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说-开国大帝-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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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的宽宏气量。刘秀与当年的刘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不愧是东汉的真正帝王之材。后来马援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脱身自己归服了。　　　　
　　　　刘秀宽宏大度的气概，还表现在他对待“逸民”、“隐士”、不驯的人物的态度上。太原郡当时还留有大量的晋国公族的后裔，他们对新的统治者常常保持一种对立情绪，或者寻机报仇，或者隐居不仕，王侯面前不肯称臣。至汉初，太原郡（在今太原市以南）被称为“难化”之地。刘秀时，太原郡广武县有个叫周党的，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朝廷几次征他去做官他都不愿意，后来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朝廷大员，刘秀却亲自召见了他。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也没有强迫他。博士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却获得了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刘秀把范升的上书拿给公卿们传阅，并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有不愿为他做臣的人，伯夷、叔齐就不食周粟。太原那个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这也是各自的志愿，赐给他40匹绸子。”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的、有时甚至是厌恶的态度。他更愿意多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诏书中，经常说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深夜方归，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官吏郅恽拒不开门。刘秀让人点起火把，并告诉说皇帝回来了，郅恽说：“火光闪烁，又远远的，看不清楚。”就是不开。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二天，郅恽上书批评了刘秀一顿，说他游猎山林，夜以继日，带领出一种不良风气，危害国家。刘秀不但没有治罪于他，反而赏了郅恽100匹布，把掌管东城门的官吏贬为登封县尉。　　　　
　　　　刘秀对官吏要求严格，以致以粗暴方式对待，对贪赃枉法的行为更是严厉惩罚。他在执政初期，内外群官，多由他自己选任；如干不完他交办的事，尚书一类的近臣常被拉到面前棍打鞭抽，以致“群臣莫敢正言”。　　　　
　　　　刘秀对贵戚的过分行为一般能够理智对待。司隶校尉鲍永、都事从官鲍恢性格刚直，不避豪强，敢于弹劾贵戚的恣纵行为。他们曾弹劾刘秀的叔父赵王刘良仗势呵斥京官为“大不敬”，刘秀借此告诫贵戚们应当约束自己，“以避二鲍”。刘良临死时，刘秀去看他，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刘良说他没有别的话了，只有一件事，他的朋友李子春犯了罪，县令赵熹要判李子春死刑，他希望能保住李子春的命。刘秀说：“官吏公正执法，我不能徇情枉法。另说别的愿望吧。”　　　　
　　　　刘秀的明君风范，使刘氏汉家天下走向繁荣，实现了“光武中兴”。


《图说…开国大帝》　　晋武帝司马炎一统全国　太康盛世

　　　　二十五年的皇帝生涯，励精图治，结束了长达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全国，经济繁荣，开创太康盛世……


