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24-走进联合国-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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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翻看中国签下的卖国条约，署名最多的，却是李鸿章。多年以来，李鸿章一直被认为是投降主义的代表，是卖国贼的代名词。
但根据野史，李鸿章至少流过三次泪。
第一次是1895年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后，李中堂迫不得已赴日本议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赔偿白银2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免税运销中国内地。
李鸿章如何不知，这样一纸条约必定惹得民怨四起，因此在日本遇刺后嘱随员将染血的官服保存下来，希望“此血可以报国矣”。回国后，李鸿章遭到举国上下一致声讨，“国人皆曰可杀”。朝廷责他办事不力，百姓骂他贪污受贿，拿日本人的银子，卖国家的领土。
李鸿章被免去了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职位。全体军机大臣上折子给皇帝，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李鸿章闻知后老泪纵横。
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水师并不逊色于日本，同样的铁甲舰，同样的火炮，何以打不过人家？不是将士不肯用命，而是朝廷腐败无能。李鸿章有苦说不出，唯有洒泪自怜。
1896年，闲居在北京东安门外贤良寺内的李鸿章，受命出席俄罗斯沙皇即位大典。时年73岁的李鸿章决定顺访欧美列国，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此行历时190天，行程9万里。
抵纽约时，李鸿章拜谒了故友格兰特的陵寝。格兰特曾于1868~1876年间任美国总统，离职后与妻子朱莉娅周游世界，于1879年（光绪五年）抵华，由香港赴广州，再经上海抵天津。李鸿章以北洋大臣身份乘舰出塘沽港以全军礼迎宾。格兰特曾是美国南北战争中的北方军统帅，李鸿章则在剿杀太平天国中屡立战功，被西方人称为“东方俾斯麦”，两人塘沽初会，一见如故。
时隔17年，格兰特已经葬身一抔黄土。李鸿章只能到曼哈顿岛上的格兰特墓园凭吊。想到斯人已去及自己的坎坷，李鸿章不禁黯然垂泪。“中堂至格兰德寝园，有宿草矣，为怆然者久之。从者以鲜花环进，敬悬墓门，循西礼也。”李鸿章怅惘之余，嘱清廷驻美公使代表他在格兰特墓园种植银杏、红梅各一棵，“用志景慕”。
格兰特的墓坐落在曼哈顿岛西侧的哈德逊河畔，是一座高大的石建筑，里面并排安睡着格兰特夫妇。陵墓后面，是一片苍翠欲滴、绿阴遮天的树林。秋风吹过时，树叶变成五颜六色，有如百花争奇斗艳。陵墓的后面是遵李鸿章之嘱种下的两棵树，一棵是有古化石之称的银杏，另一棵是在中国享有盛誉的红梅。两棵树被铁栏杆围起来，银杏长得又高又大，直入云天，但红梅可能是水土不服，我多次去参观，从未见它长过绿叶，更没见它吐过芬芳。
李鸿章第三次落泪，是在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收拾好细软，把珍妃投入井中，带着光绪皇帝逃出北京。西摩尔率领的八国联军侵占故宫，熊熊大火照亮了北京城。
城破之日，洋人杀人无算，街上尸体枕藉。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啃食。”同治皇后的父亲、户部尚书崇绮的妻子和女儿被拘押到天坛，遭到八国联军数十人轮奸，归来后全家自尽，崇绮服毒自杀。
皇宫和颐和园里珍藏多年的宝物被抢掠。太和殿前存水的铜缸上面的镀金也被侵略军刺刀刮去，至今仍见斑斑刮痕。《永乐大典》、《四库全书》悉数蒙难，古观象台上的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浑仪被悉数运到柏林。
为收拾残局，逃亡路上的慈禧再度授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令其北上。部下及亲属都劝其以马关为前车之鉴，不要奉诏，以免又成为替罪羊，李鸿章以身体不适为由迁延观望。无奈朝廷一再电催。一个月后，李鸿章抵京，与八国联军议和。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赔款四亿五千万两。
签字回来后，李鸿章大口吐血。在停止呼吸之前，已经穿上殓衣、不能言语的李鸿章整整一天瞠视不瞑，临终的一刻，几滴浊泪流过面颊。11月7日，李鸿章两目仍炯炯不瞑，身边人告：“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闻言“目乃瞑”，享年78岁。梁启超与李鸿章政见不同，但“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三次落泪，既哭个人之悲哀，又伤国家之不幸。他一生奋斗，为的是国家的崛起，可国家却好像病入膏肓，一日不如一日。他在病榻上向朝廷写了自己的最后一份奏折，上称：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炮口下成立的外交部
郑和下西洋是中国对外交往的一次空前壮举，但三宝太监七次出巡归来后，皇上却颁发了一条禁海令，航海日志被特务机关东厂统统销毁。禁商泛海，把中国对外交往的大门关死了，也把中国通向先进科学技术和治国理念的路阻断了。
几千年来，中国贵为天朝，四海臣服，只接受属国的朝贡，从没想过要与番邦“蛮夷”平等谈判。因此，满朝文武百官，唯独没有外交官。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被迫接受城下之盟，与英、法、俄等签订《北京条约》。各国开始派公使驻京，朝廷为与洋人打交道，正式设立“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中国的第一个外交部，就这样在外国人的炮口下成立了。
经过140年的风雨冲刷，当年的总理衙门依然存在。这座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堂子胡同的庭院，原是清朝大学士赛尚阿的府邸。院内东部是“同文馆”，经挑选的八旗子弟在此学习外语充当翻译，是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西院则是出使各国大臣的短期住宿之地，相当于今天的招待所，也是大臣接见各国使臣的地方。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总理衙门改称外务部。
