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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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笔记》这两本历史题材的散文集为他衬脚垫底的吗？！宁志荣虽然也号称　　　　　　
　　　　“作家”，创造过“耸人之听”、“无妨大碍”这类让人眉凑齿冷的“名句”，恐怕一辈子也不可能跟“伟大的历史学家”有缘。余“大师”得到了这个荣誉，难道不应该清夜扪心、反躬自问：我对得起这些莘莘学子的崇敬和爱戴吗？当他们将来毕业“致仕”（金按：这里打了引号的“致仕”，是我按余秋雨蓄意创造、宁志荣誓死捍卫的新解释偶尔窃来一用的。仅此一回，下不为例。它与传统的用义截然相反，且发明权属于余秋雨先生。如有误读或侵犯余先生专利权者，本人概不负责。特此声明），亦步亦趋地跟着你余先生学写历史散文，也把吴越忠懿王钱　写成“钱　常”，又说“梅妻鹤子”的北宋隐士林和靖娶过老婆、生过孩子时，你将怎样去面对他们呢？总不能再让宁志荣出来冲着他们嚷嚷：散文不是历史教科书，谁叫你们非要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去学什么历史知识呢？呜呼噫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话题，对那些永远奶不大的活宝，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再讲也无济于事。这号人只会添乱，一个劲儿往偶像脸上抹黑。就此打住。还是让高出他们一筹的余秋雨先生自己去深长思之吧！　　　　
　　　　　　　（三）宁志荣三说：《石破天惊逗秋雨》也硬伤累累。金文明先生最近在上海卫视露了面，并说自己也有“知识盲点”，把“倪匡《卫斯理系列·将来》”误写为“任匡《卫理斯系列·将来》”便是一例。其实何止这两处“硬伤”呢！我随手翻了一遍，就发现了七八处：如《吕洞宾是道家的始祖吗？》一文，称吕洞宾是唐代道士，实际上已有专家（陕西师大教授李裕民）考证吕乃五代末至宋初人；再如第71页第7行：降“早衰薄构陷”错为“早衰蒲构陷”；多处只有上引号而没有下引号等等。若真找上几位像蔡维藩那样的咬嚼高手对金书咬嚼一番，我看金书也会被列为不合格产品。只是他不是余秋雨，所以人们不会对他进行过于苛刻的挑剔。其实金书的“硬伤”主要不在语言文字、标点符号的差错上，而在于对许多文史知识和学术问题的武断上。如关于金圣叹一文，余文并没有认定金圣叹是为哭大明而被杀的，金文却望文生义断定余认为“金圣叹是朱明王朝的大大的忠臣”，进而连连发起攻击。如李白与杜甫的友谊，余文所论是以中国文化史为前提的，而且并加了状语“可能”，金文明却全盘否定，认为这两个友情一般，而金文明所举出的三个例证都与中国文化史没有多大关联，其中一个例证引自于古代志怪小说《搜神记》，更是缺乏可信度。　　　　
　　　　况且早在半个世纪前闻一多先生就把李、杜的友谊比作日月在天宇间相聚。金文不仅不对题，而且所列论据也牵强附会，给人“鸡蛋里挑骨头”之感。再如对于歌妓苏小小的讨伐。余秋雨描写了苏小小的苦难经历和对人生的美好向往。金文便武断地认为苏小小“每天接客”，不会对人生有美好的追求。其实，唐代诗人白居易、李贺、杜牧都写过赞美苏小小的诗歌。　　　　
　　　　还如对林逋有无妻儿的纠缠，嵇康的《广陵散》是否成为绝响等等的武断，都不能不说是金文的“硬伤”或“败笔”。金对于一些有学术争议的历史问题，往往惟我独尊，余认为对的，他就认为是错的，这难免有意气用事、求全责备之嫌。　　　　
