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3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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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省别全志》十八册和《支那经济全书》十三册。而未能刊行者则在书库中堆积如山。……”所以从1939年起决定编辑《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调查报告书》，以后每年如此。《东亚同文书院大学东亚调查报告书》收录了二十八个学生的调查报告。该书的目录如下：
东亚调查报告书目次
一、地理调查
岳阳城人口调查报告（山本尚长）
蒙疆的汽车交通状况（安藤武治）
二、经济调查
货币金融状况（广末治男）
广东的货币金融状况（高相武彦）
汉口的外国人多权益（市村克孝）
广东省的第三国权益的特异性（冈正住）
三、商业调查
安徽省的物产流通与交易状况 （秋山安正）
安徽省长江流域日本人工商业者的活动状况 （今村一郎）
关于山东省的物产流通交易状况 （田所善良）
广东地区物资的流通及交易状况 （冈正住）
我日本人在厦门的工商业活动状况 （佐藤熙喜）
四、资源商品调查
汉口市场上的猪毛 （市村克孝）
事变后北支棉花的生产和需要 （田中多四郎）
五、社会调查
中支的支那人的对日感情——特别以武汉为中心 （光冈义男）
山西人的对日感情 （冈岛永藏）
香港人的对日感情 （中山一三）
山东省的教育设施状况 （山口胜之）
河北省的教育情况 （佃正道）
蒙疆教育概况 （宇野善藏）
武汉地区外国人传教士的活动状况 （古贺六郎）
蒙疆的加特力传教士的活动状况 （伊东重美）
六、特别调查
香港华侨概况 （下条义克）
法属印度支那对日感情 （大久保泰）
事变后泰国华侨概况 （河合祝男）
泰国华侨的经济地位 （田中信隆）
此次事变后菲律宾华侨的抵制日货情况 （上手年松）
比岛次商品市场 （中辉雄）
以无业者为中心的海峡殖民地劳动问题 （长田宪一）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南北两大情报机关（3）
这些调查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舆论、民众心理、中日关系、华侨等等方面。现在看来，这些调查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给日本决策当局提供正确情报，因而也部分地反映了中国当时的某些真实状况。但是，有许多情报是带着日本侵略者的有色眼镜所看到的，反映了日本人的倾向性和偏见。例如，关于沦陷区中国民众对日感情的调查，同文书院的这些学生在调查时所使用的主要手段是调查问卷，而调查问卷的设计本身，则带有调查者露骨的目的性和倾向性，而且调查的对象要么是思想未成熟的中小学生，要么是苟且偷安的“良民”。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对这些中国人提出“你们欢迎日本人来吗”这样的问题，大多数人回答“欢迎”则是可想而知的，然而这当然不可能反映出中国人民真实的“对日感情”。
如果说“东亚同文书院”是盘踞中国江南地区最大的情报机构，那么，以中国北方为主要活动范围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及其“调查部”等下属单位，则是日本在中国北方地区一家最大的情报机构。
在日俄战争后的1906年，日本在我国东北设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是一个以铁路为依托的规模巨大的经济产业托拉斯。总部在中国大连，控制东三省南部，势力遍布中国整个东三省，并延及华北华东地区，还在日本国内设有“支社”。“满铁”是日本最大的对华经济侵略的机关，也是个重要的国策咨询机构，同时还是一个对华文化侵略的重镇。“满铁”最盛时期有员工四千五百名，其中专门分管对华情报搜集研究与宣传的“满铁调查部”等情报机构全盛时员工有两千多名，占全部员工的将近一半。这些人大部分掌握汉语，在“满铁”及“满铁调查部”存在的四十多年中，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不遗余力地大肆进行在华情报搜集和研究，一共提出了六千多份调查报告，平均一天半即提交一份报告，出版了数千种图书资料及杂志。“满铁调查部”的一些调查报告，如《中国抗战力之调查》、《远东苏军后方调查》等，对于日本当局的政策决策也曾起过重要作用。“满铁”还建立了“南满大连图书馆”、“满铁哈尔滨图书馆”、“满铁奉天（今沈阳）图书馆”、“南满洲长春图书馆”等图书馆及图书室，形成了中国情报资料的完备的收藏与利用系统。“满铁”下属的“调查部”、“调查所”、“研究所”之类的情报研究机关有很多，一般通称“满铁调查部”。以下对若干具体的情报机构及其情报活动状况略加介绍：
一、“南满洲铁道调查课（科）”。该调查课的历史最长，在满铁成立后该课便建立起来，是满铁最重要的情报机构。情报调查的范围包括中国政治、经济贸易、矿产资源、植物等农业资源、中国东北地区的气候、土壤等各个方面，并编辑出版了相关的“研究志”、“统计年报”等资料。还编辑了连续出版物《パンフレト》，共出版到第75号，每号都是一个专题，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问题（如第38号是《中国国民党的思想根据》）、经济贸易问题（如39号《各国的对支投资机构》）、金融问题、铁路交通问题、农业资源问题等等。还出版了《俄属远东的矿产》、《露亚经济调查丛书》、《满洲产业统计》、《满洲产业丛书》等多种丛书。
二、“南满洲铁道调查部”。其前身是上述的“南满洲铁道调查课”，约成立于1938年，在调查课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对华情报搜集与研究，出版《满洲经济年报》、《支那经济年报》、《苏联政治经济丛书》等连续出版物。该调查部还下设一些“调查室”、“调查课”、“调查班”、“事务所”等分支机构，特别是设在天津的“南满洲铁道天津事务所调查课”非常活跃，在1936年至1938年间，出版了《北支经济资料》共三十九辑。
