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4-飞行员-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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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管心里多害怕，不管工作多危险，不管有多少伙伴牺牲了，这些小伙子们还是继续飞行着。尽管如果他们说出那个词，心里就会好受一点儿，他们还是没有提起那个字眼。1945年的时候，罗迪·道尔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后来他告诉我飞行员们是怎么摆脱恐惧的：
有一次我的飞机被击中了，我想这下死定了。我们受过的训练可以让我在18秒以内戴上降落伞，然后从炮塔中跳出去。于是我就抓住了我的降落伞，但所有动作都是在强大的离心力作用下进行的。
但我们并没有坠毁，最后又开回到了船上。我试着开口说话，可什么也说不出来。因为刚才的恐怖经历使我当时不会说话了。情报员说，“别担心，去医务室喝上半品脱白兰地，你就会好起来的。”他说得对，我恢复过来了。
我们当中每个人都说过“我不想再飞了”的话，没有人逼着我们上那些飞机。我曾经在几千英尺的高空从窗户往外看，我看到敌人的一颗炮弹直接朝着我的飞机就飞过来了，就像一个飞碟那么大。这一颗炮弹就足以送我们见上帝了。
每个人都很害怕。我们都知道这是个冒险的差事。我们的那种恐惧不像是小孩子怕黑的那种恐惧。我们害怕的是，一旦坠毁了都没人能找到我们，那就意味着你将再也见不到你的父母，再也见不到你想娶的姑娘，那可真让人害怕啊。
你的理智告诉你不要上那架飞机，因为你将会死得很难看。但我们的理智也告诉我们必须要为祖国做点事情。
我们如果在恐惧面前屈服的话，就不可能赢得那场战争。没有其他的解决方式，我们的国家要靠我们去保卫，我们也准备好为祖国献出生命。那是我们要做的工作，而我们做到了。
第四部分第十二章 航母战争（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除了潜水艇上的工作，最冒险的就要数从航母上起飞去打仗了。死亡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而对于飞行员们来说，死亡更是惟一的威胁。在陆地上作战的陆战队队员们可以亲眼看到自己的伙伴被敌人砍死，但对于飞行员们来讲，死亡就意味着又多了一个空位——准备室里又有一张椅子空了。“他们不会回来了，”威廉·雷克说，“仅此而已。”
而且，战争时期根本没时间去悲伤。在航空母舰上有太多事情要做，人们必须忘记死亡，或者至少暂时把死亡抛到脑后。“我们身边有太多的人死去了，你只有去面对它，”飞行员德怀特·梅奥说道，“有的人就那么死去了，可他曾经就像你的兄弟一样，”阿奇·克拉普说，“但是你不能仔细去想这事儿，紧接着你就会接到下一次任务，而你知道这一次也许就该轮到你自己。”
“我们知道他们死了，”肯·梅雷迪思说起伙伴们死去的情景。“但是第二天，我们又出去飞行了。那么昨天就成为了历史。你从来没有仔细想过该如何度过自己的每一天。你只有继续飞下去，并希望自己会活过这一天。”
“在第一次或第二次任务之后，”文斯·卡纳扎说道，“你就会感到自己要没命了，只是不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而已。但这对你来说已不是什么大事儿了，你并不会为此感到担心。”海军陆战队飞行员约翰·勒伯夫给我讲述了一个在准备室里流行的黑色幽默，是和飞行员的人寿保险金相关的。“尽管这个笑话听起来有点让人害怕，”勒伯夫说，“可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
一万美金带给家乡的老爸老妈。
他们不激动吗？
他们不高兴吗？
一万美金带给家乡的老爸老妈。
