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梧桐叶落时-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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傻瓜。他也趁此机会过足了一把胜利瘾。他还举了一个《康熙字典》的书例，说明自己没有写错，但就是把《文化苦旅·狼山脚下》明明白白地印着的“《康熙词典》”避开了。对于这样不顾论辩规则的油滑对手，你拿他还有什么办法呢？
⑧我指出，余秋雨错误地把金圣叹当成了大明的忠臣。他反驳说：“我的原文是：‘真正能够导致亡国的远不是这些才子艺术家。你看大明亡后，唯有苏州才子金圣叹哭声震天，他因痛哭而被杀。’才子，当然不算‘忠臣’。他又在歪曲我了。《辞海》说金圣叹‘入清后，以哭庙案被杀。’我和《辞海》错在哪里？”金文明答：读者根据他那段原文的逻辑，当然会得出一个结论：金圣叹因痛哭（大明的灭亡）而被杀；金圣叹是大明王朝的忠臣。但事实上是，“哭庙案”并不是哭大明王朝的，而是清初吴县诸生为了抗议贪赃枉法的县令而进行的“抗粮哭庙”。“庙”指的是文庙（即孔庙），而不是明朝皇帝的“宗庙”。余秋雨在这里恐怕是把“哭庙”当作“哭明”了吧。《辞海》说金圣叹“以哭庙案被杀”，可以理解为“受哭庙案牵连而被杀”。根据当代学者的考证，金圣叹并没有参加聚众哭庙的行列，他是后来被牵连进去的。余秋雨对金圣叹的一生懵然无知，还要信口开河，大谈什么“哭声震天”，实在是不应该的。 3。仅仅是排错、印错吗？
关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三书中存在大量文史差错的问题，余秋雨说：金文明也指出了一些显然排错、印错的字。例如把“ ”排成了“樽”，把“钺”排成了“铖”，把“ ”排成了“振”，把“叶昌炽”排成了“叶炽昌”……本来应该向金先生道一声谢的，但后来一看他这些天造出来的“石破天惊”的声势，觉得味道实在太不对了，只得免除这个礼仪。……像金文明这样顷刻之间把每一个错排当作严重的文化事件在南北报刊上发出整版声讨的，估计也是空前绝后。金文明答：余秋雨的这段话，充分证明了我事先对他的估计。他是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文化“强人”。在我第一次选摘给《济南日报》刊登的他的文史差错有四十个，其中绝大多数是无可辩驳的，他几乎全都回避了。可见他是不会承认自己的“历史散文”中存在任何差错的。有些实在无法否认的人名差错，他会一古脑儿地推给被他定性为“记忆性文化族群”的电脑打字员和校对员。其实这种“鸵鸟式”的战斗方法帮不了他什么忙。在《文化苦旅·家住龙华》一文的“篇后附记”中，余秋雨三次写到五代的吴越忠懿王钱 ，都被他错成了“钱 常”，这能说是打字员和校对人员的责任吗？在同书《道士塔》一文中，他把“叶昌炽”倒成“叶炽昌”，十年来所有的版本都一直不改，这能说是排校差错吗？每一版重印前，你都干什么去了？不能再看一遍，将错字改掉吗？为什么总是把责任推给曾经为你的书出版付出过辛勤劳动的编辑和排校人员呢？
关于“叶炽昌”的错误，上海大学出版社《余秋雨〈文化苦旅〉导读》一书的编写者在注解中已经发现并把它改正了，只是没有同时指出余秋雨原书中的错误。结果给这本“导读”的使用者带来了麻烦。听说上海有所中学的语文老师，手持“导读”对学生讲解，当他读到“叶昌炽”时，有学生拿着正版《文化苦旅》站起来发问：“老师，余秋雨的书上印的是‘叶炽昌’，你怎么说成‘叶昌炽’呢？”那位语文老师红着脸说：“当然以余秋雨的原书为准，这本‘导读’没有好好校对，把人家名字给颠倒了，真是！”就这样，已经纠正了的差错又被错了回去，继续贻误着无以数计的读者。我听了这个笑话实在笑不出来。作为“青年导师”的余秋雨先生，难道你就不感到一丝内疚吗？
4。“咬嚼派”与中华文化
