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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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指谬的大家风范 孙厚璞
中国文坛，大学问家因为自己的著作出现差错被人指出，而表现出大家风范，并与指谬者结为友好的佳话，层出不穷。下面就是常在我的头脑里萦绕的两个例子。
1975年9月，《汉语大词典》编纂筹备工作刚开始，我与金文明共事。次年初夏的一天，金文明兴致勃勃地要我品尝碧螺春茶，我问他茶叶的来历，才知道是复旦大学教授刘大杰先生送给他的。他满足了我的好奇，向我介绍了他与刘先生结识的经历。70年代初，毛主席当面向刘先生提出要他修改重版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该书第一卷出版后，金文明在阅读过程中发现史料差错大小近70处，便“冒昧”地写成书面意见给刘先生参考。刘先生看后大为赞赏，不仅接受，而且把刚出版的第二卷交他的女婿潘某上门送给金文明，希望能继续指出书中的不当之处。金文明当时一面参加《辞海》的修订工作，一面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体例的起草，工作非常繁忙，仍在业余时间认真阅读，查找文献，进行研究，写出书面意见，交给刘先生。对此，刘先生非常感激，便邀请金到家中小酌。两人相谈甚欢，金离去时，刘先生郑重地将两听茶叶和一条中华牌香烟送给金，我也因此而得享口福。刘先生病逝后，复旦大学中文系编《刘大杰古典文学论文选集》，刘先生的夫人李辉群老师特将选定的文稿嘱女婿送请金文明过目，以免出版后留下遗憾。据我所知，金一如既往，怀着对刘先生的敬重之情，完成了此事。书出版后，刘夫人在赠书上亲笔题写“文明同志教正”字样，以表达对金的谢意。
1983年9月，《汉语大词典》第三次编委会议在厦门召开。《汉语大词典》顾问、北大教授王力先生出席，同为顾问的杭州大学教授姜亮夫先生因事未能赴会，特委托他的学生、《汉语大词典》编委林菁向王先生致意。那时天还很热，一天傍晚，我陪同林菁去看望王先生，只见他正摇着扇子与几位同志在交谈。我俩坐定以后，林菁对王先生说，来前姜先生嘱我向您转致敬意，并为他主编的《语言学论丛》上刊登批评王先生的文章表示歉意。王先生听后爽朗地笑了，说：“这有什么呢？批评不是坏事，请你转告姜先生不必介意。”在询问了姜先生的情况后，要林转致他对姜先生的问候。我想，像这样对待他人指谬所表现出的大家风范，对后学会有所教益。出版家倘能把这类故事结集成书，想必也有助于净化学界的风气。
（2003年8月1日《解放日报》。作者原为汉语大词典编写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上海图书馆副馆长）
8月1日至3日，白天由沈登恩先生陪同，乘船参观游览了维多利亚海港，又至几家书店了解台湾版《石破天惊逗秋雨》的销售情况。晚上参加书市的签名售书活动。许多香港读者前来排队购书，一些年长的学者还在书摊前同我交流对余秋雨现象的看法。据沈先生告我，书展期间，《石破》一书共售出一千余册。
月初，上海《采风》杂志2003年第8期出版。该刊在《专家圈点“逗咬余秋雨”》专栏中发表了复旦大学顾孝鸣、孙时进，上海大学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李宏图四位教授，以及上海作协专业作家沈善增先生的评点文章。分别转录如下：
专家圈点“逗咬余秋雨” “无名”逗“英雄”
顾晓鸣（复旦大学历史系旅游系教授、博导、著名文化分析和规划专家）有两句话，这几十年里一直都无法忘掉：一句是毛主席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一句是巴尔扎克说的：“名声是公众的妓院”。扳扳手指头，金文明先生的“力把”要比余秋雨先生来得大，但余先生因为名气响反而被更多的人知道。今天，作为前辈的金先生竟然“逗”自己年幼的余先生，实在是意味深长。有人怀疑金先生要借余先生出名，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仍是严酷地反映了一个真实：人们还是以“名”为支点在思考和评估一切或宏大或碎屑的情事。