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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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集中在《佛教与战争》、《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护国佛教》等书中。　　　　
　　　　《佛教与战争》出版于1937年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不久。作者是林屋次友郎和岛影盟，两人都是属于曹洞宗的佛教学者。上引“国体明和会”的声明就收录在该书中。在该书的序文中，作者写道：“近来，关于战争的议论在各方面都很流行，但在佛教方面几乎还没有人涉及这个话题。”“而佛教经典中关于佛教与战争也没有说明”，所以两名作者要在佛教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触及原本属于“风马牛”的“佛教与战争”的问题。他们认为，日本的佛教和中国的佛教很不一样，“大体上说，支那的佛教徒认为，无论出于什么理由都绝对应该回避战争才是佛教之道；而日本佛教则认为，出师有名的战争才符合佛教的大慈大悲”；“佛教并不预先规定战争的善与恶，它不把形而上的战争作为问题。以善为目的的战争就是善的，以恶为目的的战争就是恶的。在积极行动的时候，佛教自身甚至就是战争主义者。”又说：“佛教的战争就是作为手段的战争，目的是救济众生，正确引导众生。”而更重要的，佛教之所以支持战争，就是为了“振兴国家”，“最重要的是要使国家明朗坚实地得以存续”，当战争对于振兴国家不可缺少时，“不用说这种战争就是至善的战争”，虽然在战争中会夺取许多单个的生命，但战争对于单个人并非没有好处，但佛教所支持的战争，不仅是为了达到国家的目的，也是为了达到个人的目的，因为事实上，“倘若单个的人的目的都达到，也就不会发生战争”……《佛教与战争》就是这样振振有词地从根本上颠覆了佛教的教义，实际上也就是将“日本佛教”与“侵略战争”画上了等号。　　　　
　　　　也是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还有一个名叫古川碓悟的人写了一本《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的书，提出了和《佛教与战争》一书基本相似的看法。据该书序文的自我介绍，古川碓悟是当时日本宗教教育方面有影响的学者，还常在广播中发表有关佛教的评论。“我国思想界的最大指导者佛教，一改印度佛教的消极的态度，同时要成为世界上的转轮圣王王国，还需要依靠实力救济者‘道之国日本’的推动。”他认为，经“日本之道”将佛教改造过的日本“是现在世界上惟一的佛教国”。那么，“日本之道”如何将佛教改造过呢？按古川的意思，日本的佛教承认杀生的可能性，承认行使武力的必要性。他认为，日本的佛教属于大乘佛教，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不同，就是为了护法而容忍杀戮——　　　　
　　　　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死板地遵守不杀生这一戒律，是绝对不可能的，同样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否定杀人的举动也是不合常识的，假如一味固执于不杀生，那人类社会就一天也不能维持。（《日本的跃进与新大乘佛教》第108页）　　　　
　　　　“日本的佛教”就是这样，堂而皇之、振振有词地放弃了佛教关于“不杀生”的基本戒律，它因此也就成了真正的“日本的佛教”，成为“世界上惟一的佛教”，而主张杀生也就成为那时日本佛教的基本特征。连佛教和尚都如此公开叫嚷杀人，日本对中国人民大开杀戒，也便百无禁忌了。古川强调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是“正义战”，在他看来之所以是“正义战”，就是因为日本的开战是为了在世界上建立“净佛国土”，就是因为这场战争“不仅对我国、对东洋、对全世界，而且对支那国本身都有好处”；“如今我国靠着〔佛教〕这把利剑在满蒙建设了第二个神国，很快就要在支那、在印度建设神国”，日本将世界都变成“佛教所说的净佛国土也绝不是幻想”。为此，他向日本的佛教人士呼吁：“全国的佛教徒啊，愤然而起，参与这千载难逢的圣业吧！国际联盟何足道！英美何足道！现在箭已离弦，不容有丝毫的犹豫，断然前行，鬼神退避，惟有勇往直前！”　　　　
