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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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可否认的是，她的确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佩塔奇肯定为人们提供了一些证据表明墨索里尼还没有丧失他的性吸引力，虽然他的身体日渐衰老，并且继续遭受着胃痛的折磨。一个观察家发现，墨索里尼在1934年年初的时候变胖了（这很可能是牛奶在他的饮食中处于中心地位所产生的结果），但是精力却非常充沛。他也没有停止过运动，1934年1月，他还到位于罗马东边的亚平宁山脉中一个新开的名叫泰尔米尼洛的度假胜地去滑雪，并且拍了许多照片（他注定要在1943年再次造访这个地方）。然而，当他晚上回到拉凯莱和孩子们住的托洛尼亚别墅里时，生活又变得如此地单调乏味。客人们注意到他家里的家具非常笨重，并且不配套。墨索里尼还喜欢看电影，尤其是美国喜剧片（与同时代的人一样，他也喜欢迈克·塞纳特、查理·卓别林、劳莱和哈代）。来访者还记得，墨索里尼一直都避免在家里发生争吵。他与两个年纪较长的儿子关系并不亲密，学校和警察的报告显示，墨索里尼的这两个儿子都喜欢逃学、运动、开快车以及与放荡的女人鬼混。有一次，墨索里尼提出想看一看布鲁诺打篮球（他是他的篮球队的队长），这让布鲁诺大为吃惊。这也许算是小小的仁慈和关怀吧。而法布里齐奥·齐亚诺还记得，他那位很注意自己举止的身为上层资产阶级的外公像叫一个小孩子似的把他叫过来，命令他立正，然后打了他一个大耳光。
不管是在私下还是在公开的场合，墨索里尼仍然很少表示出满意之情。与佩塔奇这样一个年轻的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只是让墨索里尼进一步确认了自己原先的看法，即女人才是真正喜欢性交的人。他说：“骄奢淫逸的生活和肉欲让女人感到高兴、充实和心满意足。”相反，留给她的可怜的情人的却只有“空虚和失望”。他还向一个同事倾诉说，不管怎样，男人通常总是要杀掉他最爱的人。
斯塔拉切为法西斯党设计的是一个平民化的、永远充满活力的形象，而墨索里尼的这种失望和沮丧和心态与此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但法西斯的宣传中把墨索里尼塑造成为一个无处不在的、全知全能的、类似上帝的形象，这就隐藏了墨索里尼内心中日益加深的孤独。有时他好像也承认这种上天赐予的权力的局限性，说他的绝对的权威禁锢了他，他甚至坦白地说有时候他发布命令是因为人们期望他这么做，而不是他感觉这样做能够取得什么结果。他召集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开会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最高委员会在1923年至1929年间召开了106次会议，在1930年至1936年间是56次，而在1937年至1943年间只有23次。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当最高委员会真正开会的时候，墨索里尼在大多数情况下也只是到会上发表一个长篇大论的讲话。
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的党羽中一些较为独立的思想家们的遭遇就惨了，特别是在由斯塔拉切来决定政治风气的时候。巴尔博最多也就是一个立场不确定但又喜欢对任何事情都分析一番的分析家，但是有时候出于嫉妒，他在墨索里尼面前也会很不安分。但让他极为不满的是，1934年1月份，他被贬到了的黎波里。这一时期主要的受害人是阿尔皮纳蒂，他在1933年5月突然被解除了内务部副部长的职务（他的继任者是圭多·布法里尼·圭迪，是一个托斯卡纳人，是在法西斯政权的最后10年里一直任职的人之一，并且在萨罗共和国里也担任了内务部长这一重要职务）。1934年7月，斯塔拉切被逮捕并开除出法西斯党，之后又被流放到康费诺，并在那里一直待到1940年。阿尔皮纳蒂的落马是斯塔拉切的杰作，据说还得到了贾科莫·苏阿尔多、Ａ．Ｓ．本尼和商业界的支持，这件事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法西斯党内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
