。因此一般人爱称鲁迅先生为中国的高尔基。但是鲁迅先生的处境较高尔基更为艰苦，鲁迅先生的坚强较高尔基更为可贵，因为鲁迅先生到底并不出身于工人阶级，而蒋介石王朝的反动残暴更有甚于沙皇政府。　　　　
　　　　回想七十年前诞降在黑夜里掌着明灯的先辈，我们在纪念中包含着欣慰，也应该包含着继续他的精神的决心的。　　　　
　　　　注释　　　　
　　　　本文于1951年10月15日发表于《文艺新地》第1卷第9期。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1）

　　　　——在先生逝世五周年纪念会讲　　　　
　　　　孙伏园　　　　
　　　　纪念鲁迅先生，我想，最好用学术演讲。今天有曹靖华［2］先生讲《鲁迅与翻译》，郭沫若先生讲《鲁迅与王国维》，都是极有价值的演讲。中间夹着一节由我报告《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我希望时间越短越好，将来鲁迅先生的传记材料日渐完备，传记作品日渐增加，在纪念会上我们可以不需要这一项节目了。　　　　
　　　　《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筹备会交给我这个题目的时候，觉得自己也不大清楚；即有些许，也未经组织，所以报告时只能选择几件小事情谈一谈。　　　　
　　　　鲁迅先生幼年时的家景很清寒，这是在他的作品中有好几处提到的。至于清寒的原因，鲁迅先生自己和其他学人似乎尚少讲到。我从绍兴的老辈口述中，知道一些含混的材料；在鲁迅先生生前，因为他不大愿谈家事，我不好详细问他；而其他文字的记载，至今还没有见过。　　　　
　　　　鲁迅先生的祖父周福清先生，是当时的名进士，为翰林院编修［3］，李客［4］先生的《越缦堂日记》中常提到他。因为当时的苏州，有他许多文化界的朋友，他常常寓居苏州。据说某年的江苏乡试［5］，主考官是周福清先生的同年。苏州的绅士某君［6］，有一子一侄，都要在这一年赴考。他请托周福清先生向主考官关说，周老先生似乎答应了，据说有他的一封亲笔信件，落在当时苏州府知府王可庄先生（仁堪）的手中。以后他老先生便遭受了一大连串的不幸：在苏州被捕，解送杭州，长期监禁，险遭杀戮，直至清室的慈禧太后七十“万寿”才被大赦，已经是他的暮年了。　　　　
　　　　周老先生在杭州受苦难的时候，他的绍兴家庭中所波及的，就是出卖田产和房屋。杭州消息到：今年秋审，老太爷恐遭不测了，如能速汇银两，尚可在上下各处打点。于是绍兴家庭中的田产和房屋赶紧出卖一部分，赶紧往杭州汇款。这种事情大概每年必有一次。主持其事的是当时一位周府的少奶奶，绍兴东乡安桥头鲁府的小姐，也就是年享上寿至今还留在北平的周老太太，鲁迅先生的母亲。　　　　
　　　　鲁迅先生的父亲尚未出仕，少年时就在家中卧病。鲁迅先生作品中谈到医药的问题很多，对于庸医也最痛恨，因为家庭正遭大不幸，同时还要受庸医的欺骗和剥削，“成对的蟋蟀”，“经霜的芦笋”，这类怪药名不知播弄了鲁迅先生多少次，从典质所得的少许金钱，千方百计的去求得这种决不能治病的怪药，换得的仍是鲁迅先生的父亲终于不救。鲁迅先生决定学医，与这个家庭情境亦有关系。　　　　
　　　　自然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只说鲁迅先生学医的原因，我们现在至少已有三说：由于父病是一说；由于寻求放足方法是又一说（见许寿裳先生所编先生年谱）［7］，据我所知道还有一说是由于牙痛。鲁迅先生十四五岁时患牙痛。告于家中长者，得到的答复是：“不害羞，还亏你自己说得出来！”从此他便忍痛不说，默默的自己研究，这是一件甚么秘密。等到略见概梗，方知旧社会传统的“无知识”的可怕，而新医学之值得研究。这一说，鲁迅先生生前曾和我谈过［8］。　　　　
