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4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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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付。夜航船，这是南国水乡的交通工具，旅人乘此种在夜的江上航行的船上，闲来无事，南来北往的人天南海北地神聊，以消磨时光。但人多事杂，涉及知识领域和社会状况都很宽广，要能在其中应付裕如，确是要有一点杂学本领的。至于张岱之言夜航船，更有其特殊的意义：那时他的第一故乡绍兴，特别是余姚一带少年，幼即从学，20岁后学手艺，学有根底，社会知识亦丰，在夜航船中遇到他们，聊天侃大山，就更要有点“道行”了。
然而也有例外或曰其中自有“稗子”。《夜航船》有一则故事，我最是喜欢，甚至不免常常想起的。故事说的是有一次在这夜航船上，有一书生应问答对、高谈阔论；有一个和尚在他旁边，见此情景，不但不敢作声，连睡觉也蜷起双腿，畏慑有加。但听听却发现了书生的破绽，于是就“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书生答道：“是两个人。”和尚又问：“那么，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书生很有把握：“自然是一个人！”和尚笑了，说道：“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我喜欢这故事叫那个没有真才实学却好高谈阔论甚至胡吣的小子出了丑；更欣赏它那隽永的幽默和隐约而深沉的讥刺，尤其是自称“小僧”的和尚最后那一句话和那一个行动：笑而伸脚睡去，畏慑尽去，先恭后倨。我以为这是我国古代的最佳幽默小品之一。现代幽默讽刺作品，包括电视小品和相声作品，是否也可从中得到启发。这故事也使我时时警惕：第一，不懂的事情，千万别想当然；第二，最好有备无患，多读多学，以备急用。但我更有点“刺到自己痛处”的感觉。少时在南方也乘过航船，但并无书生小僧这种经历际遇，我想到的是另外的事。我不是一个敢于高谈阔论的人，但由于种种原因，却不免要在不同场合，被约被逼得说东道西，尤其可怕的是，常常不仅就本专业内的问题，而且涉及专业外的事情来发言，即使是本行，也难都说得清，更何况“行外”唠叨。这就势必要时有破绽了。即便是平常，写个错字读个别字什么的，也都是有的事。天知道有多少场合，有哪一回，旁边就坐着“小僧”，面含微笑，心中念念有词：“这等说起来，且待我伸伸脚吧！”那难堪是比明里被人指出破绽还要严重的。
所以我常提醒自己，小心别让旁边有人说：“我可要伸伸脚了”，或者，能够像夜航船上的书生那样，能够当面听到一声“且待小僧伸伸脚！”也好。这里附笔说明一下：澹台灭明是孔老夫子的弟子，其人貌丑而有德行，所以孔子就他的情况而感叹说，可不要以貌取人哪！ （载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安园读书记》）
金按：同一部张岱的《夜航船》中的同一则故事，为什么两位不同的现代作者读了以后，会有如此异若霄壤的感受呢？彭先生说：“这故事也使我时时警惕：第一，不懂的事情，千万别想当然；第二，最好有备无患，多读多学，以备急用。”而周先生却说：“所谓‘咬文嚼字’，……小题大作，不能以平常心对待，既无益于‘学问文理’，又有劫掠读者时间金钱之嫌。‘夜航船现象’！可悲可叹！”两者的言论，究竟谁个是仁者襟怀，有益于世道人心，谁个在指桑骂槐，对于当前泛滥成灾的浮躁学风起着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恐怕用不到多加分析，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
8月17日，黑龙江《生活报》发表靳国君先生的长文《不只是余秋雨散文有误》。转录如下：
不只是余秋雨散文有误 靳国君
