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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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会是当老师教书吗？在他的学生时期的最后几个月里，墨索里尼就已经作为一名学生老师而协助授课了，据说教的是历史课。而1901年，母亲的职业看来也要注定成为他未来的职业了（阿纳尔多也曾当过一段时间的教师）。在当时的意大利社会，到学校教书同样能赢得人们相当的尊重，并且对他来说至少还可以到稍高层次的学校去任教。这一点可以从1910年5月份学校在一个学期结束时在福林波波利举行的一个庆祝活动中得到体现。这个活动是为庆祝“诗人的兄弟”——校领导瓦尔弗雷德·卡尔杜齐在这所学校任教满20年而举办的。当时的贝尼托·墨索里尼已获得了一个光荣的头衔——社会主义者创办的全国性日报《前进报》驻弗利记者，并且负责报道此事。他报道说，市长主持了庄重的仪式，卡尔杜齐老师戴着一块金表手拿着祝贺名册出现了。他以前的学生从那一地区的各个地方赶来与他们以前的老师在宴会上欢聚。市里安排了一个招待会，接着还在市剧院举行了一场音乐会。当然，在此之后还为演讲和祝酒留出了充裕的时间。
在10年前，年轻的学校毕业生会知道他有一天将赢得这样的尊重吗？1901年12月，墨索里尼在一本教师杂志的增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一篇对俄国小说的赞赏性评论。在之后的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最可能从事的职业就是去做一名教师了——并且，如果他的最终伴侣拉凯莱的记忆力可信的话，当他们的第4个孩子出生后，他就想让她以“教授”来称呼自己了。但是，年轻的贝尼托·墨索里尼还有另一个伟大的理想——从政。但他仍然处于进退两难的局面之中——怎样才能把这两种职业结合起来呢？
理想的解决方法就在当地。年轻的贝尼托，这个拿着“文凭”的“毕业生”，在数次申请教师职位失败之后，想在普雷达皮奥市政府里谋求一个秘书的职位。他的申请被认真地进行了研究，并且议会还就此事进行了投票，而亚历山德罗则在投票过程中自觉地回避了。但是，贝尼托最终还是因为太年轻和缺乏候选人经历而以10比4的投票结果落选了，看来他只能去当教师了。据说，亚历山德罗鼓励儿子不要灰心，干脆走出去、到外面的世界去。他说，他的儿子没准会成为“明天的克里斯皮”。1902年2月，皮耶韦—萨利塞托地区（是瓜尔蒂耶里—艾米利亚的一部分）的一所小学校里有一个空缺的教师职位。这个学校离家有100多公里，但仍然位于意大利的红土地带之内。于是，墨索里尼离开父母，到这个小学校当起了教师，据说这还是亚历山德罗的介绍信发挥的作用。墨索里尼最终也承认，他在当老师时干得不怎么好。同时，他还谴责说，学生的教科书里也留下了反动的教权主义者的印迹，甚至在社会主义者控制的市镇也未能幸免。他还对在培养学生的原创精神方面的失败做出了解释。而其他人则说，他在当地任教时，很多时间是待在“兄弟会酒馆”里饮酒打牌度过的。而且，由于墨索里尼对纪律的看法接近于自由主义分子，因此他遭到了当地学生家长的抵制。6月份，他发现他的任教合同没有被续签。究其原因，激进的教学方法可能还在其次，更重要的可能是发生在他身上的丑闻：他与当地一名士兵的妻子发生了奸情。
无论如何，年轻的教师已经在考虑准备离开波河河谷这个小世界了。1901年5月，墨索里尼申请了出国护照。他家的经济情况不错，在市镇上名声也很好，因此他顺利地拿到了护照。他通知6月初刚刚回到家乡的一个朋友说，他很快就要实现“不仅在但丁的土地上居住过，而且还要在特尔的土地上居住”。1902年7月9日，贝尼托·墨索里尼教授——一个小学教师，出发前往瑞士边界了。母亲为他准备了路费，这些路费相当于她近一个月的工资。墨索里尼说他只对“他的女人”说了再见，之后他再也没见到过她。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曾在一次争吵中刺伤了她的胳膊。当她真的再次见到丈夫时，她会非常高兴的。在缓慢行进的火车上，墨索里尼从一张报纸上得知父亲被捕了，但这场家庭危机并没有动摇他愤然离开意大利的决心。在1914年之前的10年里，数以百万计的意大利人离开了意大利。他回忆说，他乘坐的火车也挤满了出国的人。墨索里尼下决心要成为一个移民了，他将在异国庆祝他的19岁生日。
