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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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的“五经世学”是些什么货色？》。转录如下：
丰坊的“五经世学”是些什么货色？ 金文明
余秋雨先生在《文化苦旅·风雨天一阁》中，将明代书法家丰坊同天一阁主人范钦作了一番比较，他说：
与范钦很要好的书法大师丰坊也是一个藏书家，他的字毫无疑问要比范钦写得好……他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丰坊的“五经世学”究竟是什么货色呢？
余先生在这里给“五经世学”打上了一个书名号，并且冠以“专著”二字，显然是把它当成一部书来看了。这恐怕是一种误解。例如人们常说的“十三经注疏”，其实并不是一部著作，而是十三种儒家经典注释本的合称，行文中提到它时，是不宜写成《十三经注疏》的。所谓丰坊的“五经世学”，我看也属于这种情况。
关于“五经世学”的名目，明、清两代的学者都曾经提到过。黄宗羲在《丰南禺别传》（丰坊号“南禺外史”）中说：“见坊所著‘五经世学’，穷经诚有过人者。”他对丰坊“穷经”所下的功夫无疑是肯定的，但“穷经”并不一定在学术上有创获。两汉时期那些皓首穷经的儒生们，有几个留下了传世之作的？清代著名史学家全祖望，在他的《题丰氏“五经世学”》一文中，列举了丰坊赖以立身成名的五部著述，作了全盘的否定。他说：
丰氏既谬造《石经河图》、《石经鲁诗》、《石经春秋》、《石经大学》，又谬造高丽《尚书》、日本《尚书》，于是又造先儒所为诸传记以辅翼之，而皆托之清敏（丰坊远祖丰稷，北宋时人，卒谥清敏）或其大父（丰坊祖父丰耘）所传。
原来丰坊的“五经”，指的是《河图》、《鲁诗》、《春秋》、《大学》和《尚书》；所用的底本，前四种是石经，最后一种《尚书》则来自高丽和日本，据说都由他的远祖丰稷和祖父丰耘一脉相传。众所周知，传统的儒家“五经”指的是《易》、《书》、《诗》、《礼》、《春秋》，而《河图》原来与《周易》八卦的卦形相附会，不属于正宗的经典，《大学》只是《礼记》中的一篇，两者也不能等而视之。因此，把《河图》、《大学》跟《鲁诗》、《春秋》、《尚书》合起来称为“五经”，这本身就是一种不伦不类、自我作古的说法，八成儿出于丰坊本人的杜撰。尽管从后世书目文献的著录来看，这五部各自分立的著作并没有合成一部出版，但当时丰坊肯定曾把它们合称为“五经世学”的。既然作者自己这样说了，别人也就跟着沿用。所以，黄宗羲和全祖望在文章中提到“五经世学”，并不等于事实上存在过这么一部书。
从上面引述的全祖望那段话来看，他对丰坊的五部“世学”，先后用了两个“谬造”来评断，其否定的意思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不妨再来看看《明史·艺文志一》的记载。在它的“经书”中，丰坊的书只著录了一部《古易世学》，而该书下面的附注说：
坊云家有《古易》，传自远祖丰稷。又有《古书世学》六卷，言得朝鲜、倭国二本，合于今文。古文石经、古本《鲁诗世学》三十六卷，亦言丰稷所传。钱谦益谓皆坊伪撰也。
这里已经没有了《大学》，所谓的“古文石经”是否指《春秋》，也不得而知。剩下的《古易世学》、《古书世学》和《鲁诗世学》三种，也被清初学者钱谦益全部称之为“伪撰”，跟全祖望所说的“谬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丰坊的“学问”究竟如何，便可想而知了。
最后引述一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丰坊的著作及其文品和人品的评价。该书只收了他的四部“世学”，所谓“五经世学”的名目也被摒弃了。究竟这部未被著录的“世学”是亡佚了呢，还是丰坊压根儿就没有写过，现在已无法考定，但由此也可证明，当年出自丰坊之口的一部完整的“五经世学”确实是不存在的。
《古易世学》提要说：“坊平生喜作伪书，于诸经皆窜乱篇第，别为训诂，诡言‘古本’以欺世，此其一也。”
《鲁诗世学》提要说：“其书变乱经文，诋排旧说，极为妄诞……伪书之贻害于经术者，甚矣！”
