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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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2节 《苛刻的酷评》
2000年4月17日的《太原日报》上，宁志荣在《苛刻的酷评》一文中写道：
……连其作品也读不了几页，便跳起来说三道四，前言不搭后语，空穴来风……“空穴来风”这个成语，本指空的洞穴招进风来，后多用以比喻流言蜚语事出有因。所有的成语词典，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解释。拿这个意义来解读宁志荣文中的“空穴来风”，怎么也对不上号，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你要读懂它，靠现成的词典是不行的，必须循着上下文意使劲捉摸，才能勉强“领悟”。但问题是，如果要大家都这样去读他的书，岂不把人累死！为了让读者不再受累，我当时就想，能不能请宁志荣在创作和评论之余，腾出手来编一部《成语创造性用法词典》，跟他的文章配套出售？后来由于不知道他人在哪里，家居何方，这个创意才只好作罢。今天拜读这篇“打抱不平”的文章，我意外地发现，他已经把当年自己“创造”的新用法作了一个精彩的解读：
比如“空穴来风”，原指事出有因，现在人们已不再这么用了，专指无稽之谈、毫无根据了。
奥秘终于被揭开。按照宁志荣的说法，他的这个“创造”还是有“群众基础”的，因为传统的意义“现在人们已不再这么用了”。然而证据呢？为什么不随便举一个？看来他实在拿不出，要举也只好举他三年前自己“创造”的那个孤例。由此可见，宁志荣所谓的“约定俗成”，就是由他们这帮“创造性文化族群”中的精英来“约定”，再让所有的“俗”人去习非“成”是，稀里糊涂地跟进推广，流布全国。了解了以上的史实，人们就不难懂得，这个在多年浮躁学风的熏陶下孕育出来的无知无畏的活宝，为什么要破门而出，来替余秋雨的“致仕”新义强辩了。因为无论从理论到实践，他们都是一根藤上长出来的生瓜，仅仅时间略有先后而已。现在谈后一个问题：致仕。
两千年来，“致仕”的含义只有“辞官退休”一种理解。在余秋雨以前，绝对找不出另一种用法。现在的官员到了年龄，从岗位上退下来，根本不说“致仕”。作家、学者在文章中用到它，也只限于叙述古事，哪里用得到去创造什么新义。所以，余秋雨把它理解成“获得官职”，错了就是错了，不要再强词夺理地诡辩，越辩只能越往自己脸上抹黑，让人笑掉大牙。但宁志荣不管。他从自己的“创造”性理论和实践经验出发，本能地认为余秋雨没有错，错的只是“刻板和迂腐”的金文明。他说：
我认为，余秋雨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就是给了“致仕”一个新的用法……成百万的读者都会认为这里的“致仕”是“获得官职”的意思。这里，用“成百万的读者都会认为”来给自己撑腰壮胆，完全是自欺欺人，是在愚弄读者。为了通过比喻说明问题，请大家先读读下面这段短文：
小王中午吃了一盒5元钱的盒饭。他身边只带了2元，向小张借了2元，付掉了饭钱。读罢上文，可能有两种反应：没有学过算术的小朋友，会认为2元加2元就等于5元；而他的父亲则肯定知道，这两个2元中有一个写错了，应当是3元。但他们都没有说什么。于是宁志荣便得出结论：2＋2=5，这是作者对于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创造，并且推而广之地断定：“成百万的读者都会认为”2＋2等于5。他把儿童的浑然无知，与父亲不想多事的缄默，都当成了对错误的认同，还振振有辞地诘问：“这不是‘约定俗成性’和‘存在的理据性’又是什么？”这个无知无畏的活宝，居然把天下的学者一概视为像他那样不学无术的混混儿。实在可悲可叹！更有甚者，他还声称：“不信，如果不是有这场争论，你让100个高中生解一下这个词，肯定绝大多数高中生会认为‘致仕’是做官的意思。”这种颟顸无理的话语，简直堕落到了丧失人性的地步！余秋雨给读者吃错了药，让从来不知道“致仕”为何物的中学生受骗上当，这是他造下的文孽。作为一个学者和作家，理应感到内疚和自责。行文中的疏漏和差错，谁都难以避免，但发现了必须改正！据我最近所知，余先生在他新出的一些选本和再版本中，已经对部分史实、引文和排校差错作了修改，尽管数量不多，但毕竟已有所行动。