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有多远？-第10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蜘蛛》，小蜘蛛一生下来便在老蜘蛛身上吃肉吮血，直到把老蜘蛛吃掉为止。这使我联想社会上的某些人，一边喝着娘的奶，一边骂着娘。其原因是他们贪欲太大，稍有了点儿不满足，便骂娘泄愤，失去人性和良心。
我曾到这位老兄家中去过，真是家无长物，没有一点儿“现代化”气息。说真的，与他身份都不太相符。这使我想起了十五年前的那次采访。有些事实，虽然是背景材料，但是足以佐证他今天这副心态的脉络。
1944年农历冬月初七，宿得盛在李家窝棚屯出生了。北大荒的老北风和冒烟雪给这本来就贫寒的家庭增添了严寒。15岁那年，母亲离开了人世。父亲在外面参加劳动，回家还要为兄妹俩做饭补衣。年幼的他历尽了清贫，生活的艰辛塑造了他尚廉的习性。1979年，父亲离开人世之前，语重心长地嘱托他：“得盛呵，你就这么一个妹妹，把他调到你身边，和你在一起，有个啥事儿也好相互照应一点儿，我也就放心啦！”
父子之恩，兄妹之情，何人不懂？谁会没有呢？作为一个市委副书记，在偌大个地方安排一个普通女工还是能办到的，妹妹为此多次哭闹着找过他。深夜，他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到父亲生前的遗愿，看到妹妹为此而流下的眼泪。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做到大公无私难。大多数人是怎样做的呢？但我起码应该做到公而忘私。人人都有三亲两厚，假如都利用手中的权利谋私，把亲眷调到跟前，我们的国家不是成了家天下了吗？
天刚蒙蒙亮，他便翻身起床，和妹妹唠起来。
“得玉呀，你家有什么困难哥可以帮助你，违犯原则的事儿咱们可不能办哪！不能让人家议论我是以权谋私呀！”
“行啦！哥，我再也不求你了。”
他的叔叔知道了这件事，找到他发了一顿火：
“你也太不近人情了，我们这些人你可以不管，你就这么一个妹妹，从小就在一块儿长大的，你父亲在死前也嘱托过你，父亲不在了长兄为父，你还不管吗？”
是呵，这还不管吗？长辈的责问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他认为这是小道理，要服从党和国家的大道理。他耐心地和叔叔解释，最终说服了叔叔。
他妹妹后来还是在一家镇办制药厂当临时工。这是个长期亏损的企业，经常放假。即便是正常上班时，开的工资也很少。
在家乡当了20多年民办教师的老叔，曾有几次转为公办代课老师的机会。为此他专程找到宿得盛，让他在家乡找一找熟人和朋友给办一下此事。徐得盛还是摇了头。当他老叔听他说“公办民办都一样教学”时，二话没说，头也没回地走了。
他的妹夫听说他当县委书记的所在县里有黄牛，便于1988年10月乘车赶到那里，要买几头不能用的老黄牛。作为一县之首脑，恐怕只要暗示一下下边，就会办得十分圆满。
“这里的畜牧业要发展，黄牛不能卖”！
妹夫空手而归。
他的家人和亲属们都借不上他的光，都半是抱怨半是自豪地对人讲：“我们宿家出了一个清官。”
针对他妹妹调动工作这件事，我曾经问过他。他有他的道理。他说他妹妹靠自己的双手劳动挣钱，用不着劳心，也是一种快乐，不一定进大城市住楼房就是快乐。她没有多高的文化，当一个普通工人，在那个镇上，不是挺好的吗？
俗话说，最亲不过夫妻。妹妹的事儿不给办，自己爱人的工作总该给办了吧？当时作为某市市委副书记的宿得盛，搞一个国营工人的指标并不算过分。可他还是无动于衷。现已花甲的结发妻子仍然在家操持家务。
第五部分第25节 畅饮的理由（2）