　　　　自绍兴到南京求学，在作品中曾提到只带八元钱，及在南京入陆师学堂等。至于何以选择南京的地点，据我所知，是因为在南京很有几位周氏的前辈，周椒生先生那时任南洋水师学堂提调就是一例［9］。尝听鲁迅先生谈及南洋水师学堂提调还自己担任经学教授，督责学生背诵《左传》。记得鲁迅先生有一位族叔，至今还任海军官长，便是那时水师学堂的学生［10］。　　　　
　　　　在日本求学时代，我只提三位鲁迅先生当年的同学，和一些极不重要的小事情。　　　　
　　　　一位是蒋观云［11］先生（智由）。他的年辈比鲁迅先生略长，过从颇多，常到鲁迅先生宿舍中发种种议论。一天观云先生说：人类可分长头种和圆头种两种，最近买到一顶西式帽子，戴着总不合适，觉得他们长头种的帽子，我们圆头种戴着是不会合适的。这一通议论发完以后，少年们非常着急，相与担忧，说：“观云也许要回国做官去了，红缨帽是圆头种的帽子，戴着不是一定合适吗？”这可以见到当时少年革命队伍中防范的严密，一言一动都极留意。不过观云先生后来一直没有做官，他的议论扩而大之，至多也不过像今日所谓“中国本位文化”。民国以后，观云先生的哲嗣伯器［12］先生（尊簋）做了浙江的督军，观云先生年事渐高，更没有出任公务的意思，遂以诗酒终其身。　　　　
　　　　一位是许季茀先生（寿裳）。许先生的年辈与鲁迅先生相等，所学既相近，性情也相投，住处也在一起。《或外小说集》印成的时候，许先生帮忙最多。向章太炎先生学说文，聘俄国虚无党人［13］习俄文，聘印度人学梵文，许先生似乎都在一起。许先生并代鲁迅先生将《或外小说集》运回上海，托某绸缎铺寄售，不幸某绸缎铺遭了火灾，多余的《或外小说集》都损失了。许先生的家况较好，鲁迅先生常说，许先生在求学时代，已经穿鼻烟色呢制成的西服了。鲁迅先生直到晚年，少年时代的同学还时时见面，情谊之厚不减当年，思想行动与少年时代无多出入的，恐怕只有许季茀先生一人。　　　　
　　　　还有一位是陈公侠［14］先生（仪）。陈先生与鲁迅先生情谊之厚，几与许先生不相上下。不过陈先生学军事，回国以后又带兵，又主持中央军政，地方行政，工作的性质相差太远，过从便没有许先生那么多了。鲁迅先生度着战斗的生活，处处受绅士们的压迫，大学教授中绅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的教书，批评家中绅士也多，使他不能好好的创作。被绅士们包围得水泄不通的时候，好像我们在敌机临空时想念防空洞一样，他常常会想念他的幼年同学时的好朋友，说：“不教书了，也不写文章了，到公侠那儿做‘营混子’去了！”我以前没有听见过“营混子”的名称，鲁迅先生给我解释，我想这也无非为要达到敢说敢笑敢爱敢恨的无可奈何的一个理想的无职业的职业而已。　　　　
　　　　今天暂时讲到这里为止，诸位，再见。


《孙氏兄弟谈鲁迅》　第一部分鲁迅先生的少年时代（2）

　　　　注释　　　　
　　　　这是作者在鲁迅逝世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曾收入《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　　　　
　　　　［2］曹靖华，河南卢氏县人，生于1898年。我国著名的文学翻译家、散文家。译有《铁流》、《保卫察里津》、《虹》等革命文学作品。其中《铁流》是在鲁迅的推荐和帮助下出版的。　　　　
　　　　［3］周福清（1838—1904），本名致福，改名福清，字震生，又字介孚，号梅仙，据《周福清会试履历》记载，他于1871年会试中式第199名，殿试第3甲第15名，朝考第1等第41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并非“编修”。　　　　
　　　　［4］李客（1830—1894），又名慈铭，号越缦，清末文学家，浙江绍兴人，官至山西道监察御史。他从20岁开始写日记，前后坚持35年，这些日记被辑为《越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