　　　　　　金按：将“三说”的标题“《石破》也‘硬伤’累累”，同下面的具体内容对照起来一读，顿觉可笑。批评和反批评，总得遵守基本的游戏规则吧，怎么能不顾事实、不讲道理，一味地跟对手胡搅蛮缠呢？你说拙著也“硬伤累累”，证据呢？一本硬伤累累的书，肯定是个不合格产品。按照国家规定，图书的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一。我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全书22万字，可以允许有低于22处的差错。初版中发现“任匡《卫理斯》”的问题，我已在媒体上公开作了检讨，并且立即让书海出版社在第二次印刷时便加以改正。余秋雨有这样的态度和行动吗？不过，错误总是错误，这两处就照算吧。但宁志荣下面的手法，实在是耍无赖。他说我书中的差错，“随便翻了一遍，就发现了七八处”。“七八处”不就是七处到八处吗？好，那请你指出来吧！谁知这个活宝，深得爷传心法。他不敢像我给余秋雨指谬那样，抓一个错，就引用确凿的材料敲定一个。他使用的是避实就虚法，说你“七八处”，实际只谈三处，然后就把“硬伤累累”的帽子给你扣上。这就是前些年浮躁学风孕育出来的青年“评论家”的活标本。现在我们就来看看他对这三处“硬伤”都说了些什么：　　　　
　　　　第一处，讲我把吕洞宾说成“唐代道士”，错了。治宗教史的学者都知道，吕洞宾是方外之人，终身未入仕途，正史没有为他立传，因而只能根据野史笔记和传说大致确定他所处的时代。从几部大型的权威工具书来看，《辞源》说他“相传为唐京兆人”，《辞海》说是“唐末道士”，《道教大辞典》说是“唐代道士”，《宗教大辞典》则说他“相传为唐代人”。尽管用语不尽相同，但定他为唐人则是一致的。可见这是以往学术界的共识。要推翻它，必须提出新的文献资料加以考辨，而且考辨的结果还要得到学术界的公认。现在宁志荣只说了句“（陕西师大教授李裕民）考证吕洞宾乃五代末至宋初人”，什么材料也没有交代，就判定我（包括以上几部权威工具书）错了。真是幼稚武断得可以。李教授的文章我没有看过，不知论据和观点是否站得住脚。即使不无道理，但未经学术界公认，恐怕也不足以推翻过去的定论，至多聊备一说。宁志荣连起码的论辩规矩都不懂，只要能找到攻击的石头，不论是否管用拿过来就掷向对方。这种愣头愣脑的青年“评论家”（俗称“愣头青”），实在让人可气又好笑。　　　　
　　　　第二处，说我把“早衰薄构陷”错成“早衰蒲构陷”。我查了《石破天惊逗秋雨》第一次印刷本第71页第7行，哪里有这种谁也看不懂的句子。其实原稿引了个成语“早衰蒲柳”，“蒲”字曾错排成“薄”。我校读时没看出来，当然有责任，但后来自己发现了马上请责编在重版本中作了改正。奇怪的是，宁志荣不但不去　　指出“蒲”印成“薄”的差错，反而倒过来说我把“薄”错成“蒲”。这不明明想让我把已经改正了的“蒲”字再错改回去吗？我想来想去，始终想不出其间的奥妙。此外，他还神经错乱似的在原书“早衰蒲柳”的前面加个“降”字，后面添上“构陷”二字，再掐去一个“柳”字，编造出了“降早衰薄构陷”这样的怪胎，强栽在我的头上。这种恶劣的作伪行径，实在闻所未闻。读者可以查检原书，真相不言自明。　　　　
　　　　第三处，说我书中“多处只有上引号而没有下引号”。第一次印刷本出来后，我和责编就发现两处脱漏前后引号的差错，在重版本中早已纠正。宁志荣为了凑足他胡说的“七八处差错”，对于这种排校上的疏漏一律算成“硬伤”，并且故弄玄虚，不实说几处，而说成“多处”，企图蒙骗读者，把水搅浑，达到栽赃贬损我的目的。综上所述，宁志荣的所谓“硬伤累累”，统共加起来也不过五处。除了“任匡《卫理斯》”以外，都是一般的排校差错，而且均由责编和我自己发现，在重版中全部作了改正。当然，宁志荣如果实事求是地指出来，我还是欢迎的，但现在他为了达到卑劣的目的，故意夸大事实，甚至糊弄捏造，无所不用其极，这就叫人无法容忍了。至于他下面所说的“若真找上几位像蔡维藩那样的咬嚼高手对金书咬嚼一番，我看金书也会被列为不合格产品”，简直像痴人说梦一样可笑了。把想像出来的梦境，当成已经存在的现实，这几乎是一切精神病患者共有的病理现象。就像某甲与某乙发生争执，某乙因为有理而占了上风。某甲的儿子是个武侠小说迷，出于保爷心切，成天幻想着有个武林高手翩然而来，把某乙击倒打昏，让他老爹出出这口恶气。然而幻想毕竟是幻想，在现实生活中，幻想成真的事情尽管可以让幻想者乐呵呵地陶醉一阵子，但终究是没有指望的。　　　　
　　　　　　　8月5日，《新民晚报》发表尹秋之的评论文章《向鲁普三鞠躬》。举譬引喻，似有所指；微言大义，亦足以警世。转录如下：　向鲁普三鞠躬　尹秋之　　　　