你宁志荣怎么还要以被迫吃错药而无力自救的中学生为例，来鼓动余秋雨拒绝批评呢？这究竟是爱他还是在害他？你的居心令人怀疑，望你再思三思，深长思之。这里借余先生的一句话送给你：不要走得太邪门了！（二）宁志荣二说：以史学来解释文学是文学的不幸。在我看来，《石破天惊逗秋雨》谈到的所谓“硬伤”问题，实际上是旧话新提，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提出过，并有过争论；而著名文艺理论家孙绍振先生也早在几年前就对这些问题有过一个评论。他承认在余秋雨散文中，不是没有瑕疵的，但这一瑕疵，习惯于理性思维的学者可能不太清楚，感情逻辑不像理性逻辑那样追求全面性，它常常绝对化，不讲一分为二，它的生命恰恰在于片面性、绝对化。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月是故乡明，情人眼里出西施，这是情趣，也是理趣。你可以埋怨学者不全面，但是，如果你责备诗人、艺术家不全面、不客观就显得太外行了。而且余秋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巨大的，一言难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文化散文不是传统的性灵小品，更不是“匕首和投枪”所代表的轻型艺术话语，他的散文是货真价实的大散文话语，五四以来，中国现代散文除了极少数屈指可数的篇章以外，还没有他这样的融思想、智慧、情感为一炉的大容量和大深度的话语。如果用学术语言来表达，可以说，他在当代散文史上的功绩，是从审美的此岸架设了一座通向审智的桥梁，是独一无二的……他的散文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只会越来越大。
孙绍振先生的话是何等中肯！何等公正！何等精辟！我认为，他的这些话也是对《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最好的回应和最客观的评价。你说不是吗？这些新提出来的“硬伤”，其中绝大多数是“细微末节”，“除个别关乎整体生命者外，一般地说，细节毕竟是细节，对整体生命的影响是有限的。”怎样看待这些“瑕疵”，孙绍振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认为金文明有些太夸张了！散文就是散文，散文不是历史教科书，不是工具书，很少有人通过散文来学习历史知识的。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主要不是讲对与错，而是讲美与丑，讲情致、韵味和意境。读者买余秋雨的散文，主要是冲它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来的，而不是冲其中的文史知识，即使有些读者把一些错误的文史知识当作补药吞食进去，我看也无妨大碍，因为他们主要吮吸的是玉液琼浆。
金按：大段地引用别人不无偏颇的观点，当作金科玉律来对付论敌，这说明宁志荣已经黔驴技穷了。
孙绍振先生是何许人，我并不了解，但从他那些对余秋雨吹捧得忘乎所以的话来看，显然缺乏学者应有的严谨和沉稳，有点自说自话了。不过，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他的这篇文章写于几年以前，当时人们指出“秋雨散文”的文史差错不过十来处，而且有些确是无关宏旨的“细节”，自然“瑕不掩瑜”，所以他才出来说了许多溢美之辞，似乎情有可原。如果今天读了拙著《石破天惊逗秋雨》，面对“余大师”一百多处常识性差错和篡改、伪造史料等问题，以上那样的颂歌，我想他大概不会再唱了。关于余秋雨散文的成就和价值，需要作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而论。他的那些描写当代生活中亲情、友情和师生之情的名篇，我不但从来没有否定过，甚至还说了不少揄扬推崇的话。但对他所谓的从大文化角度思考的历史散文（或称学术散文），看法就不同了。我认为，这类作品，基本上是以某些历史人物或事件为由头，在叙述了一两个带有传奇性的故事以后，便生发开去，驰骋想象，纵横议论，用煽情的语言，华美的词藻，或浓墨渲染，或工笔描摹，使许多涉世不深，对我国传统文化所知甚少的年轻读者，众星捧月、如痴如醉地跟着他的感觉走。华胥一梦，瞥然醒来，自以为得到了莫大的精神享受，同时也把遗留在脑海中的记忆，全部当成了真实的历史。