《春秋世学》提要说：“是书自称即其先世宋御史中丞稷（丰稷）之《案断》而为之释义，故曰《世学》。然‘案断’之名，宋人书目及《宋史·艺文志》皆不著录，向来说《春秋》者亦所未闻，其伪盖无足辨也。”在《古书世学》提要中，作者更征引《日知录》、《明英宗实录》等学术名著及文献资料，对此书大量作伪的内容逐条进行了有力的批驳。综上所述，这四部所谓的“世学”著作，都是思想上毫无新意、学术上妄诞欺世的伪书，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余秋雨先生说：丰坊“在其他不少方面的学问也超过范钦，例如他的专著《五经世学》，就未必是范钦写得出来的。”这种随心所欲的发挥，完全是无知妄说。范钦没有这类著作，其实是他不愿写，不屑写。如果余先生了解了我在上面引证的全部史料，也许就不会如此信口开河了。 （载台湾修订版《石破天惊逗秋雨》）
金按：本文发表时，原题为《何来〈五经世学〉？》，署笔名“封常曦”。友人黄曙辉来函指出：有关的书目文献，虽然未曾著录丰坊五部解经的“世学”，而且所存四部也都是欺世盗名的伪劣产品，但他确实自诩写过“五经世学”，明末清初的学者也曾不止一次地提到。为了更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对原文作了补充和修改，篇题也改用现名。读者如需比照，可检阅《咬文嚼字》原刊。上引改稿，现已收入台湾修订版《石破天惊逗秋雨》。
夏秋之交，《咬文嚼字》编辑部收到余秋雨助手金克林的来信，说：余先生今年起不再从事文化工作，请你们不要再给寄《咬文嚼字》了。从此，编辑部便遵嘱停寄刊物。
上海《新闻午报》、《新民周刊》载
助手金克林、上海作协负责人分别谈余秋雨“退刊”
金按：从一直接受赠刊，到突然致函谢绝，其间的原因何在呢？根据当时看信后的直觉，我认为是由《咬文嚼字》发表了批评余秋雨文史差错的文章后引起的。但余秋雨助手金克林却一再声称：寄赠的杂志太多了，余先生根本没有时间看，为了节约，才通知各杂志社不要再送的。直到2003年11月12日的上海《新闻午报》上还这样记叙说：
余秋雨的助手金克林颇为无奈地告诉记者，余秋雨现在每年大约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上海，其余时间都在外地，而当时每个月从全国各地寄给余秋雨的杂志达118种。出于节省资源的考虑，余秋雨工作坊将这些杂志都寄回，并将情况嘱告各杂志社。
金按：如果金助手说的情况属实，那我真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但让人弄不明白的是，在2003年第25期《新民周刊》上，还有一段类似的赠刊和退刊的记载：
据上海作家协会的负责人透露，两年前，余秋雨也将作协赠阅的《上海文学》和《萌芽》退回，连信封都没拆，更别说一纸原因了。作协负责人对余秋雨这一“不通人情”的做法表示不可理解。前年在上海市作家协会第七次全体会员大会上，余秋雨作为候选人参加理事会选举，结果落选了。虽然余秋雨本人没有参加这次会员大会，但在唱票现场还是有不少作家颇感意外。后来作家圈内有少数人认为，余秋雨的落选，与他对上海作协工作关心不够有关。但这个选举结果并不利于上海作协的形象。之后，就出现了余秋雨将赠阅杂志退回的事情。有人说：余秋雨对上海伤透了心，他不想与上海的文化人多交往了。
金按：俗话说：“无巧不成书。”为什么这两件事情都凑巧发生在余秋雨身上呢？如果说我这个名不见经传、想要靠名人出名的老头子是“小人”的话，难道作为上得了台面的“上海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也成了“无事生非”的“小人”？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吧！反正情况就是这一些。我无权否定金助手的辩白，金助手也无法阻止别人有这样那样的揣测。好在余秋雨曾经说过：“世间事物有很多可能性。”那就让广大的读者面对以上两种不同的说法去发挥想象，作出自己的判断吧！