　　　　　英国大师级的钢琴家鲁普在他五十岁生日这天，上演了一部精彩绝伦的协奏曲，成为音乐会轰动的热点。然而翌日，他给傅聪打电话：“你一定要告诉我，你为什么不喜欢我昨天晚上的演奏？”傅聪只好实说，有些地方有不同看法。鲁普嗔怪朋友有意见不直言，末了，伤心地吐出一句肺腑之言：“你知道吗？人们什么都不对我说！”傅聪颇为感慨：“因为他是大师了，已经到了没有人敢跟他说什么了。但鲁普知道我有意见，有意见他就一定要听……”正所谓“从来声名总累人”。鲁普的“伤心”，就在于他自己的成就、荣耀和地位，恰如一道无形的墙，阻隔了周围真实的声音，尤其是那些不同的声音。人们在他那顶辉煌炫目的桂冠面前，除了赞美、附和，往往“欲言而嗫嚅”，抑或干脆“沉默是金”。此乃司空见惯的世相。　　　　
　　　　令我肃然起敬的，是鲁普的那份清醒与自知。他显然没有沉醉于自己荣膺的大师头衔，清楚地意识到有某些东西横亘在自己与听众之间，导致了“人们什么都不对我说”。于是，他勇敢地主动冲破障碍，去寻听“不同的声音”。作为一个成就卓著的艺术家，这是何等清明和豁达的气度，何等理智和崇高的魅力！就冲着他真心盼念“不同声音”的谦谦之风，我也要向这个英国人深深地三鞠躬！再看看我们周遭，不独是艺坛，那些一“名”就变脸、一“官”就变脸、一“阔”就变脸，甚至是一傍“名”傍“官”傍“阔”就变脸的角色，世人难道还领教得少么？此类人物变脸之后的一大通病，便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容不得半点不同声音。他们在百姓中自筑壁障，固然能图得一时妄自尊大的快意，但长此以往，杜绝真言民声，甘愿堕落为聋子、瞎子，结局终归是不妙的。　　　　
　　　　8月6日，《新民晚报》发表了上官婷女士的文章《给卞毓方挑错》。仁者襟怀，大家风范，令人神往。转录如下：　给卞毓方挑错　上官婷　　　　
　　　　　有幸在第一时间阅读卞毓方先生的原稿，心情是十分快慰的。卞先生学识宏富，思维缜密，思想深邃，文采斐然，这都已有了公认；尤其是他的写作态度，季羡林老前辈称之为“惨淡经营”，下笔可谓呕心沥血，一丝不苟，在当今散文界，恐无出其右。我今天读的是《书房》，我一连读了若干遍，每遍都有欣喜，都有拍案惊奇。然而，读着读着，我居然在卞先生的文章中发现了一个别字。巴尔扎克的“扎”，卞先生写成了“札”，我知道这仅仅是音译，写成“札”，也无不可，但如今约定俗成，还是“扎”为标准。一般的作者，可以不讲究这个，卞先生历来严谨，他笔下不应有这个错。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当场查了《辞海》。没错，巴尔扎克就是巴尔扎克。“先生……”我说。我想看他的红脸。“是吗？”他走到书架前翻书，翻了一本，不放心，又去翻另一本，然后说，“你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错，不仅巴尔扎克，莫扎特的音译也一样。”本来，我是想看他的大红脸的，卞先生非但没有想象中的困窘，反而显得十分开心。他立刻给一位编辑打电话，告诉他刚刚寄出的稿件中，莫扎特的“扎”字写错了。他在电话中还特别声明，是一个女孩子帮他纠正的。这下倒闹得我不好意思。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卞先生又从书橱里挑出一叠信，告诉我这都是帮他指出错误的。我接过来翻了翻，其中有韩石山的一页，韩先生准备在他主编的刊物上发表卞先生的《当岁月逐步合拢它是折扇》一文，韩先生起首是几句称赞，说已发某期头条云云，然后指出“毁家纾难”之“纾”，不是“纡”，末了来一句幽默：“嘻嘻，帮老北大学生改了一个错字，不亦悦乎！”又一封是南通郑抒先生的，给卞先生指出“华尔兹”的“兹”，没有水旁，不能写作“滋”，并说，“看来你不会跳舞”。还有百花出版社编辑鲍伯霞的校对稿，还有人民日报副刊的清样，等等。　　　　
　　　　卞先生说：“……一般的表扬信，都扔了；凡是帮我指出错误的，我都保留，这有纪念价值。”　　　　
　　　　好一个纪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