在一些人眼里，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有人认为有失一个市委副书记的面子。可他心里怕群众背后指脊梁骨，使党的形象在他身上受到玷污。这对于那些一人做官、鸡犬升天的人来说，不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吗？有的人，为官不大，哪怕是做了一个局长、科长，不把自己的儿子、女儿安排在身边，就是把七大姑八大姨的十亲九故安排在单位，以结党营私，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把党的事业变成为自己承包的家天下。
这些，宿得盛有权力这样干而没这样干。
他任某市市委副书记时，四叔从家乡来，让他把全家的户口迁到这个市的郊区农村。“得盛啊，只要是在你这里，什么地方都行，来以后保证不给你添麻烦。”四叔这个要求并不高，从农村到农村，并不是农转非，也不算违犯什么党纪国法。可是，他还是没有满足四叔的这个要求。
去年见面时，我问他：“你的这些亲属现在怎么说你呀？”他颇有感悟：“咳，现在好了，看到报纸上和电视里说，这个贪官被‘双规’，那个贪官被判刑，有的是子女牵连的，有的是亲属牵连的，他们都不像原来那么说我了，都说我有正事儿。我要那样做了，他们不也跟着受牵连，跟着痛苦？从这一点上说，我不是造福吗？幸福，不仅仅表现在对物质的享受上，还有精神的需求，不是一时一事的满足，应该是长远的一种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有一次，我问他，你老兄以坦荡为快乐，而坦荡的基础是清廉。有些官员受贿不也是没有被揭出来吗？这些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事情，你干嘛那样苦了自己？
“这话不对，我苦什么呢？我乐呵呀！”他笑着反驳，“那些人没有被揭出来，良心安宁吗？他们才苦呢！话又说回来，时机没到，一旦揭露出来，情形怎么样，大家都会知道是什么下场。”
说到这儿，他给我讲了一个典故。
东汉人杨震是一个颇得称赞的清官。从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时，路过昌邑县，县令王密是他在荆州刺史任内荐举的官员，得知杨震到来，便带金10斤悄悄去拜访。杨震拒绝了礼物，说：“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王密以为杨震假装客气，便道：“幕夜之知者。”杨震立刻生气了，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说无知！”王密羞愧难当，带礼狼狈而回。
“不是没有人给我送钱。”宿得盛说，“一到这时，我的良心就隐隐作痛，真不好受。一个封建时代的清官，尚能如此，我们还是共产党呢，口口声声讲‘三个代表’、‘为人民服务’，接了钱，心里能好受吗？我不能折磨自己。”
他不畏官，不为钱，敢求真，干实事，多年来多项工作都在省里和中央挂了号。他说，人生不是为了纵欲和享受，而是为了创造和尊严，这，才是真正的快乐。
“你总说我是个快乐的人，你知道我为什么快乐吗？”他举起酒杯，“我坦坦荡荡做人，清清白白为官，心里没有阴影，我怎么会不快乐？就连喝起酒来，心里都那么舒坦！”
我们举杯一饮而尽，感觉酣畅淋漓。
第五部分第26节 简单的几百块
在我采访的人物中，有些人是生活在社会的最低层。他们没有权势和地位，没有金钱和学识，他们有的只是力气和善良，这构成了他们的一种期望和快乐。他们总在期盼明天、明年、将来。
在江西庐山脚下的红土地上，我认识了一个与我同龄的农民。那是个秋天，他刚从田地里背着一大捆柴禾回来，古铜色的脸上浸满了汗水，身上穿着带补丁的衣衫。江西老区的贫困，没有使这个老俵忧愁成疾。健康的肤色，快乐的神情，似乎他是天底下最幸福快乐、最富有的人。他放下柴禾，喜气洋洋地大步跨进堂屋，操起一个大水杯，从水缸中舀出一杯水，咕咚咕咚地喝了下去。
我说，老乡你慢点喝，这样会肚子疼的。他说，不会，这样晚上才睡得更甜哩！
他爱人放下手中的活计，对我说，他什么病都没有，没有愁事儿，一天总是乐呵呵的。其实，我们家还有二万多块钱的外债。他总说明年就好了，丰收了，几年就还上了，愁什么？愁顶什么用？可我们都盼多少年了，多少个明年都这样，丰收了，也剩不下几个钱。可是还得过日子呀！
