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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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晋商或是在康熙开禁前，自发走西口时发迹的么？非也。要知道，史家研究晋商，是特指明清晋商，黄鉴晖先生曾有专著论列。追述历史，晋人善贾可以上溯到先秦，如大贾计然、猗顿、段干木皆为代表。秦汉以后晋地商业繁荣，巨商辈出，代不乏人。山西灵石曾发现汉代罗马铜币，可说明当时晋地已有中外交流迹象，南北朝、五代、辽金元的中华民族大融合时期，周边少数民族与晋地汉族之交往频繁，商贸不断，堪为中国民族交流史之最。到明朝，晋商崛起已确然无疑。但明之晋商决不是靠走西口发迹的，而是靠以贩盐为主的商贸活动赚大钱的。清前期民间犯禁走西口主要是去开荒种地，兼有一些商贸活动，却并非主流。明初晋商发迹主要得益于洪武前期实行旨在加强边防的行盐“开中法”，其获利丰厚而稳定，且有地利之便，包括煤铁之乡的雄厚资源，从而提供了晋民谋利从商的优先条件，这绝非余氏所言因晋地客观环境差这单一条件所致。明隆武以后，明廷又与蒙古在三边九镇实行通关互市（茶市、马市），促进了双方商贸事业，使晋商大有用武之地，而其时尚有东口张家口、大同等与西口并列的贸易中心。其后清初统一蒙古诸部，雍正年间开辟中俄边贸，才有晋商的大发展乃至票号创办，成为汇通天下之金融巨子。这就是晋商崛起发达的大致历史轨迹。
第四部 北上津、晋第4节 晋商在明代就是“海内最富”
晋商在明代就是“海内最富”，其特点：一是具全国性，足迹达国内三分之二的行政区，经营行业有盐、铁、茶、丝绸、棉布、粮油、颜料、杂货、典当、木材等十多种，同时平阳与上党商人还有出海外牟利者。二是在张家口、北京、保定、真定及东北、川广、两湖、江浙等重要市场占据优势，在各地建造会馆以晋商最多，北京之老字号如六必居、都一处、万全堂、乐仁堂、洪吉纸号皆系晋商经营，而寄籍扬州之晋商就达数百人。三是晋商资本雄厚为天下之冠，如沈思孝《晋录》云：“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全国商帮中以晋商与徽商最著名，谢在杭《五杂俎》卷四称“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罂粟，其富甚于新安。”所有这些史实很容易在有关晋商研究的史料、著述中找到，一查即知明代晋商的豪富不待走西口之后而然。所谓走西口，先是指走右玉的“杀虎口”，杀虎口原称“杀胡堡”，清初统一蒙古后改名“杀虎口”，设关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对应于张家口（东口）而称西口，从此方开始了晋人“走西口”的历史。就对蒙贸易而言，由于清廷营建归化城，西口就由杀虎口移至归化，《绥远通志稿》卷四九（民国抄本）称“绥为山西辖境，故经商于此者多晋籍。其时贩运货物，经过杀虎口交纳关税后，至归化城行销无阻。”余秋雨称引的祁人乔贵发是乾隆初（1736年）与同伴秦氏出走口外的，而平遥人雷履泰首创票号更是在其后的道光三年（1823）。余秋雨论断晋商是发迹于走西口，说明他完全不了解晋商在明代兴盛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宋元以来晋商积累资本的漫长历程更不在他的视线之内，这可真是“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只知其流，不知其源。
我们不能当阿Q
对上述史实，只要翻一翻1988年出版的《近代的山西》（山西人民出版社）等著述即可知其梗概，何须“查检一本又一本的书籍，阅读一篇又一篇的文稿”。老实说，我怀疑余秋雨根本没有下这种读书的笨功夫，在《抱愧山西》一文中，余秋雨说他只找到有关票号史的两本书，难怪他不了解晋商在清代以前的情况。票号出现于晋商发迹很久之后的道光年间，于是，听过《走西口》小曲的余秋雨便硬要锁定走西口为晋商发展的起点。大概余先生是不屑于花时间治史的，因为他有特异功能，如他说在乔家大院看到有清扫者，“一一看去，大都姓乔”，连问都不问，只靠眼睛一看，便知对方姓甚。这不是特异功能“天眼通”么？问题是这种眼功毕竟靠不住。倘只是浮光掠影，两眼朦胧，找两本书一翻，就敢大谈古今中外，岂不是眼高于顶自误误人么！