作家的作品有误，似工厂的产品有瑕，是偶有发生的事，一经指出，欣然接受，皆大欢喜。然而，也不尽然，如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有误，多是文史知识上的罢，却因指误者时而有之，余秋雨先生坚拒不纳，演绎出一些故事来。先前就有读者与学问家指出余秋雨先生的散文有史实等方面的差错，倘若余秋雨先生虚怀若谷，择善而从，这本是一件好事。孰料，余秋雨先生却发表了一篇《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书》，冷眼看去，那题目吓人，好像是有什么军国之大事要昭示世人，其实呢，是余秋雨先生自辩之文。要旨是什么呢，他认为指误者“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是“小聪明”，因而他“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他并断言：“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这篇《敬告全国读者书》，名为“敬告”，实有“警告”之意，颇有君临天下、“朕即真理”的气势。余秋雨先生不自觉地把自己看重了，把读者看轻了，把自己文中的差错看淡了，把指误者的善意看偏了。一个作家这般拒绝读者的正确意见，是盲目的自尊；如此讳疾忌医，是误人误己的固执。作家有意传播错误的文史知识，以假乱真，其危害自不待言。因文史功底不坚实，无意间造成以讹传讹，谬种流传，人们起来指误，怎么可以拒不接受呢？
也许是余秋雨散文中的差错继续“纠缠”读者，读者难以忍受，指误文章因而有时仍然见诸报端；也许是余秋雨先生断言“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引来“好事者”去查证。不过，我以为还是余秋雨先生的文过饰非与“当然不能接受”，使知其错者不能不言，使有责任心者不能不说，使求真务实者不能不写。这样，便引出了金文明先生的一本书：《石破天惊逗秋雨》。这书的名字用的是唐人李贺《李凭箜篌引》中的一句诗，在这里一语双关，颇有诙谐色彩，也有挑战的意味，似与出版时尚相宜。其内容却非意气用事，阅读其文，颇见金文明先生匡正的苦心，治学的严谨。勿庸讳言，余秋雨散文中的差错，有的确属“冷僻的史料”，在余秋雨先生看来这无关宏旨。显然，这样对待自己作品中的差错，是不对的。越是“生僻的史料”错误，越需要指出，惟其生僻，读者不多见，越容易被当做真理接受，流传于青少年中，弊莫大焉，误人子弟，岂可无动于衷？
本来作家的作品难免无错，读者或学问家指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作家应有的旷达胸怀，也是应践行的文德。余秋雨先生反其道而行之，无非是作茧自缚。
古人云：“一事不知，儒者之耻。”我们不能用这个标准去要求余先生，况且，此话并不科学。“知吾所已知，不若吾所未知之多”，“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余秋雨先生何必硬撑着呢？余秋雨先生写的是“文化散文”，差错一多，这“文化散文”的文化含量就降低了，再给大家这样的面孔，大家就不好领略那“文化散文”的文化了。金文明先生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中，指出余先生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两书，共有文史知识差错一百余处。两书共四十余万字，平均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上。按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规定，一本书的差错率超过万分之一，即为不合格图书，一个作家写出来的是这样的图书，不该受到批评么？
细思之，这也不只是余秋雨先生的错，还有出版社的责任。一本书有这么多差错，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做什么去了？辑而不编，是失职。一本书稿出版前，要经过三审，这些差错竟逃过三关而见之于成书，是编辑们文史知识不够，还是审稿时马马虎虎，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至今，出版这两本书的出版社默不作声，是愧于心羞于言，还是不以为然，不好揣测。不过有心的出版者，以此事为鉴，倒不失为一件好事，岂独余秋雨先生一人事耶？事情清楚，泾渭分明。不过并不那么简单，也有人鸣不平，是为余秋雨鸣不平。倘若鸣不平者，能够指出所谓差错并不错，或有的差错并不错，不失为学问上的切磋，知识上的探讨，自当欢迎之，也是文坛应有之风。事实却不如此。近日一位为余秋雨鸣不平者，并无实事求是之意，却有炼人于罪之心，他在《让文字行走起来》一文中，虚拟了一个命题，说是“媒体炒作余秋雨笔墨官司”，是要把余秋雨“赶出文学圈”。这位作者的通篇文字，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使人读来不禁哑然失笑，感到滑稽，比堂·吉诃德向大风车宣战还滑稽。