“名”作为一种覆盖个人肉体存在的社会符号或社会图腾，扭曲了本来非常简单明白的语词勘误。本来光明正大校正的人，却怕给人有“好为名人之师”的印象，因而主动降格处理，嬉称为“逗”，希望比自己有名的年轻人，不要较真。但不料这“逗”字又泄露了一种不满“名人”粗疏倨傲刚愎自用态度的“无名之火”。于是，“逗”字变得严肃，成为后现代大众社会一种对待名人的新文化：我躲不起还“逗”得起。“逗”已成为广大无名者在名人占有文化制高点和话语繁多性的情况下，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技艺。这回一“逗”一“论”一“争”一“辩”，使得无名的读者成为文化的主动鉴赏者和创造者。今后再要作些批评，就不需要自嘲称“逗”了。而还有点看名人出丑的悻悻心态的你我，也将跳出“白相”名人的“蹈江湖”的状况，而自立于名人之林。
想看“咬文”还是想看“咬人”
孙时进（复旦大学心理研究中心主任、心理学博士、上海高校心理咨询协会理事长）在没看金文明先生的文章时，我还以为是小年轻为出名来“咬人”。看了金的文章，我的感觉是，金最初的本意确实是“咬文”———开始，咬余这个人本意也是为他咬文服务的，他咬我孙时进的文，当然是随处可咬，但对金想教育的莘莘学子的教育作用的效果可能就大打折扣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余应为能当这个“靶子”而高兴，不说是做到“为了孩子，向我开炮”，至少也应该按小学时老师就常告诫我们的那样：“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应该对金先生心存感激之情。哪怕他是故意和你过不去，也没必要气急败坏。金在《我不是为余秋雨写的》一文中对余的评价是：“聪明、文思敏捷、文章写得好是事实”；“涉猎甚广”；“但他的古文基本功太差”。这些评价还是中肯的。但后来金先生用“鬼画符”、“笑掉大牙”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句对余，就给人感觉是在“咬人”了。当然对余先生来说古文功底没必要像金先生那样，他毕竟不是搞编辑、校对和编《辞海》的。人们要看他的文章并不在乎他的“致仕”一词的含义是否准确，在意的确是他的思想和观点。所以金先生不要指望余放下他的大文化兴趣，恶补古文和文史知识。当然余也没必要也不可能把《咬文嚼字》和《辞海》办成不辨古代文史细节的“大文化”。《文化苦旅》和《咬文嚼字》是不可互相替代的。
看《“逗咬”余秋雨》、《“咬嚼”余秋雨》等文章的名字就知道。金、余二位从“人咬文”发展到“人咬人”除有个人原因外，一些唯恐天下不乱的人和媒体“功不可没”，他们在有意无意的促成“人咬人”，希望看到“人咬人”的热闹局面出现。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6节 通俗文化领域也要讲认真
田兆元（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史学博士、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现在学术界在打假，伪学术人人喊打，不少假大空的所谓名人在学术界无藏身之地了。于是，有的南郭先生就奔到通俗文化领域，利用大众媒体，在公众眼前扮文化英雄。遇到批评，还要反唇相讥，说人家是想借自己出名，而自己是文化名人；并美其名曰“关注大文化，不拘泥学术小细节”。我们有些教授“万事通”，对自己一窍不通的问题也俨然专家模样，弄得对起码的常识都颠三倒四，是不是严重违背文化道德的基本底线？其实，即使在通俗文化界，也应该打假，也要建立规范。我觉得现在不是一个“咬人”还是“咬文”的问题，也不是一个余秋雨的问题，而是要建立一种通俗文化的创作和批评的规范的问题。通俗文化领域现在问题很大，主要是逃离和拒绝规范，连起码的规则都不讲。人谁无错？犯错就要认错改正，向读者道歉，这非常正常。不懂不要装懂，批评严肃认真，这应该是基本的起码的治学道德底线。当然批评也要讲规范，不是简单攻击人，应着眼通俗文化建设。毛泽东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恐怕是讲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员最讲“认真”，不敢认真的“名人”那当然谁都怕。