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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学海泛槎-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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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朱二师的这两门课,使我终生受用不尽。虽然我当时还没有敢梦想当什么学者,然而这两门课的内容和精神却已在潜移默化中融入了我的内心深处。如果说我的所谓“学术研究”真有一个待“发”的“轫”的话,那个“轫”就隐藏在这两门课里面。负笈德意志~~进入哥廷根大学    
    在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我万般无奈回到济南省立高中,当了一年国文教员。当时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写上几篇散文什么的,就算是作家;只要是作家,就能教国文。我就是在这样逻辑的支配下走上了国文讲台的。我能吃几碗干饭,我自己心里有底儿。留学镀金之梦未成,眼前手中的饭碗难捏,因此终岁郁郁寡欢。谁料正在这个关键时刻,命运之神——如果有这样一位神灵的话——又一次来叩我的门:我考上了清华大学同德国协议互派的交换研究生。这第二次机遇的意义决不下于第一次。如果没有这一次机遇的话,我终生大概只能当一个手中饭碗随时都摇摇欲坠的中学教员。至于什么学术研究,即使真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有一个“轫”,这个“轫”即使“发”了,科研之车走不了几步,也会自动停下来的。    
    我于一九三五年夏取道西伯利亚铁路到了德国柏林,同年深秋到了哥廷根,入哥廷根大学读书。哥廷根是一座只有十万多人口的小城,但是大学却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历代名人辈出,是一座在世界上有名的大学。这一所大学并没有一个固定而集中的校址,全城各个角落都有大学的学院或研究所。全城人口中约有五分之一是流转不停的大学生。    
    德国大学有很多特点,总的精神是绝对自由。根本没有入学考试,学生愿意入哪个大学就入哪个。学习期限也没有规定,也无所谓毕业,只要博士学位拿到手,就算是毕了业。常见或者常听说,中国某大学的某教授是德国某大学毕业的,我觉得非常好笑,不知道他的“毕业”指的是什么。这只能蒙蔽外行人而已。一个学生要想拿到博士学位,必须读三个系:一个主系,两个副系。这些系全由学生自己选定,学校不加干涉。任何与主系不相干的系都可以作为副系。据说当年有一个规定:想拿哲学博士学位,三个系中必须有一个是哲学。我去的时候,这个规定已经取消了。听说汉堡有一位学数学的中国留学生,主系当然是数学,两个副系确实有点麻烦。为省力计,他选汉学当副系之一。他自以为中国话说得比德国教授要好,于是就掉以轻心,不把德国教授看在眼中。论文写成后,主系教授批准他口试。口试现场,三系教授都参加。汉学教授跟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开口问他:“杜甫与莎士比亚,谁早谁晚?”大概我们这一位青年数学家对中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史都不太通,只朦朦胧胧地觉得杜甫在中国属于中世纪,而莎士比亚在英国则似乎属于茫昧的远古。他回答说:“莎士比亚早,杜甫晚。”汉学教授没有再提第二个问题,斩钉截铁地说:“先生!你落第了!”可怜一个小玩笑,断送功名到白头。学生上课,也是绝对自由的,可以任意迟到,任意早退。教授不以为忤,学生坦然自若。除了最后的博士论文口试答辩以外,平常没有任何考试。在大课堂上,有的课程只须在开始时请教授在“学习簿”(Studienbuch)上签一个名,算是“报到”(Anmeldung),以后你愿听课,就听;不愿意听,就不必来。听说,有的学生在“报到”之后,就杳如黄鹤,永远拜拜了。有的课程则需要“报到”和课程结束时再请教授签字,叫做Abmeldung(注销),表示这个课程你自始至终地学习完了。这样的课程比较少,语言课都属于此类。学生中只“报到”而不“注销”者大有人在。好在大学并不规定结业年限。因此,德国大学中有一类特殊人物,叫做EwigerStudent(永恒的学生),有的都有了十年、二十年学习的历史,仍然照常“报到”不误。    
    当一个学生经过在几所大学游学之后最后选定了某一所大学、某一个教授,他便定居下来,决定跟这位教授作博士论文。但是,到了此时,教授并不是任何一个学生都接受的,他要选择、考验。越是出名的教授,考验越严格,学生必须参加他的讨论班(Seminar)。教授认为他孺子可教,然后才给他出博士论文的题目。如果认为他没有培养前途,则坦言拒绝。博士论文当然也有高低之分,但是起码必须有新东西、新思想、新发现;不管多大多小,必须有点新东西,则是坚定不可移的。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买博士论文的现象,但我在德国十年,还没有听说过,这是颇为难得的。博士论文完成时间没有规定,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据我看,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要有新发现,事前是无法制订计划的。中国大学规定博士论文必须按期完成,这是不懂科研规律的一种表现,亟须加以改正,以免贻笑方家。    
    我所选修的课程    
    入哥廷根大学是我一生,特别是在学术研究方面的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我不妨把学习过程叙述得详细一点。我想先把登记在“学习簿”上的课程逐年逐项都抄在下面,这对了解我的学习过程会有极大的用处。时隔半个世纪,我又多次迁徙,中间还插入了一个“文化大革命”,这一本“学习簿”居然能够完整地保留下来,似有天助,实出我意料,真正是喜出望外。    
    我这一本“学习簿”,封面上写着“全国编号:A/3438”;“大学编号:/A167”。发给时间是1935年11月9日。“专业方向”(Studium,Fachrichtung)最初写的是“德国语文学”,后来改为“印度学”。可见我初到哥廷根大学时,还不甚了解全校课程安排情况。开始想学习德国语文学,第二学期才知道有梵文,所以改为印度学。我现在按年代顺序把我所有选过的课程都一一抄在下面,给读者一个全面而具体的印象,抄完以后,再稍加必要的解释。哥廷根大学毕竟是我的学术研究真正发轫的地方,所以我不厌其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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