第1部 躁动青春移民和社会主义者（1）
在穿越瑞士边界时，墨索里尼走的是一条被千千万万意大利人走过的路。从1896年到1905年的10年间，400万余名意大利人移民国外，而在之后的10年里，移民总数增加至600万。最初的移民多是经由意大利北部进入欧洲的。而当新世纪开始的时候，有一批移民开始从意大利南部出发，美国和拉丁美洲开始成为他们的首选目的地。此外，还有许多移民前往瑞士、法国、德国和奥地利。例如，在1902年，就有50233名墨索里尼的同乡（绝大多数都是男子）前往瑞士，而墨索里尼只是其中的一个。在此后的10年里，墨索里尼还在奥地利的特伦蒂诺待过一段时间。他还想过要去美国或者马达加斯加，但后者看起来是一个不太可能的选择。1903年，他告诉一个朋友说，自己正在考虑去非洲过上20年——这样就可以避免被征召入伍了。1910年末，他和拉凯莱还讨论过要一起去美国，后来因为发现她有可能已经怀孕而放弃了这个设想。
意大利移民一般都是年轻男子。在1896年至1905的10年间，移民中的男子几乎是女子的5倍。移民们一般把自己看做是“旅居者”，或者叫做“候鸟”，他们努力工作并且忍受着剥削。无论是先出来还是后出来的同胞，现在都知道他们所在新国家的风俗习惯，也能够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对自己进行调整。这些移民们都打算着有一天能够更加聪明而富有地返回家乡。通常情况下，意大利的移民会像墨索里尼一样不止一次地出国和返乡，这就需要有点冒险精神。对于许多人来说，出国的过程就像是当了一段学徒，或者说得更好听些，像是被征召入伍了一段时间。这段历程大多是悲惨的，并且不可预知。边界上的生活就像是一个开幕式，移民们最终能够“发财”并在完全成年后荣归故里。这些移民们没有什么国籍观念，好像现代的意大利这个国家与他们的希望和恐惧都毫无关系似的。
每个移民在离开意大利时都带着发财的梦想和精神的解放，但每一个移民的命运却又是不一样的。国外生活的经历更加剧了两性的差别并支撑起了传统的家长制度——已有的习惯和信仰在年轻的墨索里尼的思想中得到了确认。更加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国籍，这也是事关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国家的政治利益的问题，即这些移民到底是认同那些接收他们的国家，还是认同意大利。这里有一个有些奇怪并且带些讽刺意味的可能，即虽然移民们是因为意大利这个单一民族国家不能够在眼下为他们提供生计、也不能够在未来为他们提供机会才移民国外的，但移民运动却的的确确促进了意大利人的“国民化”进程。从定义上讲，在一个现代国家里，移民的过程包括统计、造表和评估等程序。这些移民离开了意大利和自己的家乡，但不管是接收他们的国家还是意大利政府的代表，在与移民接触的时候都称他们是“意大利人”。那些与他们混居的人们也都是这么称呼他们的。有关身份的问题总是不那么简单。有时“拉丁人”愿意聚居在一起，好像他们仍是罗马帝国的臣民。“意大利人”更是经常成立一些俱乐部和各种协会，并且这些组织都是由来自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城市或者同一个村庄的移民建立的，而组织中的成员则是由返回家乡的亲属的传统的“移民链”约束的。但不管怎样，“意大利”这个词是无法从移民的词汇中消失的。事实上，正如一个移民所说的那样，正是因为移民到了拉丁美洲，他才知道自己是一个意大利人。
后来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里有很多重要的人物都有这种逐渐地认同自己的意大利国籍的经历，例如曾担任法西斯工会头目的埃德蒙多·罗索尼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出生于1884年，比墨索里尼小一岁，家乡位于离普雷达皮奥不远的费拉拉省内的一个小村庄。在一次劳工运动中，他与意大利警察发生了一次小冲突，之后他便移民去了美国。在那里，到1912年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坚持认为成立“一个严格的意大利工人阶级联盟”是战胜资本家老板并使他自己的事业有所进步的最好途径。另外一个在美国的意大利移民是阿梅里戈·杜米尼，他于1924年成为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军队的头目，并杀害了社会党议员贾科莫·马泰奥蒂，从而制造了法西斯政权最大的公共丑闻。杜米尼实际上属于第二代移民，他于1896年出生在圣路易斯，但后来又被送回意大利接受了一些教育。在那之后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杜米尼在意大利陆军服役，并逐渐变成了一个民族主义者。