1913年，袁世凯看中了北京东单北大街的石大人胡同。石大人曾是明代权臣，因带兵发动“夺门之变”，推翻景泰皇帝，拥立明英宗复辟，被封为“忠国公”，并赐府第于此。袁世凯将外交部迁至忠国公的府第，石大人胡同从此更名为外交部街。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孙中山来京时曾下榻于此。
弱国无外交。面对列强的欺侮，旧中国的外交部所能做的除了割地赔款，就是道歉认错。连北大的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大兵强奸了，外交部也不敢做声，甚至连夜还要报纸撤版，不许报道。是中国的外交官不行吗？不是。旧中国之没有辉煌的外交业绩，没有诞生出一代誉满全球的外交官，非人不行，而是国家羸弱使然也。
庆郡王奕劻的老谋深算和李鸿章的谈判技巧，绝不亚于各国驻华公使，但他们在谈判桌上从没感到游刃有余，也从未在外交场上写下辉煌篇章。
顾维钧可谓才华横溢，但在巴黎和会上只能拒签不平等条约，却不能叱咤风云，扭转乾坤，订下一部于中国有利的条约。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部继续设在外交部街，外交部的老人们习惯地将它称为老部。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周恩来曾在此办公。周总理说：在我当外交部长的任内不得建造新的外交部大楼，也不许增添更多的房子和办公用具。周总理的一句话，外交部的全体人员铭记在心，勤俭办外交，从此成为外交部几十年如一日的作风。
部址是旧的，风格却是新的。新中国的外交再也不是屈辱和让步的代名词了。中国人从此感觉到，我们真的是在世界上昂首挺胸地站起来了。
20世纪60年代，外交部搬进了北京东四的科技情报大楼。在世界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外交部又搬进了如今坐落在朝阳门的新大楼。
新的大楼，新的形势，新的面孔，新的政策。经过改革开放的中国，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正以崭新的风貌出现在当今世界的外交舞台上。
《走进联合国》 第三部分对新中国的围堵
3 对新中国的围堵
西方国家有干涉别国内政、对别国进行遏制、围剿与封杀的传统。
1789年，法国人民攻占巴士底狱，推翻波旁王朝，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英、奥、普、西班牙、荷兰等组织反法联盟对法国进行围剿，法国保皇党也发动叛乱。经过八年的苦战，法军击败了英国—汉诺威联军，奥地利、荷兰，普鲁士、西班牙等国相继退出战争，反法联盟瓦解。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协约国开始对苏维埃俄国进行武装干涉，英、法、美、日、德、希腊、土耳其、波兰等纠集在一起，与俄国各地的叛军一起，试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经过三年浴血奋战，苏联红军节节胜利，各国的武装干涉以失败告终。
1936年，由共和左翼、社会党、共和联盟、共产党等组成的人民阵线在西班牙大选中获胜，组成政府。反对党领导人卡尔沃—索特罗被暗杀导致西班牙内战爆发。叛乱军队在意、德两国支持下攻占马德里，佛朗哥政权上台，并与德、意结成联盟，西班牙民主政权宣告失败。
几十年过去了，历史前进了，但有着干涉别国内政之传统的国家却没有与时俱进，一些国家的政策仍停留在过去的年代，在遏制与接触之间踌躇徘徊。
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要求取消“中国国民政府”继续代表中国人民参加联合国的一切权利。从此开始了中国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的努力。
1950年1月，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决定根据苏方建议，由周恩来照会联大主席和联合国秘书长并安理会各成员国，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认为中国国民党反动残余集团的代表留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并主张将其从安全理事会开除出去，特此电达，并希采纳照办为荷。”
随后，中国宣布，派张闻天出任中国出席联合国会议首席代表。《人民日报》上登载了周恩来就此发给联合国的照会，还有张闻天的简历。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人物，建国以后，他任我驻苏大使、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协助周恩来主持外交部工作。张闻天从广播中听到对自己的任命，星夜赶到北京，为赴联合国工作做准备。
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在下院表示：我们认为把新中国包括在联合国之内较好，我们不想基于政治原因排斥任何人。如果新中国继续遭到排斥，我们将面临东西方之间分裂的严重后果，这只能对俄国有利，对于我们大家有害。贝文指示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就上述想法与美国商讨，美国听后很不满意。
苏联在安理会提出支持中国政府上述电文的提案。在安理会表决时，印度和南斯拉夫支持，美国、古巴、厄瓜多尔、埃及、法国和国民党政府反对，英国、挪威弃权，提案未获通过。苏联为表示抗议，宣布退出安理会，并表示只要安理会中还有国民党政府的代表，苏联便不参加安理会工作，不受安理会决议的约束。
秘书长赖伊想到当年国联因德、日退出而引发的严重后果，倾向于尽快解决中国的席位问题。他向美国表示，如果中国代表权问题在短期内得不到解决，苏联很可能退出联合国，成立另一个组织与联合国竞争，这样世界就分裂了，联合国将失去普遍性。
赖伊指示联合国法律部门进行研究后起草了一项备忘录提交给安理会，表示联合国赞同一国加入某国际组织，并不构成会员国对该国承认的法律行为，或意味其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的企图。这一观点后来被称之为“赖伊理论”。
美国认为赖伊的设想是“不成熟的，仓促的”，告诫他不要过于紧张，苏联退出联合国是一种讹诈，如果作出让步，它就会得寸进尺。
1950年，在第5届联大开幕之前，周恩来再次致电赖伊，中国政府已任命张闻天为出席联大的首席代表，李一氓等为副代表，请即为他们办理一切手续，同时指出，联合国至今仍容留国民党集团代表，不但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而且漠视了中国人民的正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