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56-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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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拦构萆涛癫卧薮τ兴赐Ｒ淮危得拦倘艘展禾埃⒓磁艿教焉轿魈岸ü合吕矗慷忠�1元，运到天津交货。美国给他的收购价是美金1元，转手之间获利一倍多。祥记公司的买卖为孔祥熙带来了相当可观的利润，这可以说是孔祥熙组建“中美同盟会”的意外收获。同时也为孔祥熙日后经商积累了资金，为其成为一个买办商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5年，孔祥熙与陈光甫、庄得之等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据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档案记载，在该银行最初发起人集聚的约10万元资金中，有孔祥熙的股金一万元。1917年，孔祥熙又借中华书局面临危机、濒临绝境时，投资入股并渐渐控制了中华书局。 除了祥记公司以外，他办的商业还有山西裕华商行及广茂兴和晋丰源商行。山西裕华银行创设于1915年，天津的裕华银行是由裕华银号改组而成。后来在重庆和上海又都先后成立 过裕华银行。广茂兴、晋丰源商行原来是经营药材生意的，抗日战争期间迁到重庆，大搞投机生意。裕华银行是孔祥熙私人企业的核心，负责人都是他的心腹，总经理一直是由铭贤学校总务主任武渭清担任的。 孔祥熙所办的企业有它自己的特点，不讲究外表，不重视宣传，只求实惠。孔祥熙所开设的铺子，店号头一个字，总是“广”字。孔祥熙为什么对“广”字有如此特殊的兴趣呢？是因为他在广东经营过许多企业，自己的妻子祖籍又是广东，所以他很喜欢“广”字，认为“广”能给他带来财运。 办学、发财的同时，孔祥熙念念不忘的另一件事就是孙中山先生交代的革命事业了。在山西办学期间，孔祥熙充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广泛结交北方军政要人如阎锡山、冯玉祥和张作霖等。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二娇妻美眷铭贤校（3）（图）
1915年秋，孔祥熙偕夫人宋霭龄自日本回国前夕，孙中山曾找他们来寓所面授机宜，并交给孔祥熙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他伺机结交当时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和冯玉祥等，以为将来的全国性革命做准备。回国以后，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孔祥熙在经营铭贤学校的同时，积极活动于北方各界，并很快就与当时的几位北方军界要人结成至交。 当年阎锡山在山西可谓是个响当当的人物。为响应武昌起义，阎锡山等人发动和领导了太原起义并取得成功。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但是迫于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势力的压力，当时北京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3月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之后孙中山访晋，阎锡山作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遵照孙中山提出的“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的设想，贯彻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对北京政府和袁世凯做些表面的应付，一方面推行保境安民的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量撤换，只留下山西阎锡山和云南唐继尧未动，由此就可以看出阎锡山各方面所做的努力。 1912年，阎锡山做了山西都督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积极推行孙中山先生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时所制定和颁布的30多条有利于民主政治和民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令。