《图说…开国大帝》　　晋武帝司马炎三代侍曹　皇赐九锡

　　　　东汉末年，朝廷昏庸腐败，在统治阶级内部，宦官集团和官僚集团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日益激烈。公元189年，汉灵帝驾崩，刘辩即位，史称少帝。这时，中军校尉袁绍乘机起兵，一举诛杀大小宦官两千余人，从而结束了为时数十年宦官专权的局面。然而，由此也引起了天下大乱，各郡、州、县出现了失控的局面。经过几十年的兼并战争，最后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分裂局面。魏武帝曹操，霸主中原；昭烈帝刘备，称雄西南；吴大帝孙权，割据江东。三国之间连年混战，广大百姓饱受祸害，有的流徙，有的死亡，村落破败，户口大减。《魏书•；张绣传》中记载说：“天下户口减耗，十裁一在。”有的地方的人口甚至只有原来的几十分之一。大量百姓死亡和流徙，全国连绵数百里的土地，完全荒芜，无人耕种。连昔日富庶繁荣的京城洛阳附近，也变得蒿草丛生，百里不见人烟。曹操在一首诗里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就是这种荒凉景象的真实写照。　　　　
　　　　司马炎的祖父司马懿，河内郡温县人，祖上许多人做过西汉的大官，是有名的望族，后来当上了曹操丞相府主管一切事务的主簿。司马懿老谋深算，智慧过人。曹操死后，司马懿历任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睿两代总管朝政的重臣，主管军事，统率魏军，同东吴、蜀汉对峙。蜀汉的诸葛亮智谋惊人，遇到司马懿也不免有些顾忌。东吴的孙权对他顾忌更大，曾对人说：“司马懿善用兵，可谓变化如神，所向无敌。”　　　　
　　　　公元239年，魏明帝死，8岁的曹芳即位，由司马懿和曹爽共辅幼主。曹爽知道司马懿实力比自己强百倍，对自己的威胁太大，所以，决定除掉司马懿。司马懿见势不妙，便在曹爽辅政后的第8年，声称自己年老多病，力不从心，回乡养病，但在暗地里等待时机，伺机而动。曹爽认为司马懿突然称病肯定另有阴谋。曹爽的内线汇报说，司马懿已经不能吃东西了，话也不能说了，头脑也不清楚了。曹爽从此放松了对司马懿的提防。　　　　
　　　　公元249年，曹爽陪伴魏帝曹芳到洛阳城南90里的高平陵去祭祀。佯称重病的司马懿利用这一时机，假借皇太后的懿旨，精神抖擞地在城内突然举行政变，其长子司马师指挥早已蓄养的3　000名敢死队，关上洛阳城所有的城门，占据武器仓库，接管了守卫皇宫的禁军。然后，又派主力冲出宣阳门，来到洛水浮桥边上，杀气腾腾地逼向祭祀人群。最后，魏帝终于迫于司马懿的威逼，诛杀了曹爽。曹魏的军政大权又重新转移到司马懿手中。　　　　
　　　　公元251年，司马懿得病去世，他的长子司马师任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继续辅政。公元254年，魏齐王曹芳已经成年，他不满司马师专权，与几位大臣密谋除掉司马师。由于走漏风声，司马师首先动手，诛杀参与密谋的大臣，曹芳也遭废黜，另立年仅14岁的曹髦为帝。不久，司马师死，他的弟弟司马昭接任其职，朝廷里的要事都必须经过司马昭之手。随着曹髦长大，成熟，他已经懂得朝政，感到魏朝天下岌岌可危，心中十分愤慨。　　　　
　　　　公元260年5月7日，曹髦命令宫中宿卫士兵，捕杀司马昭。司马昭派大将贾充率兵将曹髦杀死，然后胁迫皇太后出来说话，以掩盖自己的弑君之罪。太后下诏说：“曹髦越大越不像话，竟用箭射向宫中要杀我，有的箭还掉到我的脚旁，他还狠心地用毒药来害我，这种不孝不敬的人，早该死了！”这样，司马昭杀掉无德不孝之君的行为就成为合法的了。　　　　
　　　　曹魏皇帝连续被废被杀，改朝换代的气氛一年比一年浓厚，司马昭实际上已经掌握了皇权。但社会上还有相当一批人对这一局面很不满意。司马昭一边收罗文人学士，为自己登基制造舆论，一边积极准备征讨三国之中力量较弱的蜀汉。　　　　
　　　　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大将钟会、邓艾、诸葛绪率兵18万，进军蜀汉。捷报频频传来，魏帝曹奂下诏将司马昭封为晋公，拜为相国，并赐“九锡”，即：最华贵的车马、王袍似的衣服、乐器、朱红色的门户、有屋檐的台阶、300名卫兵、先斩后奏的刀斧、表示征伐的弓箭、祭祀用的香酒。这九锡是古代帝位更替的前奏，往往先受九锡，再行帝位禅让之礼。公元263年，蜀汉灭亡，司马昭因功又封为晋王。


