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爷小说网 > 杂集电子书 >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 >

第20节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第20节

小说: 日本对华文化侵略 字数: 每页4000字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薄⒉腥獭⒈涮⒉煌沤帷⑹评⑴磐狻⒎蟆⒎抢硇浴⑿沟桌铩⑼宰鸫蟆⒚つ坷止邸⒆员┳云⑽薰夜勰畹鹊龋б饷杌约盒哪恐谐舐闹泄诵蜗螅泄爸泄嗽谒潜氏鲁闪硕槁涞哪嗵逗妥锒竦脑ㄞ础K嵌涎灾泄艘丫闪艘桓觥袄戏系拿褡濉保⒔擞谜庑敖崧邸崩唇馐椭泄嗣竦呐湃蘸涂谷眨毡镜某て谡剂旌团垩罢腋莺投圆摺!   
    关于“国民性”或“民族性”的研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学术界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兴起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它既被用来研究日本的国民性,如三宅雪岭的《真善美日本人》和《假恶丑日本人》(1891)、芳贺矢一的《国民性十论》(1909)、野田义夫的《日本国民性的研究》(1914)等,也被用来研究外国的国民性或民族性。而在当时日本意欲侵华的背景下,研究所谓“支那国民性”、“支那民族性”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和潮流,出现了一批批文章与著作,数量之大,难以计数。    
    这其中有三种基本情况。    
    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第一种情况是,对中国国民性的研究基本是纯学术的和客观的研究,其中虽然有些偏见和不当,也不乏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如著名中国历史研究专家白鸟库吉在1908年发表的《关于清韩人的国民性》(载岩波书店《白鸟库吉全集》第10卷)一文中,通过对史料的概括提炼,总结了中国的五条国民性特征。认为中国人是“民主的”而不是“贵族的和阶级的”,是保守的而不是进步的,是和平的而不是侵略的,是实际的而不是空想的,是自尊的、惟我独尊主义的。虽然白鸟库吉在他的《支那古代史批判》中对中国文化给予严厉批判,在许多文章中也鼓吹侵华,但这篇阐述中国国民性的文章基本还算是学术性的。又如川合贞吉(1901~1981)在《支那的民族性与社会》(1937)一书中,对中国民族社会和历史做了较认真的考察,他认识到了“支那民族性的复杂性”,并试图寻求内在的答案,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渡边秀方的《支那国民性论》也较为严谨,虽然可以看出作者对中国及中国人没有什么好感,但对中国国民性中的正面负面、优点缺点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客观的。    
    第二种情况,就是有些研究者虽在学术研究中极力保持一些学术性,但由于受日本军国主义的影响,或具有自觉地为日本侵华服务的意识,在研究中就想方设法地贬低中国历史文化,在研究中有意无意地放大中国国民性中的负面。如安冈秀夫的《从小说所见支那国民性》(东京:聚芳阁1926),从中国古典小说如《金瓶梅》、《水浒传》、《聊斋志异》等作品的人物描写中,来发现和归纳中国国民性,这当然未尝不可,也还算是学术的一种途径。但作者却专从中国小说中发掘那些能够说明中国人负面、缺点乃至丑陋一面的例子。我们只要看一看该书的目录就清楚了。该书共有十篇,除第一篇是“总说”外,以下各篇标题依次为:    
    第二篇 过度重视体面仪容;    
    第三篇 安于命运,遇事容易丧气断念;    
    第四篇 有耐性,善于忍耐;    
    第五篇 缺乏同情心,富于残忍性;    
    第六篇 个人主义、事大主义;    
    第七篇 过度的节俭和不正当的金钱欲;    
    第八篇 拘泥于虚礼,流于虚文;    
    第九篇 迷信很重;    
    第十篇 耽于享乐,淫风炽盛。    
    光看标题,就完全可以看出安冈秀夫眼中的“支那国民性”实在是够呛,九条中只有第四条勉强不算是缺点,其他不是野蛮愚昧,就是虚伪好色,中国人在他的笔下显然是丑陋的。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2)