余秋雨在本专题中把我定性为“咬嚼派”，并公开表示了他对《咬文嚼字》月刊的轻蔑和否定。他说：“《咬文嚼字》这个杂志……我确实不喜欢……金文明这样的‘咬嚼派’，究竟在‘咬嚼’什么？乍一看连毛孔都咬到了（此句据《深圳商报》版补引），像是在做学问，其实对于稍稍大一点的文化学术课题都一片茫然。”他认为“咬嚼派”阻碍了中华文化“激发起巨大的创造力，与国际接轨”，并劝告我“从年轻人的前途出发，从中国文化的前途出发，不要走得太邪门了”。最后还表示，想就《石破天惊逗秋雨》写一本或几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从我及“咬嚼派”的“谬误”中“引导出新世纪的年轻人应该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等问题”。金文明答：
早在上个世纪，在余秋雨自称为“节约”起见而退回出版社寄赠的杂志以前，我早就开始“咬嚼”他了。抓一下他书中确实存在的文史知识差错，怎么就阻碍了中华文化“激发巨大的创造力”和“与国际接轨”呢？对史料的严格要求，是任何一位严肃学者起码的治学前提。何况他的一百多处差错里，很多不只是排校疏漏的问题，而是涉及到立论基础的重要史料差错。
余秋雨的所谓“历史大散文”，谈起历史来，经常可以完全不顾史实，什么凿空架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偷梁换柱的技巧都可以使出来，甚至不惜篡改史料来证成自己荒谬的观点。例如：在《文化苦旅·寂寞天柱山》一文中，有位名叫陈景元的道士，厌倦了京城官场生活，对王安石说了自己的苦恼。王安石把他的话用一首五言诗记下来，替他题在太一宫道观壁上。原诗是：官身有吏责，触事遇嫌猜。野性岂堪此，庐山归去来！这里明明是道士陈景元的话，但余秋雨为了证明王安石一心要归老天柱山，就把这首诗硬拉到王安石头上，将末句的“庐山”篡改为“潜山”（天柱山别名）。这样，道士陈景元所说的“庐山归去来”，就变成了王安石的“潜山归去来”。为了掩人耳目，余秋雨还将四句诗拆成两半，分开引录，而且不出篇名，不对涉及的人物作片言只语的交代。这种罕见的作伪手段，实在是闻所未闻！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是决不会干出这种毫无文德的事情来的。这才是真正的“邪门”！这种人还要侈谈什么“从年轻人的前途出发，从中华文化的前途出发”，“引导年轻人如何治学、如何读书、如何钻研、如何思考”，岂不惭惶煞人！
余秋雨以前曾把我们这些抓他文史差错的人划入“记忆性文化族群”，现在他又奉送给我一顶“咬嚼派”的桂冠，还说什么把他“连毛孔都咬到了”。我可以在这里奉告余秋雨先生：你如果还是坚持不改正自己书中无法否定的差错，继续贻误广大的读者，那么我不但要“咬”到你的毛孔，还要进一步“咬”到你的骨髓，“咬”到你的灵魂。这个“咬”不过是个比喻用法，就是咬你的书，咬你的文。为了纯洁祖国的语言文字，为了清除打着“大文化思考”的旗帜，实际上在糟蹋中华文化的造假作伪的恶劣学风，我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第三部 初“战”上海第12节 余先生文章写得很好
至于余秋雨说要“写一本或几本青年文史知识普及读物”，我当然无权干涉，但实在替他捏着一把汗。尽管他自我感觉良好，但良好的感觉代替不了客观的学问功底。记得去年五月，我在田林东路一家书店碰到一位澳籍华人蔡先生。虽属初交，但相谈甚欢。蔡先生说起对他的印象，不妨在这里转述一下：“余先生文章写得很好，语言流畅优美，在海外华人圈子里很有影响。但文史功底不够，毛病不少。我跟余先生是朋友，最近北京有友人来电让我转告他：别再碰中国古代的文学和历史了，免得出洋相。”我当时听了没有吭声，今天想起来，这种劝告确是苦口良药。
5。我对余秋雨也有一劝告
余秋雨在本专题中对我的“劝告”，实际上是在揭我的所谓“老底”。他说：“世间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今后千万不要再在全国首先摆出‘参与编纂《辞海》’、‘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的身份来，居高临下地对复杂的文史问题用yes或no的可笑办法一口气地评判一大串，你看，昨天至少有五位学者来长途电话，说《辞海》的历届编写者名单中没有他的名字，《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中也没有他的名字。