《图说…开国大帝》　　晋武帝司马炎争当太子　“无为”治国

　　　　司马昭基本上掌握了魏国的大权，魏国皇帝成了名副其实的傀儡。司马炎是晋王司马昭的长子，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制度，司马炎本该是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但其父司马昭把小儿子司马攸过继给自己的哥哥司马师为子，并打算立之为世子。司马昭每次见到司马攸，便拍着晋王的宝座对他说：“这属于桃符（桃符是司马攸的小名）的宝座。”宠爱之情溢于言表。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不甘寂寞的司马炎开始了他争夺王位的活动。　　　　
　　　　齐王司马攸为人温文尔雅、亲贤好施，喜爱古代典籍，并且多才多艺，是一位有着浓厚的艺术气质的儒雅之士。而司马炎却似乎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他在气质上几乎完全秉承了父辈的天性，既有足以左右形势的谋略，同时也有着一副宽厚仁慈的外表。总之，政治家的天性加上客观上的优势，使得他在复杂的宫廷斗争中游刃有余。到晚年，司马昭不得不以强大的政治理智克服个人情感，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立司马炎为世子。　　　　
　　　　公元265年，司马昭病死，司马炎继承了相国晋王位，掌握全国军政大权。同年12月，经过精心准备之后，仿效曹丕代汉的故事，为自己登基做准备。在司马炎接任相国后，就有一些人受司马炎指使劝说魏帝曹奂早点让位。不久，曹奂下诏书说：“晋王，你家世代辅佐皇帝，功勋高过上天，四海蒙受司马家族的恩泽，上天要我把皇帝之位让给你，请顺应天命，不要推辞！”司马炎却假意多次推让。司马炎的心腹太尉何曾、卫将军贾充等人，带领满朝文武官员再三劝谏。司马炎多次推让后，才接受魏帝曹奂禅让，封曹奂为陈留王。司马炎于公元265年，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晋，史称为西晋，晋王司马炎成了晋武帝。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魏王朝从曹丕让汉帝禅位称帝，传了45年，到此结束。司马昭也同样让魏帝以禅让的手段获取了帝位，魏国遂亡。但这时的司马炎心里并不轻松，他很清楚，虽然他登上王位宝座，但危机仍然存在。　　　　
　　　　从内部看，他的祖父、父亲为了给司马氏家族夺取帝位铺平道路，曾经对曹操以后的曹氏家族以及附属势力进行了残酷的屠杀，这件事所造成的阴影至今仍然横亘在人们的心中。从外部看，蜀汉虽平，孙吴仍在，虽说此时的东吴已不足以与晋抗衡，但毕竟也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内忧外患告诉司马炎，要想巩固政权，进而完成吞并东吴、统一中国的大业，就首先要强固统治集团本身的凝聚力，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采取怀柔政策。为此，司马炎在即位的第一年，即下诏让已成为陈留王的魏帝载天子旌旗，行魏正朔，郊祀天地礼乐制度皆如魏旧，上书不称臣。同时又赐安乐公刘禅子弟一人为驸马都尉，第二年又解除了对汉室的禁锢。这不但缓和了朝廷内患———尤其是消除了已成为司马氏家族统治对象的曹氏家族心理上的恐惧———而且还安定了蜀汉人心，进而为赢得吴人的好感，为吞并东吴取得了主动权。　　　　
　　　　为了尽早地使国家从动乱不安的环境中摆脱出来，为统一奠定牢固的基础，无为与宽松政策成了西晋之初的立国精神。这种立国精神在国家的各种领域中充分地体现出来。公元268年，司马炎诏书中明确指出：“为永葆我大晋的江山，现以无为之法作为统领万国的核心。”同年，又向郡国颁下5条诏书：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当年，曹魏王朝的奠基者曹操继东汉的动乱政治之后，为了安定人心，恢复国力，曾实行了比较宽松开放、节俭求实的治国方略。但到了曹丕，政治渐趋严厉，社会风气亦腐败，曹操当年的风范已不复存在。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往往不断把强大的物质重负转移到百姓的身上，而长期的战乱更使百姓在惨淡的生计之外，还在心理上增添了一种恐惧与疲惫之感。在这种情况下，司马炎反其道而行之，提出无为而治的强国方略是最适合不过的


《图说…开国大帝》　　晋武帝司马炎击灭东吴　统一全国

　　　　西晋成立之初，晋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大封功臣，许多大家族都被封为公侯。短短几年时间，晋武帝共封了57个王，500多个公侯。蜀汉灭亡不久，晋武帝为了稳定巴蜀人心，又任用了一批原在蜀汉供职的官吏为朝官。晋武帝没有采取“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惯用手法，而是采取拉拢、收买人心的办法，稳定各级官吏，以确保社会稳定地过渡。因为晋武帝还看到，蜀汉虽亡，东吴未灭，全国还未统一。于是他开始运筹帷幄，准备击灭东吴，结束全国的分裂局面。　　　　
　　　　早在三国鼎立之时，魏的势力已超过蜀、吴，如以人口计，魏约占全国人口4/7，蜀、吴合占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