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人的诞生-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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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在我们以往的研究中，毛泽东的人学观念就被理解为具有浓厚火药味和冲突色彩的阶级斗争学说，从“人”的哲学命题就演化为实证性极强的政治理论。
显而易见，上述两种背景，两项事实之间是有矛盾的。仅在形式逻辑的角度上推演，我们会说：既然毛泽东五四时期受到强烈的人学思潮的影响，积淀下浓厚的人学意识，那么后来否定“自然人权”论就是不可思议的；或者相反，既然毛泽东后来的思想是事实，那么五四时期他就不会有明显的人学观念。但只要我们仔细、深入地考察和分析就会发现，问题远非如此简单。甚至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思想本质就是“人”，尽管他不习惯于并有意避免在抽象的社会本体论角度上谈人，但也绝不是“张三李四”那么具体。
可想而知，一个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改造中国、拯救人民的政治哲学家（或者说政治家兼哲学家），怎么可能把“人”排斥于自己的思维视野之外呢？！换句话说，毛泽东一生都在做着“人”的工作，为着“人”而奋斗，因而他从根本上否定“人”，即使是抽象的人，在逻辑上也是难以说通的。另外，如果对“人”毫无兴趣，缺乏深刻的体悟，那么能在变幻莫测的社会舞台和政治疆场上叱咤风云，运筹自如，也是不可想像的。因此，我赞同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的观点：“毛泽东著作的中心内容就是关于人和人道主义（即关于人以及人与他人的社会关系而言），特别是他的辩证法理论的目的，是通过改变社会结构来改变社会，改善人民的生活。”①
这样看来，问题不在于观念的猜测和推演，而在于史实的概括和证明。只有使人信服地说明，生活在五四时代的毛泽东同样具有强烈的人学意识，并从剖析这种独特人学意识的基本结构入手，进而把握其精神本质的主要含义，才能解释前面提及的两种背景和两项事实之间的矛盾。本文就试图截取１９１４—１９１８年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历史片段，对上述问题加以证明。这不仅有助于理解毛泽东本人的思想，而且对反思五四人学思潮也是有意义的。
１９１４年至１９１８年，毛泽东在中学读书期间是他思想积淀的重要时期。在此期间，他留下了一定数量的课堂笔记、读书札记、私人通信和发表的文章。这些为后人的研究奠定了史料基础。综观毛泽东的这些精神遗产，我觉得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呈现出一部以颂扬生命为主旋律的命运交响曲，初步建构起了具有结构性意义的人学思想体系。
与自幼生活在农家的现实环境有关，毛泽东早年十分重视人的体力；也就是说，人的自然形态是他人学思想的根本立脚点。“野蛮其体魄”，颂扬人的雄壮与健美，“生”的含义是高于一切的，成为早年毛泽东特别予以关注的问题。他认为：“体育者，人类自养其生之道。”这种“使身体平均发达，而有规则次序”的生命意识，也可称为“文明”：
体者，为知识之载而为道德之寓者也，其载知识也如车，其寓道德也如舍。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之舍也。①
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求所以善其身者，他事亦随之矣。善其身无过于体育。体育于吾人实占第一位置，体强壮而后学问道德之进修勇而收效远。于吾人研究之中，宜视为重要之部。“学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有先后，则近道矣。”此之谓也。②
显然，“人独患无身耳，他复何患？”的意思无非是说：人的本质就是他自身。体魄所焕发出的力量具有本体的含义，它的充实与完美高于一切外在的东西，它既象征着事业和前程，又规定着生命的表象与结果。在毛泽东看来，基于这种自然本能之上的生命力量，才是“至坚至真之实体”。他反复证明，“豪杰伟士”无非得益于“发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张其本性中至伟至大之力”。这种“天之本性”当然应首先归于自然本质，生命本源具有超越万物的地位和最为深层的意义规定。毛泽东说：
我疑惑自然冲动未必非真，义务感情未必非伪……冲动既为自然，未有不能善生存发达者。自然者，真也，实在也。真与实在而尚不能善生存发达乎？且吾人之生存发达，竟赖是矣，食欲所以善生存，性欲所以善发达，皆根于自然冲动。③
无疑毛泽东的这种论证显示出了他自然人性论思想的端倪。自然具有自由的本性，它既不服从外力加入的道德律框，也不发生于出自良心的“义务感情”之前，自然人性的外化形式表现为内在力量的“冲动”：“其强如大风之发于长谷，如好色者之性欲发动而寻其情人，决无有能阻回之者，亦决不可有阻回者，苟阻回之，则势力消失矣。”①这样，根生于物种机体内部的生命循环，是不能抑制、规范和束缚的，轻蔑和扼杀它们本身就是对自然的敌视和对人性的约束，从而表现了人类自欺欺人的蒙昧与无知。用今天的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人类成长的自我异化。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在人与动物之间画等号。在他看来，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就在于人对自身及生命的自觉和感悟。人可以“以节度制其生，愈降于后愈明”，在进化的行程中逐渐认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动物则不能。毛泽东说：
人者，动物也，则尚动矣。人者，有理性之动物也，则动必有道。然何贵乎此动邪？何贵乎此有道之动邪？动以营生也，此浅言也；动以卫国也，此大言也，皆非本义。动也者，盖养乎吾生，乐乎吾心而已。②