无论是学术界还是通俗文化界，是不是都应该以“认真”二字作为行为底线呢？ 文化批评的氛围和规则 李宏图（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最近，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阅读了一批国外的学术研究动态，发现学者们之间的学术批评异常热烈，而且这些人大多都是鼎鼎有名的学者。仔细考察之后，发现了两个有趣的现象，一是大众传媒对这些批评没有“爆炒”，就是学者们自身也没有对这些批评表现出任何惊讶和特别异样的关注。二是这些学术批评都遵循着早已形成的学术批评规则。如果进行概括的话，这种规则可以分为一是学理上的争论，二是对学术“硬伤”的批评。为什么这些批评不会在大众媒体上被热炒，尽管有些批评的文章也是在大众媒体上进行，实是因为长期以来在学术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了学术批评的氛围和机制，达成了一致的共识，如果没有学术批评，就不会有学术的发展和进步，探求到学术的真理。其次，在批评中，参与批评的学者们都遵循着既已形成的规则。它可以简括为，他们之间可以在学理上互相批评指责，言词也可以颇为激烈，但在大凡常识性错误的“硬伤”被批评者指出之后，那还是无话可说，因为这体现为对学术的敬仰和虔诚。如果你对此还强词夺理，可能要被学界众人所贻笑了，这是由于你的学术素养不够所致，你怎么还可能振振有辞呢？
讲了这么多西方学术批评的例子，再回到目前关于金、余二人间的文化批评，本是一场很平常的文化批评，但我们的大众传媒给予了太多的关注，这本身就反映了我们批评的氛围和机制还不成熟。同时，透过两人激烈的争论，分明也可看出，批评的规则也还未建立。说得明确一点，金先生挑出了余先生文章中的一些“硬伤”，如若确实的话，余先生不必回避，承认总比不承认要好，况且即使你不承认，读者们也自有公论。至于散文如何写法这样的义理性问题应该在另外一个层面上来讨论。究竟在散文中是否因无碍其优美动人而允许出现“硬伤”，还是反之，这可以由文学界进行一场学术讨论来评判。 批评的热闹与悲凉
沈善增（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上海作家协会理事）
金文明逗秋雨，余秋雨照文明，报刊上连篇累牍，不亦乐乎，似乎是后非典时代文坛重振市面的第一个大行动，然而，总让人从这热闹中读出悲凉的意味。
本来，任何人的任何著作有明显的文史错误与语病，都是可以也应该批评的，谁都有资格也有理由批评，错误少的写篇文章，错误多的出本书，都是很自然的事。然而，批评文字主要是写给读者看的，免得谬种传流、误人子弟。作为批评者，当然也欢迎被批评者反批评，因为真理是越辩越明的；但是，并不在乎被批评者有没有反应，更不会把被批评者对批评意见的态度作为撰文出书的理由。而金文明先生却郑重其事地向记者申述了一通“为什么要批评余秋雨的理由”，其中，余秋雨“拒谏”是个很重要的因素。这条理由很煽情，但是，至少有意无意地把注意力引向了“人而非文”。试问，如果余秋雨“纳谏”态度很好，金先生是不是就将这一百多处错误马马虎虎放过了呢？这样，广大读者，特别是莘莘学子们不就蒙“不（明）白之冤”了吗？本来，批评环境的不正常，有人借批评名人而爆得大名，以骂倒一切来抬高自己也是有的，金先生顾忌到这种情况，怕沾膻味，因此解释一番，也属正常。但反过来被余秋雨照出“从咬文发展到咬人”，又好像真有点授人以柄。所以，不仅批评的缺席反映了批评环境的不正常，就是批评的出席乃至热炒，其实也可以反映出批评环境的不正常。从金先生的夫子自道，也可以看出我们已经久违了正常的批评，甚至好像把它忘了似的。
同样，余秋雨对媒体所作的答复。有些话不能说没有道理，如要着力于中国文化建设，着重于大的方面等。类似意思，他在文章中也表达过。但这些话，作为反批评似乎不应该由他自己来说。“秦汉雄魂，唐宋风范”中固然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气魄，但恐怕也不能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来为自己文中疏漏之处辩护。像“舜逐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