为了还债，农闲时节，他就到南昌城里做农民工，在一个建筑工地用三轮车推运水泥。每天要干10个小时，晚上在工棚中他倒下就呼呼睡着，一饭一菜吃得香，快乐着呢！可到了年终结账，老板没给工钱，只打了个欠条。春节前，他去讨工钱，一连跑了一个星期，早出晚归，饿了买碗面条，累了，依在工棚旁便睡。给工钱那天，他乐得又蹦又跳，用一个大纸口袋装着钱乐融融地回到家里。那天，他还买了一瓶啤酒喝。
我们是忙，是累，可是不觉得苦。只要一家人能快快乐乐过日子，比什么都强。过几年就好啦。他轻松地说。
在大连这个物价颇高、工资较低、竞争激烈的海滨城市里，我认识一个从黑龙江某农场来的农民。他在这里做小本生意，买卖海鲜产品。每天凌晨天刚亮，夫妻俩就爬起来到铁路北边的大菜市场或海边去拉货，再乘车到南石道街的自家摊点卖货，每天也赚不了几个钱，还要供两个女儿上学。
生活是清苦的。冬天的寒冷，夏天的海鲜腥味儿，他们都不在乎，只是勤奋地劳作着，目的是盼着两个孩子能考上大学，将来不再做他们父母的营生，有一个好工作，有一份清闲。
他们盼星星，盼月亮，一天一天地盼着，一年一年地盼着，到大连已经10年了，还没攒下几个钱，但也不愁什么。他们说，都这样，发不了大财，年吃年用，只图个乐呵就行了。盼到多久是个头啊？孩子大了再说吧。
一天清晨，夫妻俩一块去海边上海蛎子，身上带着二百多元钱，在路上被小偷给偷去了，不仅海蛎子上不成了，回去的车票钱都没有了。夫妻俩步行10来里路走回摊点。
中午，他们像没发生什么事儿似的，还与左右摊点的摊主们其乐融融地吃着刀削面。一个邻居半开玩笑地说，你还乐得出来，你一个月能挣多少钱？丢了二百多元，还不愁呢？他说，愁顶什么用，丢二百多元不还得活着吗？过一段时间就挣回来了。
几年过去了，境况如斯。他们还在期盼着，快乐着。我每天上班路过这个摊位，或去买海鲜，都要问一句“生意还好吧？”“近来生意怎么样？”他们都乐呵呵地回答：“还好！”“不错！”其实我心里知道，他们夫妻俩每月能挣七八百元钱就不错了。
在一些人看来，七八百元能算什么呢？只能是请客吃一顿饭的价钱，甚至还不够。可他们快乐地认为，这就不错了。能供两个女儿读书，够全家吃住穿就行啦。
第五部分第27节 自由开启的窗口（1）
面前的这位长者是这样神采奕奕，有力的手势伴随他或急切或舒缓的情绪，偶尔会像孩子一样地窃笑，偶尔也会头倚沙发，显示出沧桑过后的平静释然。你的思绪会不由自主地随着这位已过知天命之年的书法家原兴国那极富感染力的言谈，回到以往的岁月中，同他一道艰辛，一道快乐。如果说是书法赋予了我们这个主人公以神韵，那么书法也使他在知天命之年体悟到了什么叫超然和自由。他用军人的气度、诗人的情怀、哲人的深刻及一个书法家的狂傲洒脱告诉我：心灵有多自由，快乐就有多真实。
——采访题记
我于1943年出生在辽宁黑山的家乡。我在七、八岁还没上小学的时候，就开始看字帖、练毛笔字了。
1953年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遇到了一位叫李惠文的老先生。在当时我们那个小地方的小学校里，没有新中国师范大学培养出来教师，大多是旧社会私塾里的先生。这个李先生就是一位典型的私塾先生，他的毛笔字和古文功底很深厚。他看我写的字要比其他孩子好，是块练习书法的材料，就每天在放学之后将我留下，教我练字。那个时候李先生在课余时间教我完全是无偿的。就这样，我在小学毕业前一直都坚持着和李先生一齐练字。
我家住在农村，家里有十个孩子，我排行第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我爸我妈一天到晚起早贪黑、拼死拼活地在生产队里干活，到了年底，连一家人的口粮都领不回来，更不要提能够供我们十个孩子上学了，所以有钱买笔墨纸砚就成了我从不敢奢求的梦想。
我现在对我练字时的“装备”记忆犹新。一张四尺见方的大白纸，5分钱一张，或者用一个鸡蛋换，折叠成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