因此，人与动物区别不在于生命充满活力，而在于人具有理性。这里，“理性”的含义不是理智和道德，而是对生命的体验和感悟。由于人具有理性，因而就更能领会生命快感的本质和真谛，就更能去体会超越本能的价值和意义。所谓“动必有道……善乎善吾生，乐乎吾心而已”指的就是这种源于本能而又超越本能的生命意识。这一意识将本能上升为“道”，而本能之道的还原无非是“生”。有“生”才有一切，有“生”才有价值。“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样，“体”为本源，“德”、“智”均为派生，失去本源，所谓“尚德”、“贵智”皆为空中楼阁、浮云流水。由此可见，在最本源的意义上说，早年毛泽东的人学观念具有自然人本主义的性质。“生，进也”，它表示着一种非稳态的进化过程，欲望的本能必然蕴含着“力”的冲动。这种本能外化反映在毛泽东的观念中，就形成对“动”的崇尚和认同。他认为：
是故政治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①
第三部分 毛泽东研究文存第16节 “自我”与社会（2）
在这里，毛泽东数次提及“生活”、“人生”，与此相联系的则是“政治迭乘”，“事态百出”。也就是说，只有“动”才能体现“生”。因而在毛泽东看来，宇宙、世界和人生中，似乎没有永恒的形态，一切价值都存在于“动”的转化之中，真理只是存在着的流逝，所谓“历史生活”无非是交替着的生与死的本能。在这种交替之间，人类本能的不满足感，最终转化为某种期望的幻影：“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向往）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向往）平安。”“动”中求“静”的期望不能长久，因为它有悖于人类本性。“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又生出波澜来。”因而“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②。
如果说，“动”是“生”的形式，那么，矛盾、斗争及其相互转化就是“生”的内容，用毛泽东本人的话说就是：“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①据当时在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任教的沈宜甲回忆，１９１８年毛泽东与他谈话的主题是《周易》之道。②显然，这时“差别”在毛泽东思想中已占有重要地位。综观当年毛泽东的若干通信和笔记，我们常常可以发现这样的议论：
凡宇宙一切之差别，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一个形状也。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之皆是。吾人各种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别相构成之，无此差别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③
想像即思维，形式即实质，我即宇宙，生即死，死即生，现在即过去及未来，过去及未来即现在，小即大，阳即阴，上即下，秽即清，男即女，厚即薄。质而言之，万即一，变即常。④
毋庸赘言，毛泽东的这些表述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色彩，但问题的实质远不在此。这些一组组、一对对似是而非、无法界定的概念和范畴，反映的正是对活性生命的内在体验。它们相互对立，而又相互转换；游离不定，而又唇齿相依，从而周而复始，盈盈不衰……这超越时空而又回归存在，只能感觉却不能规定的“差别”，其本质上的象征含义不正是“万即一，变即常”的生命形象吗？反宿命论的不安定感和生命体验的内在怀疑倾向，或许是辩证法思维的原始起点，从赫拉克利特的“一个人不能两次跳入同一条河流”到后来的非理性生命哲学一派，大致如此。在这里，辩证思维和非理性直观体验都是思想形式，而真正的思想内容显然与对生命含义的执著寻求和敏感觉察有关。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具有鲜明个人特征的巨大历史人物，在我个人看来，很重要的一个侧面，就是他对生命本体的敏感、把握和理解。“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超越意识，必然从“生”到“动”，最终积淀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美感体验，并从中尽情享受那只属于自己的、日常语言所表达不出的社会、心理和“本我”的快感。甚至我们可以说，这是毛泽东之所以区别于他人，奇迹般画出自己特殊人生轨迹的思想因素之一，换言之，这是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毛泽东”的较深层的思想发展起点。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中，“身”与“心”属于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由“身”上升为“心”成为中国人性观念的内在途径。五四时期的毛泽东同样如此。尽管他对生命本体的强调比起同时代的思想家似乎要直接、更激烈，但从他思想结构的整体发展看，“身”只是“心”的载体和基础，在追寻形而上的本源时，毛泽东仍将属于精神层面的意识、意志、理念等要素看成人类超越动物的天性。在他看来，不断动荡、矛盾、转换和斗争的生命本体，需要进行自我规范，它的体现则是“道”，一种只属于自己，由自我支配，但又指示、规定、约束着自我的无形力量。毛泽东称这种更为普遍的抽象目标为“大本大源”。毛泽东认为，宇宙、世界、人生之中的诸多差别，应出于同一的本源，现象世界“皆不过其发显之方面不同，与吾人观察及适应之方面有异而已，其本质只有一个形状也”。针对改革时代议论繁杂的局面，他说：
今日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枝节亦不可少，惟此等枝节，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则此等枝节为赘疣，为不贯气，为支离灭裂，幸则与本源略近，不幸则背道而驰。①
显然，这里毛泽东试图寻找超越并支配着现象世界的更深层次的东西。
那么，究竟什么是“大本大源”呢？毛泽东的回答是极为抽象的。“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惧倾圮。”“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之存在。”②如果说，大本大源谓之“道”，而本性之“道”又藏于“心”，那么只要启迪人心，焕发出那固有的“良知”与觉悟，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