    还有的人热衷于研究中国人中的野蛮习俗,如著名中国问题和中国历史研究专家桑原骘藏写了《支那人发辫的历史》(1913)、《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1919)、《支那人的文弱与保守》(1917)、《支那人的妥协性和猜忌心》(1921)、《支那的宦官》(1924)(均载岩波书店《桑原骘藏全集》第1卷)等一系列文章。其中在《支那人的吃人肉风习》一文中,列举历代文献中的有关资料,说明中国人“从上古时代就有吃人肉的风习”,而且还“绝不是稀有偶然的事件,在历代的正史中,随处都有记载”,并提醒日本“为了很好地领会支那人,一定要从表里两面进行观察”,不能光看到他们的诗文中表现出的优点,还要看到相反的一面,云云。    
    二、丑陋的中国人的描画    
    第三种,就是赤裸裸地为日本侵华张目、寻求理论根据的“支那国民性”、“支那民族性”的“研究”。20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出现了不少这样的东西。这里重点解剖四个人的四本书,即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加藤虎之亮的《支那的民族性》、山崎百治的《这就是支那——支那民族性的科学的解析》、大谷孝太郎的《支那国民性与经济精神》。    
    原惣兵卫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发表于1932年,即在伪满洲国刚刚出笼时出版的。作者在序言中称:“汉民族是满洲国三千万民众的一大部分,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此紧要关头,对于这一问题加以说明,我相信绝不是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说他写此书的目的,就是“能够为关心对支问题的人提供一点参考”。实际上此书绝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得,而是为侵华服务的应时之作。《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全书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厌恶之情,他首先指出日本人所谓的支那与日本“同文同种”论,是“错误的对支观念”。在他看来,日本人与支那人既不同文,也不同种,因此也就没有“亲善”的基础,“不研究支那人的民族性而与之讲什么亲善,就像和手里拿着针的人握手一样,是自讨苦吃”,接着,他分章全面地论述了他眼里的“支那民族性”。只要看看各章节的标题,就知道他要说什么了。如“天命观”、“没法子”、“服大性”、“利己主义”、“侥幸心理”、“和平主义”、“非科学性”、“法律意识的缺乏”、“残虐性”、“猜疑性”、“变态心理”、“国家观念的缺乏”、“形式主义”、“保守性”、“面子”、“排外性”等等。例如,说到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是“服大主义”,认为中国人一遇到难题,就喜欢说“没法子”,听天由命。他写道:    
    在强大的压力之下,就觉得“没法子”,于是顺从屈服。这种心理,就产生服大主义。……直到昨天,还站在排日运动最前线的济南、满洲、上海,在成为日本军队的占领区后,他们家家户户都打起日本旗,来欢迎日本军队了。广州市在国民党与共产党抗争的时候,曾经几次被两党占领,而广州市民,每次都扯起青天白日旗和红旗。这些事实,都暴露了他们的服大主义。    
    这种心理,现在都集中在他们排外运动的主要对象——日本身上。这对于我们自然危害重大。他们的排外运动,固然源于他们固有的排外性与优越感,但是为什么一直那么执拗地对日本继续推行而不知停止呢?这里的根本原因,只有他们的服大性才能解释。他们认为英美法诸国,都比自己强大,而日本则比自己弱小。    
    在这里,原惣兵卫无视中国人的“排日”抗日是日本侵华的必然结果,却说中国人排日是由于“服大”的心理所致。此处显然隐含着这样的逻辑——日本侵略中国不是中国人“排日”的原因,原因是在中国人眼里日本还不够“大”,而办法只有日本对中国显得更强更“大”,中国才能“服”,排日自然停止,家家户户都会打出日本旗来欢迎日本兵了。    
    原惣兵卫谈到中国人的“和平主义”,认为“支那民族在本质上是爱好和平的,他们的自然的生活只要有保障,就不会过问谁来统治”。这种看法与认为中国人没有“国家观念”是一致的。然而,他却在另一章中大谈中国人的“残虐性”,他举出的例子有:中国人从小愿意看宰杀家畜,爱看杀人的场面,刑场上往往围满了观众,云云。而这一切例子,无非是要说明日本侵华士兵在中国被杀是由于中国人的这种“残虐性”——    
    有许多日本军人被支那军人杀死了。检查这些尸体,有许多被挖了眼睛,割了鼻子,切了耳朵的。也有些人的肚子被剖开,放些泥土进去,也有些人被捆绑了脚,倒挂在树上。    
    ……