以上就是我对余氏历史散文的创作套路、主要读者群及其传播效应的大体勾勒。它表明，这些历史散文虽然不是教科书，但却能以文学特有的功能，起到历史教科书所无法比拟的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作用。数以百万计的年轻的“秋雨迷”，他们对许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了解，就是通过《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获得的。因此，余秋雨写得正确，读者学到的就是正确的知识，如果他写错了，读者获得的知识也就必错无疑。我在本书“前言”中举到的那个“叶昌炽”误成“叶炽昌”的例子，就是一个明证。由此可见，指误纠错，不让谬种流传，关系到历史文化的正确传承，所有的学者、师长，乃至社会贤达，人人有责，义不容辞。宁志荣身为一个“青年作家、评论家”，竟然会说出“即使有些读者把一些错误的历史知识当作补药吞食进去，我看也无妨大碍”这种热昏的胡话，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无知透顶！
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作为一种介于通俗读物和学术随笔之间的文体，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和迷惑性，很难给它定位。有人就据此把它当成“大师”的一项“创造”，说什么“余秋雨不为文体而写，却创造了动人的文体”。（杨长勋《余秋雨的背影》）没承想这种关于“文体创造”的创造性高论，竟给余秋雨和他的辩护者们拒绝批评、自弹自吹带来了左右逢源的好处。你说它是通俗读物吧，有人就会出来说，这是一种“高雅散文”，是从大文化角度进行“艺术理性”思考的“历史大散文”，“更贴近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多重结构和复杂形态”，“把思想家的深度融化在优美动人的字
句篇章中”，“弘扬了中华历代散文的优秀传统（见杨长勋《余秋雨的背影》）”；作者余秋雨是“最具历史感的”散文大师，有着“渊博的文学和历史功底”，“对中国文化之熟悉不亚于对自己家中的物什”。几乎所有的赞美词都给倾筐倒箧地用上了，通俗读物及其作者，哪能达到这样的“巅峰”啊！你说它是学术随笔吧，那就得看你是从什么角度来评述了。一般说来，余秋雨们对于“学术”的桂冠是不会回避和拒绝的，但当你想按照学术论著的要求，对其中引用的史料和存在的诸多文史知识差错提出批评时，他们就会像宁志荣那样，用文学或散文的一般定义来作挡箭牌，说什么“散文就是散文，散文不是历史教科书，不是工具书，很少有人通过散文来学习历史知识的。文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它主要不是讲对与错，而是讲美与丑，讲情致、韵味和意境”。真是“凭着嘴唇两片皮，出口都是他有理”。但不管这帮爷们儿如何强词夺理、巧舌如簧，既然余秋雨是以一个“著名学者”的身份，来对中国历史上真实的人物和事件作一本正经的反思和拷问的，读者就有理由要求他：把人和事搞搞清楚，不要张冠李戴，牛头不对马嘴；把文献查查准确，不要鲁鱼亥豕，猴年弄成马月；更不能篡改史料，瞎编故事，哗众取宠，贻误正在成长中的青年一代。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难道过份吗？！
为了说明“历史散文”这种两栖类作品在社会上产生的实际效应，我们不妨再来听听台湾政大历史系教授彭明辉先生提供的信息：余秋雨已成为很多高中生心中“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见9月3日《联合报》）
第六部 幕后的动作，微妙的迹象第3节 “伟大的历史学家”
这种现象，发人深思。作为一个散文作家的余秋雨，从来没有在大学的讲坛上教过一天历史课，也未曾发表过任何研究历史的著作，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荣幸地登上“伟大的历史学家”这样崇高的学术台殿呢？说穿了，还不是《文化苦旅》、《山居笔记》这两本历史题材的散文集为他衬脚垫底的吗？！宁志荣虽然也号称
“作家”，创造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