第一部 “金余之争”缘起第3节 对这位文化名人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7月间，远方的朋友寄来《秋风秋雨愁煞人》一书（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月版）。我读了其中附录的《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对这位文化名人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此文原载1999年1月7日的《文论报》。当年1月18日的海外华人社区（hccbbs）网站“名人文摘”专栏也曾全文转录。由于我孤陋寡闻，所以直到一年半后，才有幸读到余秋雨这篇声讨盗版集团和“文化杀手”的著名檄文。现将其中比较精彩的片段摘抄如下，以飨读者：
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 余秋雨
……近几年来，我已有一个经验，凡有一个新的盗版本出笼，报刊间一定有几篇用极夸张的口气批判我的文章相配合；反过来也一样，一见特别怪异的批判文章，立即就能在书市发现新的盗版本。这已经被反复验证了十几次，屡试不爽。这次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盗版本，正如所料，又兴起了一个批判潮。同样的文笔和口气，同样的炫耀和训斥，同样的挖苦和忌恨，而且同样，又不断地更换着一个个化名。这样做的行为模式不难解读：一个人在大街上遇到抢劫，正要奋力追抓盗贼，突然横向里冲出来两个蒙面人，拦住被盗者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
蒙面人辩解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中国文化的“纯净”。但谁都看到了，他们此时此刻站立的，正是文化盗贼的作案现场，抢劫者们正在他们身边穿行。他们居然拉着被洗劫一空的主人大谈散文的写作方法和千年前史料的引征技术，更奇怪的是，谈这样的问题居然装扮出怒火万丈的样子！
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都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
……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
我们是不容易受到干扰的一群。不管耳边多么喧嚣，也改变不了心中的基本判断。其中一个基本判断就是：在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如果不驱逐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将从根本上失去原创力，在21世纪国际间诸种文化的对峙、对话中将处于弱势。现在，文化盗贼和文化杀手们已经有比较大的活动空间，他们打着多种名号，利用多种网络，对一个个作家、一本本著作连着开刀，轮番劫持，而我们的当代文化资源本来就不丰富，因此要不了几个回合，处处便是大漠荒荒、夕阳残烟。 金按：余秋雨的这几段文字，可谓气势恢宏，妙论迭出。他手持两条青皮竹篾，一条名正言顺地打在盗版集团的身上，另一条却牵强附会地抽向他所谓的“文化杀手”，而且两者的罪行都被上纲到“令人发指的刑事大案”。从檄文描述的罪状细节来看，余秋雨鞭挞的重点对象又似乎是后者。这就难免要让人疑窦丛生了。究竟什么是他的“醉翁之意”呢？据他说，这些“文化杀手”的罪名，是配合盗版集团对他“兴起了一个批判潮”。“批判”文化名人，该定个什么罪呢？法律上似乎没有明文的规定。何况余秋雨所谓的“批判”，说来说去，无非是有人对他“散文的写作方法和千年前史料的引征技术”提出了意见，或者“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这怎么能谈得上“令人发指”的罪行呢？经过仔细琢磨，我终于悟出了这位“散文大师”极其隐秘的心理：原来他拒绝一切来自外界的批评和指摘，特别是纠正他文史差错方面的意见。前者一般还容易对付，但不断的干扰使他心烦意乱，不能定神静气地去从事文化的“创造”，后者则会暴露他学问功底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