不过，还是要感谢余秋雨的一腔美意，他毕竟是想让山西人汲取历史经验，发展市场经济。这番好意我们心领了。但山西人知道，廉价的赞美盛意可感，兴晋富民的大业还是要靠自己从头干起，不能陶醉于先人的业绩，何况余先生提示的东西还是无根之谈呢。我们不能当阿Q，尤其不能当“傻冒”阿Q呀！
降大任先生又撰写了评论拙著《石破天惊逗秋雨》的文章。谬承过奖，深感汗颜。特 录如下：
“科学小买卖”的倒灶
———读《石破天惊逗秋雨》感言降大任
暴得大名、走红文坛的明星余秋雨先生算得上是一把写散文的好手。只是，千不该，万不该，他非要写历史散文，还是什么历史大散文。可文学一旦与历史挂上钩，就由不得你信马由缰，胡拉乱扯。谈历史要尊重史实，史实是坚硬的，不能想当然；文学则侧重形象，是软性的。思接千载，视通万里，驰骋想象，无所不可。文学中涉及史实，想象力就要受到限制。隔行如隔山，余先生的历史大散文往往依托史实抒情言志，大发感慨，却热衷于称心肆口，蔑视史实，这就势必出差错。出了差错，被人纠正，理应感谢。无奈余先生师心自用，自以为是，容不得半点批评，公然宣称对批评“当然不能接受”，甚至反诬批评者指出的“差错”是人家“编造”的。这就很不诚信、很不老实，激起学术界的反感也是很自然的。于是，有金文明先生专著一书为余书指谬，此书名为《石破天惊逗秋雨》，副题为《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书海出版社2003年版）。金先生这本书，是一本严肃的负责任的书，书中所辨余秋雨大作中差错一百多处，基本上是实事求是，有理有据的。余秋雨的书行销上百万册，影响极广，特别是余秋雨近年频频讲学、旅游、出镜头，在诸多公众场合，作博古通今大学者状，令青年仰慕。然其书却有那么多的差错，以讹传讹，贻误大众，后果是严重的。金先生不畏权威，挺身纠错，实大有益于读者，尤有益于青年，这是值得称赞的。从金书所指，余秋雨有许多错误犯得很低级，如说娥皇、女英是舜女，吕洞宾是道家始祖，王安石善识别小人云云。但实在说，余有些错误非专家亦不易辨，如说《岳阳楼记》写于岳阳楼、李白与苏轼都曾想归隐天柱山、姜白石与范成大分手于虹桥等，纠正这些胡说，都需要做一番考证。但这并不能成为为余的错误开脱的理由。余秋雨既然涉及这些史实，就该自己先弄清楚再下笔。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大不可也。奈余肆无忌惮，逞臆妄言，可谓英雄欺人，霸气十足。这哪里有学者的样子！余先生，你还能再说金先生所指诸误是编造的么？应当说，这不是金先生有意同你过不去，专找你的岔子，而是你自视过高、咎由自取呀！金先生的纠
错之书至少有这样三点价值：
一是消解对某些著名学者的迷信，倡导科学精神。在诚信缺乏、连学术界亦被污染的当今，敢于逆时风而行，实事求是，破除迷信，揭示历史本真，毅然拨乱反正，这是需要勇气的。这种精神，我们理应推崇，理应大加发扬。
二是儆戒文坛，下笔谨慎，养成良好学风。古人云临文不苟，就是写文章要对读者负责，不可信口雌黄，欺世盗名。古人又云：见贤思齐，见不贤内自省焉。余秋雨作为一个坏样板，确实可以成为弄文者的一面镜子，令人反省。我本人当编辑多年，天天与文字打交道，从来不敢说自己校对水平过关。况本人的文章就有不少差错，思之颇怀歉疚，对不起读者。有人为我指正，我深为感谢，至今难忘，因为指误者帮助我进步，使我少犯错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岂能反生怨恨、恩将仇报乎？当然也有恶意进行人身攻击的，但这是另一码事，一笑了之，无须纠缠可也。必要时，还可以反批评，辨明白黑，以正视听。“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才是真学者的风度，是需要提倡的。如此，学术才能进步，文坛才能繁荣。