小伙子们对待死亡给他们的威胁就像开玩笑似的，但对待如何杀死敌人的问题却非常认真。“因为他们对珍珠港犯下的罪行，我们十分憎恨他们，”飞行员杰克·科恩说道，“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报复他们。”“我们觉得日本人很恐怖，”乔治·布什说，“我们都知道巴丹岛上那些非人的折磨手段。我们觉得他们对美国人做了这么可怕的事情，我们也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究竟谁对谁错并不是问题。”
这种对敌人强烈的憎恨经常会让一些飞行员在战斗中做出超常的举动。“我们朝着那些漂浮在水面上的日本人扫射，”机枪手乔·波恩回忆说，“他们是敌人，我一点也不同情他们，对他们就该如此。”
“日本飞行员跳伞之后，我们的飞行员就会以向他们开枪为乐，”利兰·霍尔德伦说。沃尔特·斯通布雷克补充道，“我们不能饶恕他们。如果我们看到一架日本飞机坠下的话，就会朝乘着降落伞的飞行员开枪。如果我们不这么做，那他就可能活下去，有朝一日又会回来打我们。这就是战争。”
然而，这当中还存在一个距离的问题。切斯特·班尼特是一位海军心理专家，他为上百名太平洋战争中的飞行员进行过心理评估。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他们很少由于个人的报复心理表现出对敌人的憎恨。战争事实上是一场机械技术和各种战术的较量。我想如果战争结束的话，会有人走上前去和他们的敌人握手，我相信有些飞行员们会这么做的。”大卫·德烈对我说：“空中战争完全不同于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我们看不到敌人，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年轻，是不是有儿女，你头脑里不会想到任何与人性有关的东西。”
这种距离的存在使二次大战的形式更为现代化，并且还为以后的战争确定了新的特征。“空中战斗的妙处就在于它不是面对面的战争，”斯通布雷克解释道，“它是机器与机器作战。你能看到工厂、军舰，你知道下面的人们将会被炸死，但这完全不是个人之间的战争，你只是在做你的工作。”阿尔·林斯特龙解释说，“我从没见到过敌人的真面目。因为大家都是在飞机上。”
“上司让我们攻打的目标在哪儿，我们的敌人就在哪儿，”乔治·海尔斯伯格补充道。“敌人可以是德国人，也可以是日本人。我并不恨日本人，但是对日本人也没有同情心。”“你从来都看不到他们是不是死了，”波恩说，“你的时速是每小时130英里，同时你还在疯狂地射击。这是复仇的表现。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儿。”
对于很多飞行员而言，所作的工作只是些技术活——起飞、导航、按计划投弹、回到航母上降落。这一切就像是一只上了发条的钟表，他们按步骤完成每一项任务，知道自己飞回去之后，准备室里就会有扑克游戏等着他们。虽然他们从来不谈论这些，然而当那个记载着再也回不来的好友名单越来越长的时候，他们还是会想，会担心自己到底什么时候也有那么一天。约翰·勒伯夫对我说，“我们试着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坚强，我们只把自己最勇敢的一面展现在其他兄弟面前。”但是在一支小调中，却唱出了很多残酷的事实。这首歌在太平洋所有战舰的准备室里广为传唱：
他爱他的飞机
他也爱飞行。
他从没想过
有一天他也会不行。
不要悲伤
也不要忧郁。
也许明天
你也会离去。
第五部分第十三章 无人岛（1）
这是我的职责，我必须这么做。
——乔治·布什
美国的飞行员小伙子从战争早期的挫败中恢复过来了，最后把日本从天上打了下来。1941年的时候，一提起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人人都会不寒而栗，但没过多久，每当日本飞行员的视野中出现美国飞行员的时候，他们也会发抖。美国的飞行员从日本人身上得到了不少经验教训，同时也把自己的飞行水平提高到了极致。美国的飞机和飞行员们一起成长，不断改良。现在的“地狱猫”、P—38“闪电”和“海盗”已经把日本的空中力量远远地甩在身后。到了1944年，日本的帝国空军已经不堪一击了，那些日本飞机对于美国飞行员来说简直不值得一提。
随着美国在空中逐步掌握了太平洋地区的制空权，战场也发生了转移。比利·米切尔当年的预言现在不言自明：谁控制了空中，谁就能控制战争的结果。