第三部分:日本对华“思想宣传战”及其战略战术对中国人的歧视与偏见(3)

    在排日运动中,有“饥食倭奴肉,渴饮倭奴血”的标语。这不能仅仅认为是一种煽动。在他们内心深处,原来的确隐藏着残虐性。    
    读者不禁要问:中国人既“爱好和平”,为什么又要杀人?为什么对日本军人实施所谓“残虐”?原惣兵卫不从日本侵华这一本质角度看问题,却用他心目中的所谓“支那民族性”强作解释。他说中国人“爱好和平”,是为了要说中国人懦弱,不喜欢打仗,没有国家观念,谁来统治都无所谓,日本人来统治当然也无所谓;又说中国人“残虐”,是为了说明日本军人在中国被杀,是出于中国人“对残虐本身抱着一种快感的”的“动物性”,却不提日本军人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又如何引起中国人的必然反抗。这样的“支那民族性”的“解剖”,实际上已经与“支那民族性”的“解剖”没有多大关系了,他拿出来“解剖”的,不过是他那军国日本的强盗心理罢了。    
    加藤虎之亮在他的《支那的民族性》(东京:国民精神文化研究会1937)的序言中明确说明,之所以研究“支那民族性”,目的就在于服务日本侵华的现实。他写道:“如今皇军勇猛果敢地活跃于陆海空中,对傲慢不羁的支那给以膺惩,此次事变的原因,就在于南京政府为了营一己之私,以巧妙的手段投合支那的民族性,使十年来培养起来的侮日、排日、抗日结出恶果。支那的国民性究竟是怎样的?……正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是兵法秘诀一样,彼我之间互相了解,是互相敬爱和亲的要谛。所以我相信现在我们来思考支那的国民性,并不是徒劳无益的事情。”他接着声称:相信“自己对蒋政权的不法非道的行为所怀有的敌忾心,并不在别人之下。但又恐怕出于义愤而〔对支那民族性〕过于贬斥,故努力平心静气,慎阿谀,戒迁怒,尽力把支那民族性正确地传达给青年诸君”。统观全书,不难看出加藤虎之亮在这里玩的不过是“此地无银”的把戏,是为自己的“支那民族性”论披上客观的外衣罢了。全书所论述的“支那民族性”,包括“自尊排他”、“乐生怕死”、“缺乏国家观念”、“尊文卑武”、“兴奋性”等,无不渗透了对中国人的偏见。    
    例如,关于“缺乏国家观念”,这是日本研究中国民族性问题的通行看法。加藤虎之亮认为“支那人是利己的”。他说在中国,统治阶级和下层民众的关系很淡薄,作为国家组织的朝廷,实际是君主和群臣百官结为一体,休戚与共,而他们的“国家”却与下层的民众没有关系。“就好比海水,君与臣是表面的波澜,虽然波浪起伏,但底层却是什么动静也没有。这就是‘民’,这就是支那的历史,也是现在支那人的思想。此点与皇国实在是天壤之别,因此需要极大的注意。”他还将中国与日本做了进一步对比,说:“皇国的臣与民没有差别,一生下来就是臣也就是民,在朝廷做官是臣,在野就是民这样的差别更是没有。臣就是民,民就是臣,这就是我们的国体。而支那却不同,臣与民有着截然的区别。我国是一君万民,他们是二君一民。民从来都是固定不变的,而君临他们的君是谁,都没有关系,民众只需要安稳的生活。”加藤的这些结论,显然是皮相之见。他把日本天皇“万世一系”、“一君万民”的固定不变看成是“国家观念”的体现,而不知中国的民众为了改朝换代的起义与革命,更是一种“国家观念”。实际上,日本人有日本人的“国家观念”,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在该书的“自尊排他”一章中,加藤又说:“汉族在黄河流域立国的时候,四周的诸民族在文化上远远劣于他,于是汉族就生起了非常的优越感,自称中华、中国、华夏,把四方的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呼为夷狄禽兽。所谓‘中’,是指位于世界的中央,考虑到适合于诸蛮来朝贡;所谓‘华’,就是文华的意思,就是

返回目录 上一页 下一页 回到顶部 0 0

你可能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