斯塔拉切是这样向墨索里尼汇报阿尔皮纳蒂这件事的：他念念不忘领袖年轻时的过激行为，恶意毁谤攻击社团主义，对政府帮助因大萧条而陷入困境的银行和企业摆脱困境的做法也进行诽谤和攻击。另外，政府要求《意大利人民报》在博洛尼亚省的订户要达到10万，但他却容忍这一数字降到了36个。他还有腐败行为，照顾裙带关系以及其他更严重的罪行。他的朋友还吸食可卡因，盘剥妓女，毒害未成年人，嗜赌成性，还诋毁法西斯取得的伟大成就。他还在公共场合说民族法西斯党只不过是“一群混乱的跳梁小丑”。他居然还有“黑人教皇”或者“法西斯主义的斯大林”之类的想法。最恶劣的是，他竟敢公开而猛烈地对领袖墨索里尼自己的演讲进行攻击。
斯塔拉切下定决心开始在党内进行清洗了，并且把自己看成是法西斯政权里的未来的维辛斯基或者雅戈达。苏联在编写官方历史的时候，曾故意改变布哈林等这些1937年清洗运动中的受害人的姓名，把他们的姓名中本来应当大写的首字母小写。斯塔拉切也效仿苏联的这种做法，把阿尔皮纳蒂（Ａｒｐｉｎａｔｉ）的名字写为“ａｒｐｉｎａｔｉ”，而他的党羽们则更进一步把它写成“ｉｒａｃｉ”，并且希望能够把这些被清洗的人“从历史中根除掉”。墨索里尼对于他的老朋友阿尔皮纳蒂遭受迫害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一无所知，但他的确只是袖手旁观并且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墨索里尼的思想中有些想法可能与法里纳奇是相同的，法里纳奇对墨索里尼说，他不相信斯塔拉切对阿尔皮纳蒂的指控是真的，并且不管怎样，阿尔皮纳蒂都是一个“绅士”。如果墨索里尼内心也是这种想法的话，那么根据他的神赐的“权力”的特点，他就必须先把法里纳奇这种私下的怀疑放在一边，等到战争开始引发爱国主义浪潮时再借机把阿尔皮纳蒂从他的流放地——利帕里群岛——召回来。后来墨索里尼也听到了一些谣言，说在他最喜爱和珍视的艾米利亚－博洛尼亚地区，阿尔皮纳蒂的落马让法西斯主义从此一蹶不振。法西斯党在波河河谷地区很受欢迎，但斯塔拉切在曼托瓦发表的一个演讲可能对此没有什么好处。他在演讲中夸口说，他“从来都不睡觉，即使在床上的时候也是在工作”。他又补充说，如果哪个女人想试一试的话，可以到后台来找他。但是当时，希特勒的纳粹政权已经巩固，从而给国际关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与此相比，国内问题给斯塔拉切等带来的辛苦劳累只能算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了。
1934年夏天发生的三件大事让当时尚处于初始阶段的纳粹与法西斯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阶段中达到了顶峰。一是期待已久的墨索里尼和元首希特勒之间的会面终于在1934年6月14日至15日之间举行了，地点是威尼斯，这对于喜爱艺术的希特勒来说是一个很合适的地方。法西斯政权的媒体把这一事件宣扬为“两种革命的碰撞”。但是，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二人是否真正互生好感。在之前的几个月里，墨索里尼曾公开地反对德国吞并奥地利，声称“奥地利知道，在作为一个主权国家捍卫其国家独立方面，它可以依赖我们意大利”。法西斯的媒体也对墨索里尼的话做出了回应，法里纳奇把纳粹嘲讽为“社会－国家主义者”，是一群“徒有法西斯其名而无其实”的人。墨索里尼也毫不犹豫地再次公开反对纳粹的种族主义：“百分之百的种族主义。反对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昨天他们反对天主教文明，今天又反对拉丁文明，明天，谁知道呢，也许他们会反对全世界的文明。”他又说，他们的政策因此是一种“愚民主义”、“排外主义”、“沙文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在20世纪是行不通的。在《意大利生活》上，纳粹的种族主义哲学家罗森贝格甚至被骂为是“反基督的”。一个评论员还轻蔑地声称，罗森贝格的“空洞”的理论简直就是“源自俄国的伪哲学”。