这是怎么回事呢？我劝他们，事物有很多可能性，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名，金先生有可能是《汉语大词典》的‘匿名编委’或《辞海》的‘外援编纂’，当然，也可能是用了化名，也可能是这几位学者年老眼花，没有找到。”最后，他又说：金文明这个人，我“不认识，但听罗竹风先生多次说起过这个名字。罗竹风先生对我说了什么，我想上海辞书编辑界所有的年长者们一想就明白”。金文明答：这是余秋雨最得意的一笔。他用影射、捏造“事实”的手法贬损我的人格，已经激起了社会的公愤。他本来不是说要就文谈文、就事论事的吗？可现在却食言而肥，故意借用别人之口，把二十多年前早已尘封的往事旧账翻出来，企图干扰纯粹属于学术范畴的论辩。其实谁都知道，对他的“历史散文“作出批评，跟批评者的职务和学术地位毫不相干。哪怕是个中学生吧，只要批评得正确，被批评者都应当欢迎并接受。为什么硬要扯到学术论辩以外的事情上去呢？凡是稍稍年长的读者，看了他这段似曾相识的行文风格，一定记忆犹新，发出会心的一笑。你看他装腔作势，说什么“昨天至少有五位学者”打长途电话给他，报告《辞海》的历届编写者名单中没有金文明，《汉语大词典》编委的名单中也没有金文明。于是我这个批评他文史差错的老头儿，一下子成了欺世盗名的“骗子”。特别仁慈的余秋雨还特别关照我，“不要急于断言人家是欺世盗名”，而且还专门为我设置了“匿名编委”、“外援编纂”的台阶，帮我摆脱困境。我可真要感激涕零地对他脱帽三鞠躬了。
为了对历史负责，对广大的读者负责，我在这里把这两件事的真相公布如下：
（一）我是1972年到辞书出版社工作的，是《辞海》第一次修订版（1979年版）的正式编辑，参加了修订的全过程。该书出版时已经列名。1979年借调到《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没有再参加1989、1999两版的修订，但读者仍然可以从“编辑工作人员”名单“1979年参加者”下，找到跟冯英子、束纫秋、赵超构（《新民晚报》社老社长林放）排在一起的“金文明”。
（二）我是1980年10月27日由国家出版局、教育部联合下达的文件中被任命为《汉语大词典》编委的。现将《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简报》第87期（1980年12月25日印发）所载文件的内容原文转录如下：
陈落同志等二十一人增补为编委会成员
国家出版局、教育部于一九八零年十月二十七日联合通知，根据《汉语大词典》加强编写工作的需要，决定增补编委会成员二十一人。他们是：副主编陈落，编委马君骅、马锡鉴、王涛、方福仁、吉常宏、孙家遂、杨金鼎、沈幼徵、金文明、张拱贵、张鼎三、赵应铎、赵恩柱、祝见山、夏云璧、徐鹏、钱小云、黄典诚、傅元恺、曾华强。众所周知，《汉语大词典》编委不是行政职务，而是一种学术资格和称谓。一经正式任命，而且原任命部委未予撤销，即伴随终身，任何人都无权否定。我在《石破天惊逗秋雨》一书的作者介绍中写的是：“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主要撰稿人、第一编辑室副主任”。“曾任”二字就说明我“曾经担任过”。如此而已，岂有他哉！至于为什么在十三卷本的《汉语大词典》编委会名单中找不到我的名字，这一点我本来是不想说的。因为他涉及到一位已故的前辈，《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当年我曾经与他有过一段不愉快的经历，但在他生前已经和解，我不愿意再去烦扰他老人家的在天之灵。所以几家媒体一再要我谈这段历史，我都一概谢绝。
现在余秋雨用旁敲侧击、影射暗示等手法，似乎什么话也没有说，却明明白白地提示读者：金文明在当年罗老的心目中是个坏人。在讨论纯属学术问题的时候，为什么要把早已长眠在地下的罗老拉出来当剑使呢？这样的手段跟你头上“著名学者”、“文化史学家”的桂冠相称吗？余秋雨的这一行径，是对我人格的极大侮辱和伤害。我有权利要求余秋雨把罗竹风对他说了些什么全部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