　　　　鼓吹侵略的另一本书是《护国宗教》，1938年1月由大仓精神研究所发行。该书由四篇长文构成。其中，《日本佛教与国体观念》一篇出自著名的法相宗法隆寺住持佐伯定胤（1867～1952）之手。佐伯在文章一开头就为天皇和皇室大唱颂歌，特别称赞决定在日本设立佛教的盛德太子，以此来证明佛教和日本皇室的密切关系，并说明佛教应该成为日本天皇制国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护国佛教》一书中的另一篇文章是《日本天台和镇护国家》，出自原大正大学（一所佛教大学，由净土宗、真言宗、天台宗合作设立）学长福田尧颖（1867～1954）之手。福田在文章中强调，日本佛教与印度佛教、中国佛教都不同，它受到了历代天皇的恩宠，“它深深地立足于日本的国民性……成为镇护国家的宗教”。《护国宗教》中还有一篇文章是《皇道佛教》，出自净土宗僧侣椎尾弁匡（1876～1971）之手，这篇文章最长，在论述“皇道佛教方面”也最有代表性。椎尾声称，佛教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中国都以失败而告终，只有日本的佛教是成功的，日本的佛教“最接近释尊在世时的佛教”，因而具有纯粹性，比其他亚洲国家的佛教都更优秀；“印度的佛教在文明面前崩溃，而支那的佛教与国家的发展方向相反也崩溃了，只不过还留下了一些佛教的山寺遗迹罢了。只有日本的佛教在日本国土上得到了丰富的滋养，才实现了佛教本来希望达到的一切”。他写道：“佛教作为日本佛教而发达，全仗皇室的恩惠，特别是历代天皇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这种以天皇、皇室为中心建立起来的佛教，在外国是看不到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皇道佛教。”就这样，《日本佛教与国体观念》一书将原本救度众生、厌离尘世的佛教，与日本的天皇及天皇制国体联系在了一起，并被概括为“皇道佛教”，这就为日本佛教“承天皇大诏”、服务于侵略战争找到了理论根据。　　　　
　　　　日本佛教不仅为日本的侵略战争“护持”，甚至还可以成为发动战争的“根据”与借口。“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佛教日莲宗信徒石原莞尔（1889～1949）就从日莲宗创始人日莲上人的预言中受到启发，在题为《最终战争论》一书中，提出了所谓“最终战争论”。他预言，日本必将与美国打一场大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代表东方文明，美国代表西方文明，通过这场战争来决定究竟是由美国总统还是由日本天皇来统治世界；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必败，日本天皇将成为世界的天皇。这种借助佛教发布所谓预言，进行称霸世界的战争叫嚣，在世界各国的佛教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吧。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日本宗教在沦陷区的宗教侵略（1）

　　　　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和次年3月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登场，日本佛教等其他宗教在日本侵入“满洲”过程中日益发挥作用，许多教派制定了详细的“布教方策”，并在军部政府的指导下向满洲派遣大量的布教人员。1933年，日本佛教曹洞宗的管长发布“教谕”，称：“扶持满洲建国之宏图，开辟治化要道，作为我帝国的责务，可成东洋和平之契机。我宗素来体现正统佛法，遵守两祖遗训，祈求皇祖长久，希望国运亨通。”表明了曹洞宗向满洲扩张的意愿。同年，真宗大谷派设立“满洲拓事讲习所”，向满洲派遣所谓“满洲开拓屯田僧”、“志在满洲国的开拓和开教的有为人才”。也是在这一年，在驻哈尔滨特务机关桥本欣无郎的提议下，成立了“哈尔滨宗教联合会”，并在日军特务机关直接控制下进行活动。七七事变前夕，又成立了规模更大的“满洲国佛教总会”，日本军部及其傀儡政府通过这个“总会”，进一步强化了对佛教的统制。