但是，在威尼斯，如果发现大部分事情都误入了歧途那也没有什么让人吃惊的。两个人第一次是在斯特拉别墅里见的面，这曾经是拿破仑的别墅，里面到处都是蚊子——一本回忆录声称那儿的蚊子像鹌鹑一样大。第二次会面是在威尼斯的高尔夫俱乐部，沃尔皮和亨利·福特早在几年前就想安排他们在这里见面，但安排在这里会面并不合这两个独裁者的意，因为两人（不像佛朗哥）都太传统，无法理解高尔夫和“政治家的才能”怎么能够结合在一起。
在此期间，希特勒还参观了威尼斯艺术节，但令他感到厌恶的是，法西斯竟然没有禁止现代派的艺术作品展出——在他看来这就是退化堕落，现代派的绘画作品，满屋子都是。在所有的场合，希特勒都穿着平民的衣服，用墨索里尼的话来说，他看上去“像一个穿着橡皮布防水衣的管道维修工”。希特勒还用德语说个不停，并且他言语中的恶骂和诽谤也让墨索里尼感到厌烦或者难堪，而墨索里尼也想让他相信自己能够毫不费劲地听懂德语。但是，希特勒的喋喋不休在当时和之后也的确考验了墨索里尼的理解力。
同时代的人也常常努力地寻找他们希望这二人的会面所能够带来的成果。伦泽蒂汇报说，希特勒“容光焕发地”回到了德国，带着些奉承信服地声称，像墨索里尼这样的人物每个世纪才能出生一个。这位元首还说，有一些事情即使是对最亲密的德国合作者他都不会提起，但却可以拿来与墨索里尼一起讨论。苏维克给多尔富斯写的信更加辛辣地说，尽管别人已经“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但希特勒还是喋喋不休地大讲他的人生观。对于德国吞并奥地利一事，他也不是很有信心，而墨索里尼对此的反对也丝毫没有减弱。墨索里尼曾亲口对德韦基（他当时是墨索里尼驻梵蒂冈的非常虔诚的代表）说，当希特勒谈起犹太教和德国天主教徒的可恶行为时情绪非常激动，并且像张“破唱片”似的翻来覆去说个没完。墨索里尼希望希特勒能够在对待教会的政策上更冷静一些，但他又补充说很高兴法西斯意大利能够“在政治上和伦理上”与天主教保持一致。
第3部 权利高峰阿道夫·希特勒的挑战（5）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与墨索里尼会面受到了鼓舞，希特勒一回到国内就下决心采取行动了。1934年6月30日，他组织了一次“长刀之夜”行动，包括救世军领导人罗姆在内的许多反对希特勒的右翼分子都被杀害了，其中有一些是出于意外，但有一些确实是被谋杀的。在这次行动中，有150到200人被害，连意大利的法西斯都被这样公开而大范围的暴力行动惊呆了，因为他们自己当年在崛起过程中的行动也无法与此相比。甚至连意大利那些亲德国的媒体也试图解释说，希特勒的政权正处在“心理危机”中，而这种心理危机是他们在“理智化”方面的弱点以及没有能够获得墨索里尼所体现出的那种“拉丁式的明确性”所造成的。而墨索里尼本人也借机鼓动奥地利人要更加严酷地抵抗“恐怖主义”。
但是，他的建议来得太晚了。7月25日，奥地利的纳粹分子在一次糟糕的政变中谋杀了多尔富斯，残忍地把他丢在维也纳官邸的地板上流血致死。就在几周前，这位奥地利总理还给苏维克写信说，他很高兴能够在海滨度假地里西恩与墨索里尼会面。就在被害的当天，他的妻子和孩子已经在和墨索里尼的家人一起度假了，而正是墨索里尼本人向他们通报了这件事。墨索里尼对此事做出了最为强烈的反应，他甚至动员了4个师的部队并把一些装备都运到了勃伦纳山口，而意大利媒体也为他做出的这一反应鼓掌喝彩。从一个更加个人的层次上讲，多尔富斯这个政客的死也让墨索里尼非常头疼，因为多尔富斯是他在奥地利的代理人。多尔富斯死后，墨索里尼一直照顾着他的妻子弗劳·多尔富斯和孩子，1938年3月还为她在瑞士找到了一个避难所。在此之前，他还关切地命人给多尔富斯的孩子们买了电动模型汽车，并给他的遗孀送去了一幅“恩格尔伯特·多尔富斯肖像”，这件作品现在还在威尼斯艺术节的奥地利展厅里展出。
现在，在发表政治评论时，墨索里尼已经没有什么理由来控制自己对纳粹德国的敌视态度了。他说，“社会国家主义者”有那么多荒谬可笑的想法，希特勒的“新遗嘱”——他这样讥讽希特勒的《我的奋斗》——里的想法也是如此。他又更加挖苦地补充说，要想培育出一个纯种的德国种族，那得花费6个世纪的时间，因此，“有足够的时间来沉着而