三是要有自知之明，文人要懂得自重。天下学问太多，一个人不可能什么都懂，弄文学当然可以越界进入史学，但文学有文学的范畴，史学有史学的规矩。插足于本行之外的学问，就要多听多了解人家的行情行规。余秋雨不是这样，弄文学游刃有余，弄史学等就捉襟见肘，力不从心。随意从史料中抓点东西，就洋洋洒洒，任情发挥，不着边际。且由此暴得大名，目中无人，不闹笑话才怪。这种教训，不独应成为余氏的财富，亦是我辈文人的殷鉴！以上三点，我以为对学界、对文人均十分有益，因此，我感谢金先生写了这本好书，感谢书海出版社出了这本好书。以往对名人之作纠错，写几篇文章足够。如今纠余之误竟要出一本专著，这也算破记录的事。可见时下学风堕落之严重！再从此书的价值往深里想，余秋雨的问题恐怕不单是个人水平问题，而且与当今文坛学界浮躁之风有关。像余秋雨这样的文人，文史素养很一般，动不动就下笔出错，其书却一时风行天下，声名鹊起。这是什么原因？我以为，一是余氏善于文辞，花拳绣腿，抓住一点历史故实，就能云山雾罩地敷衍成章，颇能迷人眼睛。这也算一点天才，一种本事。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小聪明”，能搞一些“科学的小买卖”（恩格斯语）而已。倘若赚了一把，适可而止，也就罢了。然而余氏不知进退，一而再，再而三，小买卖弄得一发不可收，弄成了跨行业大公司，这就埋下隐患，不砸锅倒灶不止。西谚云，你可哄众人于一时，可哄一人于一世，不可能哄所有人于永久。此之谓也。可见追名逐利之风导致泡沫，如影随形，现世立报。二是优秀的传统文化普及程度太差。由于转型期人们思想不适应，多务金钱、名誉、官位的竞逐，忽视文化素质的提高，许多读者就极易被余秋雨的虚浮文字蒙骗，这说明，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教育，首先是诚信文化的教育，亟须补课。这不仅是文化部门的事，也是全社会都应协力合作的一项工程。真希望多出几位金先生这样认真的读书人。当今文坛学界呼唤诚信，而学术界闹小买卖的太多了，任其哄买哄卖，文坛学界危矣！
不过，这里也要为金先生之书指瑕，金书有《吕洞宾是道家始祖吗？》一节称吕洞宾是唐代道士。按，已有专家（陕西师大教授李裕民）考证吕乃五代末至宋初人。金书又以“捡”为“拣”字之误（见249页），按，现今词书规定二字尚可通用，未为大误。指出这两条小疵，供参考，想金先生不会怪罪吧。
在山西期间，曾去平遥乔家大院等地游览，参观余秋雨去过的一些地方，购置了《山西票号史料》、《明清晋商及民风》等书籍，拟在今后对晋商问题作进一步探讨。获悉《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台湾版已印出，并接受台湾远景出版社邀请，于7月29日乘车返回上海，准备赴港参加7月29日———8月3日的书市，为香港读者签名售书。
第五部 再“战”香港第1节 （2003年7月下旬—8月初）
（2003年7月下旬———8月初）
2003年7月中旬，曾接台湾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先生电告，余秋雨将其在《深圳商报》上发表的《余秋雨谈所谓的“126处差错”》送香港《信报》发表。沈先生获悉后，即向《信报》提出，金文明先生的《石破天惊逗秋雨》（台湾版）很快就要出版，希望能将金的《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同余秋雨的文章同时发表，让香港的读者能全面了解两个人的观点，以便作出自己的判断。
7月22日至25日，香港《信报》将我一万三千字的《对余秋雨“回答”的回答》分成四天连载，每天四千余字。据说这种情况在《信报》历史上是罕见的，引起了香港广大读者的关注。
7月26日，《信报》刊载《余秋雨谈所谓“126处差错”》，使“金余之争”形成了两军对战的局面，预示着新的论辩高潮即将到来。同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刊登报道：《余秋雨在上海被“咬”———著作中有126处被指有文史差错》。又发表记者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