切斯特·尼米兹上将的战略是要直奔日本本土，而且越直接越好。
马里亚纳从关岛、提尼安岛和塞班岛北部一路蜿蜒到东京湾。沿着这条海沟的岛屿，也就是那些淹没在水中的山脉的最高点，将铺就美军前往东京的道路。
由于这条航线接近日本，美日双方都知道对无人岛的争夺将是至关重要的。与瓜达尔卡纳尔岛、塔拉瓦岛和塞班岛不同的是，无人岛的各个岛屿都是日本的领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任何国家曾在日本的神圣领土上踏上过胜利的足迹，因此美国人一旦登上无人岛也就意味着对日本的入侵。那么战斗就会更加激烈。
但是，就在美国人的来复枪和日本人的军刀即将在无人岛上短兵相接的时候，飞行员小伙子已经把战争带到了那里。
1944年和1945年年初，硫黄岛和无人岛上日本士兵的生活非常地枯燥、乏味、压抑，也非常危险。在硫黄岛上，日本小伙子在含硫的臭礁石上挖着洞穴和地道。每天他们在闷热潮湿的地下洞穴里挥洒着汗水。从塞班岛起飞的舰载飞机和B…24经常突然出现在该岛的上空，这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痛苦。在散发着硫磺气味的硫黄岛上没有淡水，他们的指挥官为了给2。2万名官兵树立榜样，每天只用一茶杯水来洗脸刷牙。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父岛上的水源相对充足，是个繁茂的热带天堂。但在那里的2。5万名官兵在很久之前就砍秃了那里的山，他们砍伐树木建造掩体，找遍了岛上所有能吃的东西。
父岛除了是一个通讯枢纽之外，还是前往硫黄岛运送补给的中转站。货船和运输船从日本航行600英里到达父岛，船只在那里的天然良港将装载的货物卸下，然后转移到小船上，再由这些小船将补给运到150英里之外的硫黄岛。硫黄岛没有港口，因此那些小船只能停泊在黑色的沙滩上或是在近海处等着那些船只到海上卸载货物。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飞机和潜艇切断了这条从日本经父岛往硫黄岛运送补给的航线。日本的潜艇只是偶尔才能碰巧过关，但它们却运载不了太多的货物。
不久以后，无人岛上的士兵就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们突然觉得自己被遗弃在那些荒凉的岛上。尽管这些士兵知道自己的使命就是为天皇献身，但他们也是活生生的人。很自然，他们也希望自己能够活过这场战争，能回去再次感受妈妈的拥抱，能再度把心爱的女人抱在怀里。但这些小伙子们看到了成群的美国飞机在头顶飞行，海面上的本国军舰数目越来越少。他们意识到东京的那些皇军将领已经决定让他们为国捐躯了，也知道自己挖的那些洞穴迟早有一天会成为自己的坟墓。
1944年7月4日，迪克·沃尔霍夫的妈妈劳拉在美国准备庆祝祖国的169岁生日，她负责在她妹妹鲁阿位于堪萨斯州伊达纳的农场里搞一次独立日野餐。
农场的厨房里挤满了家里的亲戚，他们忙碌着，说笑着。“劳拉在家里年龄最长，”鲁阿·斯特雷特对我说，“所以由她来作大厨，每个人都听从她的安排去准备食物。”
土豆和豆角都是自家农场上种的，油炸小鸡也是自家养的。“我把小鸡的头放在砧板上，”鲁阿说，“然后拿一把短柄小斧头一下子将它砍下。在那个年月，你必须勇敢地去做每件事。我想我现在不能去杀鸡了。”
喝的饮料是柠檬汁，用鲜柠檬榨汁，然后往里面加点蔗糖，当时分配到各家的蔗糖很少，所以很宝贵。“我们在家里不喝啤酒，”鲁阿回忆道，“我们没有啤酒也挺好的。”
炸鸡的香味一定会让劳拉想起她的儿子。迪克在过去的两年中请了几次假回克莱森特。在他最初写给妈妈的那些信中，他请求妈妈“别再在信中和我说什么炸鸡的事儿了，因为最近的三个星期我没吃过一顿好饭菜，我们成天吃豆子。我们在这儿不用看日历就能知道哪天是周六，因为每个周六早上我们的主菜都是豆子”。所以，他在家的时候，劳拉都会给他做好多炸鸡让他吃个够，至于豆子就不让他吃了。
迪克还有一个简单的愿望。他在信中写道，“我回家的时候，一定要躺在软乎乎的床上睡个够。在吊床上根本就睡不好觉，好多人睡觉的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