据1934年底“满洲国文教部宗教科”的调查统计，到1934年为止，天台宗、古意真言、真言东寺、新义真言智山派、新义真言丰山派、净土宗、曹洞宗、真宗本愿寺派、真宗大谷派、真宗兴正寺派、本门法华宗等佛教宗派，共在“满洲”开设了约一百五十座佛寺，布教人员二百多人。1935年，日莲宗“管长”神保日慈等人，曾赴“满洲”与陆军中将四天王延孝一起“谒见”溥仪，称法华宗要为“日满提携”尽力。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本武力侵华的全面展开，日本佛教界也表现出了更加活跃的态势。据中浓教笃《佛教的亚细亚传道和殖民主义·战时下的佛教》（国书刊行会1977年版）一书记载，1938年8月，日本文部省向日本全国宗教界发布了题为《关于支那布教的基本方针》的通告——　　　　
　　　　目的：　　　　
　　　　一、布教师担负对当地居民的宣抚，并协助对支文化工作。　　　　
　　　　方法：　　　　
　　　　一、在军方的许可下，布教师选择善良的居民作为信徒，并予以特别的保护，利用他们维持地方治安、劳役和宣抚。　　　　
　　　　二、大规模地开设日语学校或者医疗设施。　　　　
　　　　三、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日本的实力、日本对支那的意图、支那事变的由来，支那今后的出路，西洋各国的自由主义的帝国主义、日本文化东洋文化的本质等等。　　　　
　　　　四、各宗教团体要尽可能系统制定大规模事业计划。　　　　
　　　　五、宗教的传教要服从当地的情况。　　　　
　　　　手续：　　　　
　　　　一、布教师希望到支那去时，需向文部省另纸提交申请书，并附宗教局长的推荐状。布教师到达当地后，首先要向当地军队特务部提交上述材料，并听从一切指挥。　　　　
　　　　二、布教场所的开设、事业的开办均应得到军队特务部的许可。　　　　
　　　　三、布教师要经常与军队特务部和文部省派遣员保持联系。　　　　
　　　　四、已经到达当地者，请尽速办理第一项及第二项手续。　　　　
　　　　这个“通告”实际上就是将宗教置于日本军队特务部门的严格管理之下，使之成为武力占领的辅佐、文化侵略的尖兵。随着日本侵华战争的疯狂推进，许多佛教宗派都开始动员起来，协力于如火如荼的侵华战争。如，1938年4月，日莲宗组成了“皇道佛教行道会”，号称召集了一千八百名会员，该会章程称：“皇道佛教是以法华经妙理来显示日本国体尊严、发扬大乘佛教真精神、翼赞天业的宗教。”1938年7月，日本政府发布了“国民精神总动员令”，日本佛教界积极响应。许多寺院住持发表谈话，表示支持侵华战争。为了配合日本的军事行动，开辟对华文化侵略的战线，日本佛教诸流派纷纷向中国进军，将一批批的僧侣人员派往中国前线和沦陷区。这些和尚有的直接被编入军队，成为“从军僧”，主要目的是为战死者超度，但实际上除此之外，和尚们本身作为侵华日军的一员也参加了杀戮行动。如著名作家石川达三在其著名的长篇报告文学《活跃的士兵》（旧译《活着的士兵》）中描写的那个从军僧片山玄澄，在战场上一手拿着念珠，一手拿着军用铁锹，一连砍死几十个已经放下武器并失去抵抗能力的中国士兵。这样的例子在当时的从军僧中恐怕决非个别。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日本宗教在沦陷区的宗教侵略（2）

　　　　为了长期在中国扎根，日本佛教各主要流派还派人到中国沦陷区占领中国的寺庙，建立日本的佛寺，在沦陷区各地建立了大量的布教场所。当时，日本的佛教宗派有五十四个，在中国活动的宗派有十三个。其中活动较多的依次是东西本愿寺、日莲宗、净土宗、临济宗妙心寺派、古义真言宗等。各派在中国的传教情况，据“东亚研究会”1940年编《日本在支文化事业》一书列了表格做了统计，现将该表格的有关内容（教师数量、信徒数量、附带事业、经费等）省略，将原表的竖表改为横表，保留教派名称、布教所名称、所在地、开设年月、传教者人数等四项，重新列表编译如下：　　　　
　　　　日本佛教各宗派在中国内地活动情况一览表　　　　
　　　　教派　　　　
　　　　及布教所名称所在地开设年月传教者人数　　　　
　　　　（截至1939年）天台宗北京别院北京司法部街巷1839年6人古义真言宗北京开教教务所广安门报国寺1938年5月不详续表教派　　　　
　　　　及布教所名称所在地开设年月传教者人数　　　　
　　　　（截至1939年）蒙疆开教事务所厚和不详6人高野山北京别院北京北池子风神庙1938年5月5人金刚寺天津明石街七七事变前5人弘法寺天津淡路街1938年3月1人高野山大师教会　　　　
　　　　大师寺支部天津花园路　　　　
　　　　七七事变前　　　　
　　　　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