尤其是禁止买卖人口、提倡男女平等、剪辫子、禁止妇女缠足、改革教育制度、推行新政（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等方面，阎锡山做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正是因为阎锡山在山西根据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思想推行“新政”，才为孔祥熙在太谷以至山西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1915年，阎锡山为了更好地在山西全省推行“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加强实力，听说孔祥熙在家乡太谷办铭贤学校取得很大成绩，便派人请孔祥熙出任山西省教育厅长。 1916～1925年这10年间，孔祥熙奉阎锡山之职可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他协助阎锡山承揽了几乎所有接待外宾的活动。孔祥熙在外国人面前显得很谦恭，服务也很周到，这是他的长处。为了迎接外国人，孔祥熙往往是亲自出马到车站接站，经常是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同时在外国人面前，他又替阎锡山吹嘘其“施政方针”，吹嘘山西，“在安定中求进步”，从而使得阎锡山这位督军大人也备感风光无限。 1919年初夏，华北运动会在太原举行。当时的山西已有了“模范省”之“荣誉”，英国、美国和瑞典等国的公使、参赞、武官及随员都前来参观。孔祥熙应邀担任接待任务，还作为向导领外宾参观机关和各学术团体。孔祥熙详细介绍了山西的教育状况和施政措施，替阎锡山做了不少宣传。从华北运动会开幕到闭幕，孔祥熙一直陪着外宾在看台上观看。运动会闭幕后，他又同各国公使畅游山西名胜，瞻仰了古朴庄严的晋祠，还游览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由于孔祥熙的努力，第一次接待外宾的任务圆满完成，外国人对山西所谓的“模范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祥熙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感激。1920年美国公使克兰率领一批参赞武官再度入山西游玩，孔祥熙又一次出任招待和向导，陪同他们游历考察，晋祠里和五台山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1917年以来，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村政改革”。“村政改革”主要从养蚕、植树、水利、天足、剪辫、戒烟6个方面进行，所以亦称“六政”。“村政改革”得到了孔祥熙的全力支持。孔祥熙当时逢人便说：“整理村范地就是实施村政，我们人人有责，尤其是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读书人。读书人的知识比较常人为高，因此应负责领导重任，而且必须认真从事、广得宣传。”孔祥熙发动铭贤学校的师生大力宣传“村政改革”，在寒暑假期间，师生们带着盖有山西都军府及关防大印的证书，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宣传、讲解“村政改革”。他还告诫铭贤的学生说：“讲话不可疾言厉色，好像是在训斥一般，以免听讲的人产生反感，不愿接受。”孔祥熙认为阎锡山的施政内容和他从事的“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所以他才不遗余力地为阎锡山大肆吹捧。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而平地少，素有十年九旱之恶誉。1919年山西全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省七十余县夏秋两季干旱少雨，当时灾情十分严重，有不少的县竟颗粒不收。当时北洋政府内外交困，入不敷出，各机关、学校和团体常常一连数月欠薪欠饷，对山西的灾情更是无能为力。阎锡山对此也是异常焦急。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缓和事态的发展，阎锡山特命孔祥熙速想办法救济灾民。可是又有哪位士绅肯真正拿出钱来救济百姓呢，尽管孔祥熙四处游说，可是效果甚微。最后，亦没有办法的孔祥熙只好凭着自己在官场上的一 些关系，代山西灾民向华洋义赈会请求贷予100万元救济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虽说和孔祥熙私交不错，但因会中贷款的硬性规定是任何贷款必须提出抵押担保。孔祥熙就商量着通过“以工代赈”也就是发动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的办法，为北洋政府和阎锡山解决了一大难题，从而也大大地缓解了山西的社会矛盾。因此总统黎元洪和督军阎锡山分别赠给孔祥熙一块“急公好义”和“扶危济困”的匾额，孔祥熙将它们都送给了太谷教会。 由于孔祥熙对地方公益极为热心，乡绅们对他无不称颂，他本人的威望与日俱增。孔祥熙正是利用这些，和号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搭上关系并且日趋密切。 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随即就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出任北京政府总理，但却没有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留下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开始了反对北洋政府独裁统治的新一轮斗争。