三、“东亚经济调查局”。该局是1908年11月由东京满铁支社设立，主要任务是研究西洋各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及其殖民政策、社会经济等问题，并对外宣传日本的“满洲政策”，不仅为“满铁”，也为日本政府提供参考资料。从1915年起，出版《经济资料》一百八十多册，其他小册子和丛书一百数十种，还从1828年出版《东亚》（后改名为《新亚细亚》）月刊。
四、“满铁”除了在本部设立调查机构外，还根据需要在中国一些重要城市或交通重镇设立调查所、调查课、事务所或派出所之类，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南满洲哈尔滨事务所调查课”和“南满洲铁道天津事务所调查室”。前者简称“哈调”，以搜集苏联的情报为重点，并雇佣或收买几十名白俄与中国的特约情报员为其服务，同时，“哈调”还大量翻译出版俄文图书，出版了《俄国经济丛书》、《工农俄国研究丛书》等；后者“南满洲铁道天津事务所调查室”设在天津。重点是研究和搜集华北地区的情报，从1936年至1938年，连续出版《北支经济资料》共三十多辑，出版《北支经济提要》共五期。
五、“南满洲铁道北支事务调查所”。重点搜集和研究华北地区的有关情报资料，在1938年至1939年间，出版《北支调查资料》十二辑。
六、“南满洲铁道北满经济调查所”，地点设在哈尔滨。截至1938年，连续编辑出版《北满经济资料》共一百零五期，另编辑出版《北满经济情报》、《北经调查刊行书》等期刊。
七、“南满洲铁道东亚经济调查局”，是“满铁”专门从事对东南亚各国、印度等进行调查研究和情报搜集的机构，调查内容十分广泛，尤其注重对亚洲华侨问题、西方各国殖民统治问题的研究，并在1942年至1943年间出版《新亚细亚》丛书，包括《大东亚的资源与经营》、《南方亚细亚的文化》、《南方亚细亚的民族和社会》、《西南亚细亚的历史和文化》、《南方民族运动》等书。
八、“南满洲铁道教育研究所”，该研究所成立于1934年，出版《研究要报》十二辑，主要研究日本如何在满洲开办学校、实施教育的问题。
九、“南满洲铁道经济调查会”，该机构成立于1932年，出版《满洲经济年报》、《经调资料》《苏联研究资料》等各种资料文献。其中，《经调资料》出版一百二十多期，内容不仅仅涉及经济，也涉及政治、社会、军事等各个方面，例如《经调资料》第一百二十六号就发表了《支那赤色势力的现阶段》。
十、“南满洲铁道产业部调查室”，该调查室从1936年开始出版《产业调查资料》，到1939年前后共出版六十编。
十一、“南满洲铁道庶务部调查课”，该调查课（科）大力收集中国国民政府的重要政治经济情报。如政府公报、重要新闻等，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政府公报重要纪事索引目录》、《民众政治经济事情》等。
在我国东北地区，除了“满铁”的有关机构之外，还有几个日本的情报机构与组织也较为活跃。如“满洲国通信社”、“满洲日日新闻社”和“满洲事情案内所”、“满蒙资料协会”、“北满经济调查所”等。前两者是以报纸为依托的情报机构，名义上是“满洲国政府”所辖，实际上完全为日本人所控制，并用日文出版了不少有关东北地区的情报资料。“满洲日日新闻社”从1935年起出版“满洲年鉴”，“满洲国通信社”则出版《满洲国开拓年鉴》、《满洲国现势》等。“满洲事情案内所”1935年设在“新京”（长春），对东北及华北地区的经济、政治、地理、商贸、边境等问题都做了大量情报搜集，出版过《北支那事情》、《满洲经济地图》、《日本人在满洲主要城市的大量增加所带来的新京跃进景象》、《满蒙支边境事情》等书籍。
第四部分：在华情报组织、情报搜集与文化间谍活动其他形形色色的对华情报组织（1）
除上述的“东亚同文会”、“满铁调查部”这样大规模的情报组织机构外，还有一些带有“东亚”、“大东亚”字样的情报组织也较为重要，如“东亚经济调查局”、“东亚研究会”、“东亚调查会”、“东亚研究所”等。许多机构都是在日本外务省颁布所谓《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之后，依靠政府的资助和支持兴办起来的。
首先是“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4年5月创立，地点在北京东城东厂胡同。
1924年，日本通过《对支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决定在北京设立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图书馆，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为此先设立“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由日本和中国两方的委员组成。日本方面有服部宇之吉、大河内正敏、大内畅三、太田为吉、狩野直喜、山崎直方、濑川浅之进等八名委员，中方有汤中、王树柟、王式通、贾思绂、江庸、胡敦复、郑贞文、梁鸿志、杨策等十一名委员。不久又在上海成立“东方文化事业上海委员会”，日本方面有河内正敏等八名委员，中国方面有秦汾等九名委员。但1928年“济南事件”爆发，在北京和上海的中方委员均宣布退出委员会，实际上全部由日方独立运作。该委员会于昭和六年在上海成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地点位于法租界祁齐路320号，研究所所长是新城新藏，研究人员有一百三十二名，主要研究成果发表于《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从1937年（昭和十二年）5月开始到1941年12月，“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连续以日语编辑出版了三十一号（期）《中国文化情报》。头三号基本属于自然科学的内容，但第四期以后，“研究”的范围却涉及除自然科学以外的广大的文化领域，这个研究所虽然名义上是“自然科学研究所”，但除了中国的自然科学情报外，对一般的文化情报更为关心，并形成了搜集和整理中国文化界的动向和情报这一主要特色。具体地说——
第四号中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支那事变中文化界的动势、特别是中国报纸所报道的教育界的消息》，对所谓“支那事变”（七七事变）后中国文化界的走势做了把摸。
在第五号之后，连续刊载《中国各大学、学院及专科学校的现状》，《教育及一般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动静》等，特别是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