这位作者，在文章开头抛出了第一顶帽子，扣在新闻媒体头上，他写道：“新闻媒体炒作余秋雨笔墨官司”。何谓炒作？一哄而起，大报特报，可谓之也。事实是，几年来，只有《光明日报》、《文汇报》等几家报刊，零零散散发表过几篇为余秋雨指误的稿子，既不是炒作，也非全部新闻媒体参与，何来此语鱼目混珠？这位作者的第二顶帽子，扣在了文学界的头上。他写道：“……某种文学心态却是显而易见的，或以为你余秋雨在戏剧界把理论做到了堪称一流，蛮可‘小国’或‘彼国’为王了，为何还要逞强好勇，杀进俺文学圈中，还谈经论史？更可气的是这个闯入者竟还抢了好多风头。……还让青年‘盲目崇拜’，甚至弄得感觉良好的某些散文老手忽生失落……于是乎，一场‘文学保卫战’打响了。”这位先生避而不谈余秋雨散文是否存在文史差错，而是“王顾左右而言他”，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把对余秋雨散文的指误，诬为同行相嫉与门户之见，甚而是争风吃醋了。接着这位作者故作神秘之语，写道：“不能说这些登在报刊上的文章都毫无来由”，什么来由呢？这位作者却突然打住，笔锋一转，转而去大谈余秋雨“非但没被赶出文学圈”，反倒不断有“在歌手大奖赛的综合素质评委席上出现”和“余氏散文”“一本又一本”地出现等殊荣了。指出余秋雨散文有文史差错，就是要把他“赶出文学圈”么？古往今来许多典籍的校勘者，就是要把那些典籍作者赶出历史么？老师指出学生作文中的差错，就是把学生赶出学校么？这是什么逻辑？其实其用心是在堵塞言路。此公接着又大谈什么“宽容”、“厚道”，显然是文不对题。对作家、作品的风格、流派，当然是要讲宽容、厚道，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指出作家作品中的差错，与“宽容”、“厚道”又有何干？作家作品中有差错，明知不对，听之任之，任谬种流传，那是什么“宽容”？那不是“宽容”，而是放纵；那也不是什么“厚道”，而是自欺欺人之道。对读者的善意批评，拒之千里之外，或扣上同行相嫉、门户之见的帽子，那更不是什么“宽容”、“厚道”，而是只许一人独唱，不容百家争鸣的霸道。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9节 为发展先进文化多做建树
说到余秋雨“白天赶路、游览、访问，晚上挥笔写作而清晨就要发稿”，“不可能去仔细核对每一处史实细节、推敲每一个字词，他不可能随身带着书房———而他所面对的几乎是全部人类文明！”这可能是余先生散文有错的一个原因，但它不应当是拒绝读者指误的理由。既然余先生面对的“几乎是全部人类文明”，无疑要对这“全部人类文明”负责，由于对“全部人类文明”的了解不够，笔下生出想当然之说，文中出现有悖史实之论，这不能不说余先生治学缺少严肃性。至于说“搬出其实并不可靠的典籍，翻个三年五载动笔”，我们便读不到余秋雨散文了，是有蒙人之嫌。就一段史实、一个人物，翻阅“典籍”需要“三年五载”的时间么？有的翻翻字典就可以了，有的翻翻有关书籍就清楚了，多为举手之劳，何需“三年五载”！至于个别有争议的问题顺手点出，不作臆断之言，是不需费时劳神的。
余秋雨先生近年写作了大量散文，虽然存在一些差错，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散文创作的成绩，我想读者、学者为其指误是出自对余秋雨先生的爱护，也寄托着对余先生的企盼，希望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来，为发展先进文化多做建树。对余先生的散文既不能虚美讳瑕，也不可全盘否定。几家媒体登几篇指误文章，金文明先生出了本书，是为公众计，并不是什么“炒作”。从这些文章看，还是意在提醒作者注意文史知识的真实性、准确性，仿佛十字路口的红灯，提醒行人要遵守交通规则。写文章不也有规则么？诸如语言、逻辑、修辞之类，诸如尊重史实之类。否则，不管规则，不管文字对错，都“让文字行走起来”，是要发生“交通事故”的，许多人是要蒙受损失的。余秋雨先生的散文，如果今后没有了差错，没有了“硬伤”，“走起来”不是更好看吗？为余先生护短掩瑕者，何苦重演“皇帝的新衣”而助长余先生的过了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