当时的政局是阴晴不定，变化无常，因而使得一些北洋系统的知名将领，如张作霖、吴佩孚等人也主动与革命党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孔祥熙联系，以为不时之需。这倒也正中了孔祥熙的下怀，因为当时，无论张作霖还是吴佩孚都是中国北方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如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倾向革命，那真是再好不过了。 1916年底，张作霖派遣专使持亲笔信和聘书，专程从东北赶到山西，请孔祥熙到奉天督军府担任参议，主持外交事宜，名曰“协助处理外交事宜”。张作霖作为东北的大军阀，早就知道孔祥熙当时已是山西督军府的“参议”，是阎锡山的重臣和心腹，却还要请孔祥熙北上，是真的看中了孔祥熙“熟悉洋务”而“求贤若渴”，还是有什么其他想法？今天都已无从考证了。 孔祥熙仔细看完张作霖的信件并听完信使对东北情况的介绍后，便陷入了矛盾之中。他衡量再三觉得自己弃近求远，千里迢迢到东北去为军阀效力不划算，所以孔祥熙热情接待了来使之后，请他转告对张作霖的谢意，又强调自己办铭贤学校的重要性，最后孔祥熙婉转地说：“请转告督军，铭贤学堂是我一手创办，我不能轻易离开。”
《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册》 二娇妻美眷铭贤校（4）
谁曾想，这样一来反而更激起了张作霖拉拢孔祥熙的想法。特使之行告吹之后，张作霖又亲自致电孔祥熙，请他赴奉天会晤。孔祥熙虽不想成为张作霖的幕僚，却想和张作霖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为今后的革命前途打下良好的基础。况且孙中山先生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结交北方的军政要人，和张作霖往来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也是大有裨益的。权衡过后，孔祥熙决定北上。于是1917年春天，孔祥熙准备好礼品，亲赴沈阳会晤张作霖。孔样熙被张作霖视为上宾热情接待。当听罢孔祥熙不能离开“铭贤”的理由后，张作霖非常失望并仍劝孔祥熙三思。
在沈阳孔祥熙同张作霖进行了多次的密谈，相互之间取得了一定的默契和信任。虽然孔祥熙没有留在张府任“参议”，却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山西的情况，并一再地向张作霖表示了自己忠诚之心。后来孔祥熙在沈阳充任中俄交涉督办驻奉天代表期间，更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同时张学良也把孔祥熙视为知己，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首先想到孔祥熙并专函孔氏以请求出面“明示”的举动。可以说，孔祥熙与张家也算是有父子两辈的交情。孔祥熙返回山西之后，同张作霖函电不断互通信息，彼此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就在孔祥熙与张作霖建立密切交往的前后，另有一位当时也是北洋军阀中的枭雄人物吴佩孚，也开始出面极力拉拢孔祥熙为其臂膀。当时，吴佩孚正担任北洋第三师师长的职务。在孔祥熙给他发了一封仰慕恭维的电报之后，吴佩孚深受感动，他平生尊孔，对孔祥熙其人也有所耳闻，知道这位阎锡山的高参并非凡人。当下便提笔复函孔祥熙，邀孔祥熙“出山为助”，代为运筹帷幄。孔祥熙则仍以对待张作霖的态度对待吴佩孚。他回信说：“自己正在兴学救国，手上的铭贤校务丢不得，只能对大帅的盛情好意深表感谢！”吴佩孚大概看出孔祥熙不愿轻易离开山西，也就没有再勉强。就是如此地鸿雁往来互相吹捧，居然使两人建立了后来曾被某些人赞誉的所谓“神交”。
从孔祥熙与张作霖、吴佩孚交往的过程来看，的确是比较复杂且难以用非此即彼的态度来褒贬的。尽管后来的结果在今人看来，已少有积极意义。但起码孔祥熙当初与北方军阀接触及至交往的初衷还是应该肯定的，即当初他的确是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开展军界要人的争取工作，以扩大力量为未来的更大规模的中国革命做准备。这一点在最初，孔祥熙的确是忠实执行了，包括后来他对冯玉祥将军的争取工作，也是如此。实事求是地说，在与各方军阀称兄论弟的过程中，孔祥熙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确实也为革命鞍前马后做了不少事情，但这些对孔祥熙来说也是一件双赢的事情，他也从中捞到了包括提高声望和聚敛财富在内的不少资本。
只是，孔祥熙毕竟不是那种甘心寂寞的等闲之辈，加之夫人宋霭龄在身后也一直撺掇着丈夫跃跃欲试，渐渐地孔氏开始不满意“参议”、“帮办”一类闲职，他渴望正式地跻身政界，以便进一步施展自己的宏大抱负。就当此时，一个不可多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