最初，墨索里尼自己并没有走上这些类型的移民之路，他是一个社会党成员。他的父亲亚历山德罗在一篇引以为自豪的发表在当地报纸上的一篇短文里，谴责了意大利把他的公民赶出这个国家的可耻之举——据亚历山德罗称，多维亚村里的9户人家共约50人都移民去了巴西，遭罪是肯定的，客死他乡也未可知。他警告说，黄热病正在热带地区蔓延。当时以及此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把移民解释为一个跨国剥削的过程，资产阶级通过这种方法在国内和国外同时压低工人的工资和各种条件。事实上，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的移民并不是很多。在大多数明白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这些移民中还有很多叛徒和破坏工人运动的人。
在墨索里尼看来，他移民到瑞士并没有违背社会主义思想。然而，他移民国外可以算是一种变相的放逐。除了带有年轻人的冒险想法之外，这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意大利这个国家的一种蔑视，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他被认为是不值得雇用的人。在他的新住所里，墨索里尼所有的想法都是要忠诚于社会主义组织，因为他们在他远离家乡的时候为他提供了一个家。在到达瑞士短短几周之后，他就开始定期为一份名为《劳动者的未来》的日报写文章了。墨索里尼曾对一个朋友说，他当时正与一位来自洛桑的律师蒂托·巴尔博尼共同编辑那份报纸（事实上，那份报纸的编辑和意大利社会党的书记就在瑞士）。墨索里尼没有得到编辑的位置，但他确是一个勤快的作者和天生的记者，在到达瑞士后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他就发表了9篇文章。
从这个意义上讲，墨索里尼是一种“知识分子移民”。1902年，自由党统治的意大利的各个公共机构都在许多“最好的和最聪明的”新一代移民的挑战下被搞得声名狼藉，并且这种状况至少要持续到1915年5月意大利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根据当时主要的社会学家们的研究，在世纪之交的意大利，每1000个居民中就有0．74个律师，而在管理很好并且很有秩序的普鲁士，这个数字只是0．12。1900年，意大利议会里每32个社会党成员中就有27个称他们自己为“教授”，意思是他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课程的毕业证并有资格到学校任教。从这些详细的数字中，悲观的保守派人物朱斯蒂诺·福尔图纳托得出了一个明显的结论，对意大利如何才能把它的人民“国民化”这一问题感到绝望。他猛烈抨击新形式的“知识型无产阶级”，认为他们比经济型无产阶级更加卑劣，更具威胁性，而一些极端的政治派别的加入更是增加了他们的活跃性和不稳定的因素。墨索里尼当然不是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律师，但是他也要求被称呼为“教授”，并且大胆宣传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自由和责任，称知识分子是精明和积极的，并时刻准备着“革命”。他预测他的世界是一个范围很广的世界。事实上，在为《劳动者的未来》所写的第一篇文章里，他就把欧洲资产阶级因威尼斯钟楼的倒塌而产生的惊慌沮丧与他们对奥斯曼帝国屠杀亚美尼亚人所表现出来的宽容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